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战时奋斗目标已经明确：即帮助保护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活下去，他们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时的老朋友。
这是我对于周围情况作出的个人反应，而抗日战争的活动，则几乎被中国和美国军人所垄断。
很少有教授被调动起来，即使学生，作为稀有的国家资源也必须受到保护健康成长，而不是消耗在战争中。
在战时的中国，一些被派驻在此的美国文职官员，对此感到幻想破灭，最终开始通过救助妇女、儿童和收藏明代青花瓷器来减轻他们的烦恼。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反对抗日战争，但我认为，在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更加迫在眉睫的是维护开明教育而非抗战。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三个头衔，分别是：
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以及美国出版物服务社主任。
这样，我就成了一名能在中国到处游历的拥有自由身份的代理人。
我曾在昆明访问过三所处于困境之中的大学，还在重庆郊外，访问了第四所主要国立大学即国立中央大学以及南开经济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我还走访了国民政府的国家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如今坐落于长江上游的树林中。
当然，我还有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去看望我们的好朋友梁思成夫妇。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公共职责与私人愿望的结合，并没有违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
距离蒋廷黻住所不远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宿舍区。1942年9月26日，在这里我见到了我们从前在北京时的老朋友梁思成，“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足足有5分钟”。
他来重庆，是为了向教育部和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请求拨款的。
我们在1935年圣诞节分开之后，梁思成和他的家人，随学术机构南迁离开了北京，乘火车迁往湖南长沙。
后来，长沙遭到日军的轰炸，于是他们继续迁移，有时搭车，有时徒步，历时两个月，来到西南地区的昆明。
1938年，昆明西山华亭寺。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当日军又轰炸昆明时，梁思成夫妇就搬到了城外的村庄并自己建造房屋，我曾去过那里。
之后，为了逃脱可能的袭击，至少是飞机轰炸以及昆明的高物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决定北迁到云雾笼罩的四川乡村。
研究所珍藏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图书资料，以及从安阳挖掘的殷墟文物都必须用卡车向北运到四川的李庄。
这个小镇位于长江南岸，在长江航运终点宜宾（叙州府）以东20英里。这里冬天寒冷多雾，夏天炎热潮湿，虽然书籍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员工的健康却受到了极大的危害。
安阳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梁思永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研究所也不得不跟着迁来此地，当时，林徽因也患有肺结核，卧床休养。
梁思成发觉，我已愚蠢地不再使用他在北京时候给我起的中文名费正清。因为，战时新闻局的麦克·费希尔的姓氏也是费，于是，我把名字改成了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的中文名范朋克，
但是，梁思成告诉我：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而费正清意思是‘费氏正直清白’，而正清与约翰·金谐音。使用这样一个中文名字，你可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
显然，他是对的。与此同时，我回想起以前外国人常常不知不觉取了带有贬义的中国名字。
例如1834年广州的英国特使内皮尔勋爵，他的中文名为“律劳皮”，听起来像是“拼命做坏事的痞子”。蒋介石名“中正”，意为“居中正直”，有这样一个名字，人们自然愿意与之团结在一起。
而我的“正直清白”的名字，也恰合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
1942年11月下半月，我计划访问李庄，同行的还有陶孟和博士，我们搭乘小火轮沿着长江逆流而上。
