说实话，得付出很大的代价，结果很可能还是生不如死。
当年范蠡以一句“鸟尽弓藏”作为“遗言”劝告文种，然后自己悄悄地离开了越国，文种偏不信邪，对勾践百般信任，最终的结果却被范蠡说中，勾践果真不是一个可以患难的君主，赐给文种一把宝剑，文种看着宝剑泪流满面，不甘地自尽了。
勾践得以复国，既靠自己的无双毅力，同样还有范蠡和文种的忠诚和付出，所以要说越国得以中兴，要算功劳的话，应当属于勾践、范蠡、文种这三个人。
可问题来了，勾践作为君主，怎么可能接受臣子和他的功劳平等呢？
所以，唯有行阴毒之策，除掉功臣。
事实上，抱着和勾践一样想法的君主自古以来数不胜数，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而一国之间，也同样不能同时存在两位声望极高的人，即便功高盖主的臣子没有异心，却也不代表君主能够放心。
长平之战后，赵国直线衰落，秦国强势崛起。
把赵国绝大部分有生力量灭杀的白起在国内威望一时之间无人能及，加上白起本就不是秦昭襄王这一派的，所以立下不世战功的白起，反而被秦昭襄王忌惮。
为了削弱白起的影响力，秦昭襄王任用范雎来对擂。
当范雎成为秦昭襄王座上宾的那一刻，白起就应该明白他该退休了才对，可他却不信邪。
只要秦昭襄王想除掉他，不管他有什么办法，他都难以逃脱，因为周代讲究一个“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白起逃离不了这种束缚。
于是秦昭襄王的“赐死令”就送到了白起的手上，拿起宝剑，白起只能含泪自刎。
这又是对文种故事的一次重复。
既然留不住，那就只能躲起来。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对于西汉建立最重要的两个人，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个是刘邦大业的总参谋师：张良。
一个是刘邦江山的奠定者：韩信。
韩信很有才华，打仗能力堪称秦末第一人，各种策略和功绩都是无人能及的，项羽有破釜沉舟，韩信也一样有背水一战，而刘邦的命运转折点从关中开始，既然需要关中，那么韩信就献策还定三秦，甚至亲自带兵上场，最终击败了章邯，斩断了项羽在关中的左膀右臂。
后来韩信为刘邦攻灭天下诸侯，将项羽围在垓下进行四面楚歌，项羽潇洒自尽，韩信觉得除掉了人生大敌，本以为靠着这样的功绩刘邦会重重封赏他，谁知道，刘邦二话不说来夺掉他的兵权。
即便是到了后世，刘邦的翻脸速度，那也是绝无仅有的。
韩信第一次体会到了白起的感觉，虽然不至于死，但对他而言，如此这般反而还生不如死，刘邦将韩信的爵位一降再降，最终降成了淮阴侯，经常还和韩信进行谈话，观察韩信的心态，而韩信仍然抱着刘邦公正对待他的看法，始终不愿意离开权利的中央。
硬刚，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当韩信想造反的时候，吕后先发制人，率先除掉了韩信，虽然韩信不是死在刘邦的手里，可确实是被刘邦削弱的，削弱之举，不就等同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吗。
韩信是这么一个结果，而再看看另一个功臣张良，他却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路线，走出了不同的人生。
对于刘邦，张良没有说过什么鸟尽弓藏之类的话，在刘邦建立大汉后，张良开始进入了半隐退状态，张良声称自己喜欢修道，追逐仙人的脚步，这话有几分真假只有张良自己知道，可以确定的是，张良选择了“躲起来”。
只要远离了权力的中枢，看在过去的情分和贡献下，张良希望刘邦和吕后能放他一马。
虽然吕后执政后，她对张良说，你根本不需要害怕我会对你过河拆桥，你可以大大方方回归朝廷，吕后的话说得坦荡，但张良却不可能因为这两句保证从而真的飘飘然。
一个人，一个聪明的人，他不应该相信政治家的话，他应该相信过去发生的历史，因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的集合，历史彰显了什么，人性就会上演什么。
所以被后世人诟病“被害妄想症”的张良，终其一生，都没有被朝廷的任何斗争波及到，他安然度过晚年，子孙后代繁衍成了门阀，著名的范阳张氏，就是靠张良的谨小慎微才得以诞生出来，而就算大汉都灭亡了，张良的子孙张华一样能担任晋朝的司空，这就是洞悉人性带来的回报。
都是功臣，却两种结局，张良和范蠡一样，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了世人，如果功高盖主了应该怎么办？
那就是功成身退。
而白起和韩信则用亲身经历告诉了后世人，千万别硬刚，根本玩不过的。
可名利场的游戏，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历史故事、微言大义就能让人的思想一步到位的。
对于伟大的政治家来说，他们会有一种质疑。
如果有功劳就要躲起来，那么当皇帝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一开始就不躲起来？
所以，还是要争，既然皇帝忘恩负义，那么干脆取而代之。
这种人，叫权臣，他们是儒家最厌恶的一批人，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古代文明里，以最酷的方式来“报复”皇权的冷血无情的人。
于是在东汉末年时，镇压过黄巾之乱和凉州叛乱的董卓成为了大权臣，一入京就直接掐住皇帝的命脉，在他的眼中，没有什么忠不忠诚的说法，唯有实力至上，他目前实力强，那皇帝都得听他指挥。