自从我们1932年在北京初次见面之后，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研究所并入了中央研究院，成为其所属的一个单位。
他带着自己生病的妻子一同来到重庆，后来，乘飞机带其来到兰州，希望西北地区干燥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能使妻子的病情得到缓解。
川江航运轮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与陶孟和同行实属难得，我们为沿途的所闻所见而感到心旷神怡，故事首先发生在我们乘坐的小火轮上：
这是一艘舱位分等的轮船，外形如同一辆三层舱板的普尔曼火车卧铺车，外面漆成类似军用卡车的颜色，顶层种有一棵大树，那是用来掩盖烟囱的伪装。
洗净的衣服，晾在船的两侧，甲板上永远挤满了人，这些人就在甲板上度过整个旅程。
我们在一号船舱，6英尺×8英尺大小的空间里，有两个铺位和一张桌子。桌子一放，过道就仅仅够一个胖子穿行，但是，过道足够两个瘦子躺在这里，这样过往的乘客只能小心地从他们四肢的空余处踮脚穿过。
据说，如果两人极其瘦小，或适应性强的话，第三个人还可以在旁边的缝隙躺下来。
从甲板到过道，再到餐厅，这样拥挤的场景随处可见，走路时，必须非常小心，看清地面情况，在裤子、胳膊和脚腕之间一路寻找缝隙插足前进。
再没有什么比上厕所更令人尴尬的事了，蹲在厕所里，透过木门板的缝隙，可以看到一位中国妇女就睡在厕所门口的甲板上，脸上显露出天真无邪的表情。
（补充一下，甲板上的厕所为悬臂式，置于船尾处，受地心引力影响，排泄物直接排入江里，很少出现倒流的情况。）
我们于10号晚些时候登船，第二天早上8时，曙光透过薄雾照耀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上空，轮船起航，到了晚上，便会靠岸停泊，如果我们在午后不久到达下一个较大的城镇，我们可能会一直停靠到翌日早晨。
这里的人群像在地铁站一样拥挤不堪，但又并不显得那样匆忙。船舱是聊天睡觉的好地方，我们只能以此打发时间。
我的行李中，还有一块崭新而极其有价值的油布，虽然它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的桐油气味，但可以驱赶臭虫，而不至于让人特别反感。
同时，我们整晚开着灯，避免臭虫侵袭。此外，还有一种看着颇为敏捷的蟑螂，它尾部宽大，从尾部到头部逐渐缩小呈锥形，长着一个木槌形的喙。
它试图接近我的油布，突然间又仓皇而逃。我将一个7英尺长、5英尺宽的机缝蓝色睡袋置于油布上，这样一来，就没有臭虫从我身上爬进睡袋了，而且，一旦它进入可能就别想再出去。
我还在睡袋内底下，铺了一块绒毯，这样进去睡时，就像在施展具有神秘感的柔术。格雷厄姆·佩克听说，有位女传教士就曾光着身子睡在睡袋中，
当然，这可能只是别人的想象。至于我，身体钻进睡袋中，头上盖一块老妇人用的薄头巾，除了野兽便没有人可以认出我是谁。
至于饮食，我们每天有三顿中国式的美餐，没有宴会的那些繁文缛节。早上、中午和晚上各两碗米饭，把我食肉的狮子的胃，吃成了食草的母牛的胃。
吃饭时，从碗边把米饭拨进嘴里，然后，等它们进入胃中被消化，此外，我们还有额外的又圆又硬的四川柑橘可供享用。
和衣而睡总有一种缩成一团的感觉，好在，如今似乎习以为常了。
同时，长江昼夜不停地向东奔流。与密西西比河不同，长江的两边有着高高的堤岸，至少在四川境内如此，江面宽阔，宽度很少有所改变。
放眼堤岸，山坡上一边是茂密的树木，一边是鳞次栉比的房屋，在地平线的映衬下，形成独具魅力的轮廓。
一些地方，在江岸上坐落着面积庞大的厂房，像在重庆那样，高高的烟囱排放着浓烟。当然，最有趣的还是船民的生活，大大的舢板上16名船员划桨顺流而下，掌舵的是一位妇女，她一手持舵柄，一手还抱着婴孩，像巾帼英雄一样发号施令。
长江航道纤夫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而逆流而上的成群的纤夫们，迈着沉重的步子，喊着雄健的号子前进。即使有旋涡把他们拉得后退，号子声也不会停止。
每次，我们停靠码头时，总是有一两艘轮船在我们之前抵达，事实上，上岸如同在堆满旧家具的阁楼里捉迷藏，转来转去，穿过人群，登上舱梯，经过水面上狭窄的木板，最终通过登上陡峭的台阶来到城镇。
我们停靠的第一站为江津，意为“江边渡口”，当然它的名字不比波茨维尔更让人感觉愉悦。第二站为合江，“河流交汇处”，由南而来的赤水河汇入长江。
这些小镇十分奇特，每个镇上都有一条与江水平行的宽宽的以石板铺成的大街。人行道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但没有车辆，街道两边都是商店，店里灯光暗淡，陈列着各种各样的货物。
新旧事物杂陈又是另一番令人迷惑的景象。昨天晚上，我们先是遇到了一个正在进行道教葬礼仪式的出殡队伍，主持的道士戴着软呢帽，然后，路过一座由三民主义青年团新建的尖顶方塔，上面还刷着标语。
最后看到一位算命先生，带着哈罗德·劳埃德式的眼镜，用晃眼的乙炔灯招揽着顾客，还配有一个招牌写着“直言不讳，勿怒顺命”。
在一条十分偏僻的街道上，我们突然遇到一个人蜷缩躺在大街上，呼吸困难，不知道是生病还是喝醉亦或是被人伤害了。
“别碰他！”陶孟和立警觉地对我说。随后，他解释说，这可能是一个圈套，一旦碰他就要承担责任，不知从哪里冒出的人就会指责敲诈我们，除非我们出钱把他们打发走。
四天之后，我们来到宜宾（从前叫叙州府），长江轮船航行的终点站，换乘了一艘更小的火轮顺流而下来到李庄。
这个——小镇大概有1万人，镇上照例有一条石板铺成的街道，街上挤满了人，两旁的商店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货物。
1940年代李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李庄位于半英里宽的平原之上，地势较高，足以抵御洪水泛滥。此处，可以看到长江的典型风光。沿江有一条绵延不断的河谷，河谷两侧拔地而起的山丘有200到400英尺高，狭窄的平原上都是精耕细作的田地。
在四川境内，江水中有明显的岩石，河床不必担心会改道而行。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当你的目光穿过对面宁静的梯田，你会看到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宽的碧波，从图画中流泻而出。
梁思成的家和建筑研究所在同一个院子，而建筑研究所又占据了国立博物馆的一部分地方。
从小镇的一端，沿着被稻田环绕的狭窄石径行走，梁思成的房子位于山脚处的大树下，山顶上筑有一座瞭望台，还有漫山遍野的柑橘树。
四川的地理环境，导致小镇雨水多过阳光，因此，成年累月的潮湿和肮脏让整座城市弥漫着一股闷热和尿臭味，如同常年笼罩的云雾。
事实上，这里白天经常被云雾遮盖，夜晚又会下起连绵不断的小雨。
在建筑研究所，12名年轻的制图员在内院一侧的一间大房子中工作，林徽因就住在这个院子的另一间大屋子里，因此，她可以随时得知工作的进展程度。
梁思成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室 1940年代
然而事实上，她到了哪里，哪里工作进展得总是更快，所以，年轻人直接从她那里得到的教益，远比他们自己贡献的成果要多。
依照传统，中国的学者解除公职后都喜欢归隐田园。但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学术带头人，在此生活则是迫于无奈。
一路跋山涉水来到四川，已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如今，他们完全过着与农民同一水准的生活——用木桶提水，以米饭为主食，用木炭取暖且没有抽水马桶。
日本飞机的轰炸，使得他们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如出一辙，不得不到乡下去住。
梁的家庭生活一如既往地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只是，由于生活水平的降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基本、简单。
首先是仆人问题。由于雇用仆人费用昂贵，他们辞去了大多数仆人，只留下一位女仆，她虽行动迟缓，但性格温顺，品行端正，因为不想让她感到难过，于是留下了她。
这样一来，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包括做饭，都只能由梁思成在病人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
其次，是个人性格差异问题。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总是抱怨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梁思成喜欢吃辛辣的食物，而林徽因侧喜欢偏酸口味。
再次，是关于亲朋好友的问题。我刚到就有一位来自宜宾的空军军官前来拜访，他是林徽因弟弟的朋友（林徽因的弟弟是一名飞行员，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击落）。
而在我离开之前，梁思庄（梁思成的妹妹）从燕京大学途经上海、汉口、湖南以及桂林穿越日军防线来到此地，她已经5年没见到亲人了。
林徽因非常瘦弱，但是目前看起来充满活力，和往常一样，考虑任何事情总比别人快一步。
她每次吃饭都吃得很慢，饭后我们开始长时间地交谈，不过，大多时候是林徽因在讲。
梁思成与梁再冰、梁从诫在李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晚上，5点半天就黑了，只能点上蜡烛或是菜油灯，8点半就是上床休息的时间。
这里没有电话，倒是有一个唱片机，有几张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唱片；有热水瓶，但没有咖啡；有许多件羊毛衫，但合身的没几件；有床单，但没有太多肥皂进行清洗；有钢笔铅笔，但没有足够的纸张书写；有报纸，但总是过期的。
这样的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如同守株待兔，结果就要碰运气了。
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由于天气寒冷，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被学者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感动。
依我设想，换作美国人，我想大家一定早已丢下书本，转而去寻求如何改善生活条件了。而如今接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中国学者，却接受了原始的农村生活，并继续致力于学术研究事业。
学者的角色，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结构和对个人的期望之中，假如我们的朋友摒弃自己在学术上的坚持，为了生计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匠、砖瓦工或是水管工，那么，他们将会打乱社会秩序并很快失去社会地位，即使不被唾弃，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在李庄参观了傅斯年的位于偏僻寺院的图书馆后，我返回距离此地150英里远的重庆。