这种局面，根本就不是董卓要躲起来避免功高盖主的事，而是皇帝要躲起来，避免董卓将他祭天然后篡位。
董卓之后，又是曹操，他也根本不说什么忠诚不忠诚，大权独揽，完全不需要考虑皇帝的意见。
假如把权力老老实实还给汉献帝，曹操会死吗？
即便曹操真的为复兴汉室江山再努力，他还是一样要死，因为在皇帝的眼中，自家的江山永远是第一位，如果江山稳固了，那么再考虑爱民如子，假如江山都保不住了，还想着布施天下，那就是愚蠢。
自古以来皇家的最大特点：
够自私，够通透。
他们不会被道德绑架，反而制造道德绑架其他人。
这世上的压迫和剥削，其背后的真相就是一种种思想的绑架和诱导，所以说为什么要有文化，要多读书，只有懂得东西多了，才能看穿背后的真相，才能反制这种来自于智慧层面的束缚。
因为曹操自己就不相信人性，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把权力还给汉献帝。
曹操死后，曹丕继承大权，直接让汉朝成为了历史。
而东汉、三国、晋代时期，是这些顶级政治家们活得最通透的时候。
曹魏建立后，没过多少年，司马懿又夺得了大权，后来司马家又篡夺了江山，而司马炎建立了晋朝，统一天下后，又埋下了霍乱的根源，实行对中央威胁十分巨大的分封制，所以司马炎去世后，晋朝立马就崩塌了，因为这些人都太通透了，看似混乱不堪，实则他们都在为自己而战。
可不管怎么说，造反和动乱总归是不好的，让百姓受苦，这不是统治者该做的事情，因此古代中国进入了最黑暗的一个时代：
五胡乱华。
而五胡乱华的同时，人性的赤裸在不断演舞，南北朝时期，一次次君臣之间的背叛，一次次政治权力的迅速变迁，高欢和宇文泰的后人纷纷改朝换代，这个时代无不体现着一个道理：
一切以实力为尊。
按照功绩来讲，宇文泰功高盖主吗？高欢功高盖主吗？那答案自然是的，但他们是权臣，而不是以忠为尊的良臣，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皇帝的感受或者世人的评价，他们只在乎自己能不能取而代之。
即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他自己都是篡位登基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权臣，当年也险些被宇文赟找理由杀掉，只不过宇文赟斗不过杨坚和独孤伽罗夫妇，而当时，杨坚也想过“躲起来”，可独孤伽罗却鼓励他，最终得以改朝换代。
而真正在皇帝这个位置上打开“大格局”的，当属李世民。
李渊建立唐王朝后，矛盾迅速从割据政权之间的纠纷变成了家人的权力之争，强大的李世民让李渊和储君李建成感到不安，于是开始了李世民漫长的针对。
李世民没想过躲，因为他不需要躲，即便在长安呆不住了，他一样能在洛阳发展，而每每打仗，李世民都是身先士卒，要说隋末唐初的战神无数，但李世民必定名列前三，所以当李世民以政变获取了皇权后，他并没有担忧其他臣子造反。
李靖灭突厥，李世民不担心。
侯君集灭高昌，李世民不担心。
之所以不担心，是因为李世民认为自己能够镇压住他们，也认为他们是忠诚的，李世民的豁达，臣子们的感动，最终让千古以来的“君臣猜忌”在贞观一朝鲜有出现，这也是文臣武将公认的“明君”时代。
可像李世民一样的人自古以来又能有多少？
大多数还是陷入了人性的悲剧之中。
五代十国时，君臣之间根本没有信任，如果出现了某一方对某一方的信任，那么就意味着被信任的一方掌握有了主动权。
后周世宗柴荣驾崩前，安排赵匡胤为御前都点检，在柴荣看来，这是预防其他权臣篡夺皇位的最好办法，所以柴荣是相信赵匡胤的。
正是因为被相信，赵匡胤有了主动权。
柴荣驾崩后不久，赵匡胤就成为了柴荣最担心的那种人，直接篡位登基，改朝换代，而赵匡胤当皇帝后，立即打压功劳也同样很大的文臣武将，最终确立了“重文抑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
所以两宋的悲剧，根源就在于赵匡胤的应激反应，定下了一个弊端颇多的基本国策。
到了明清时期，皇帝开始高度集中皇权，集权的好处在于，可以最大程度削弱功臣的威望。
所以整个明朝，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威胁皇权的权臣，即便是张居正都不能，因为整一个大明，即便是没有功绩的臣子都在皇权的高压下惶惶恐恐，在思想上就已经杜绝了“功高盖主”的可能性，所以谈何篡权。
到了清代末期，湘军曾国藩的出现则是再次上演了“功高盖主”的剧情。
而曾国藩的选择就和张良有点类似，虽然他没有隐退，但他破了自己的“圣名”，暴露自己的缺点，让世人对他的期待一降再降，做这么多，完全就是为了让慈禧安心。
假如曾国藩有着宇文泰、高欢之心，那么无需等待辛亥革命，或许大清就要提前改朝换代了。
可曾国藩不是胆小，只是他明白人的终点应该是哪里，一个人又应该需要什么。
在曾国藩之后，大清还出了一个袁世凯，而袁世凯当年被摄政王载沣百般针对，面对朝廷的压力，袁世凯只能退隐。
不过袁世凯这个人处在“低调”和“阴谋”之间，最终还是参与了推翻清政府的计划，而后又自行复辟。
可惜天下已经变了，觉醒的百姓再也受不了这些君君臣臣的把戏，袁世凯就在百姓的讨伐声中郁郁而终。
古代多年的权谋历史，无不讲述着人性的智慧，可智慧的背后，却是人性的悖论，权力的本身，应该是回馈于天下，因此也应该是能者居之。
但当掌控权力者忘却天下，试图以权力满足自己，试图用权力击败更有能力的人，到了那个时候，历史便会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