首先，我们在宜宾停留了一个下午，等待前往重庆的汽船。
于是，我四处搜寻当地的传教士。我见到当地浸礼会的传教士领袖詹森博士，他来自南达科他州沃特敦附近的斯平克。
他于1911年来到四川传教，如今建立了几所学校、一家医院，以及30个福音堂。这些地方，他每年徒步走访两次，其间每天行走20到30英里，每次需要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
他是一位目标明确且精力充沛的人，因为出身于农村，他不但满怀热情地宣讲福音，还热衷于帮助当地人改良农艺。
他说，当地人生活富裕，鲜有贫困，穿着比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好很多。此外，吸食鸦片的人数急剧下降，自从中央政府迁到此地后，吸食鸦片的人减少了90%。
显然，除陪都政府的低级官员外，那些受过现代教育又无家可归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战时通货膨胀的特别受害者。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却忍受着比普通人更多的压榨和痛苦。
陶孟和夫人沈性任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3年1月19日，陶孟和的夫人由于突发肺炎在兰州去世。她是我们的朋友中第一个去世的。
我们原本让林徽因来兰州休养的计划现在看来没有用处，准备派到兰州的护士是一位体格结实的女孩（这个计划也取消了），但当不祥的乌云逼近时，或许这已经没有多大帮助了。
其他很多人也开始关心中国高校教员的福利待遇。美国联合援华会重点考虑了此项问题，该会总务长在22所院校成立了教员委员会，以便对教员提供医疗援助，为其子女教育提供费用，并实行战时生活困难补助。
不幸的是，他表示这项援华资金用于支付“生活开支”。一些人反对使用美国慈善团体的捐款来维持中国教授的生活。以上内容被媒体大肆报道，蒋介石看后大发雷霆，否决了此项提议。
在重庆的某一天午饭前，蒋梦麟来拜访我，我和他谈了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惨败。
他在外表上，与梅贻琦极为相像——个高体瘦，风度翩翩，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
蒋梦麟和梅贻琦都是昆明学术界的领袖人物，都以苦行僧一般的形象著称，令人印象深刻。
蒋梦麟近来没为北京大学做什么，生活越来越贫困，只能靠典当仅有的衣物和书籍维持生活了。如今，他回到昆明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他的夫人也在此设法寻找工作。
他要比梅贻琦经济情况稍好一些，梅夫人隐姓埋名找了一份工作，被人发现后，最终被迫停止。
蒋梦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蒋梦麟博士对西南联大的教员作报告，表示美国联合援华会援助计划被否决时，全体教员表示强烈抗议。
鉴于租借法案和目前贫困的生活状况，教员认为接受美国援助并不丢脸。于是，蒋梦麟极力劝阻教员不要发表任何反对言论。
在蒋梦麟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骨干教师力量是否能得以保存，即是否中国将会在战争中损失教育人才的教师队伍，使得一切陷入混乱之中。他认为，目前中国教育受到的创伤已经颇为严重了。
西南联大的教员凭借各种个人努力，甚至付出了远超他们能力范围的努力，却依然仅可勉强糊口，我提到的这些，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1943年8月，我们通过私人渠道为西南联大的全体教员运来药物。在柯里的帮助下，我从霍夫曼·拉罗什制药公司获得了大量维生素B1，这些药物被西南联大的医务人员广泛用于治疗学生由于维生素缺乏所引起的各种症状（例如牙龈出血）。
我的妻子威尔玛将药物以及贵重物品（钢笔、手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再通过我们的邻居陈岱孙教授，秘密地将它们以工资补贴的方式分发下去。
到1943年底，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6位教授前往美国，在我的督促下，哈佛燕京学社为6位教授每人赞助1000美元，其他8位教授每人500美元，共计1万美元。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也按同一方针组织了类似的援助活动。
在我的敦促下，柯里博士还说服陆军特别服务处拨付5000美元，作为聘请中国教授为驻扎昆明的美国军队演讲的酬劳。
为了达成最终的协议，我还与弗兰克·多恩将军激烈地争吵过。他是史迪威在中国受训过的军官中最亲近的助手，外表英俊，极具艺术天赋，但脾气暴躁，人们称其为“赤红儿”。
当我和他的下属汇报演讲计划的时候，他大发雷霆，认为我作为非军人无权干涉他的指挥权。
他指责我到底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了，区区一个大使特别助理竟敢随意摆布军队。这句话说得太过分了，于是，我提高声调回复他，并拿出了史迪威将军的授权文件（我本该一开始就拿出来），这时“赤红儿”平静下来，而这件事最终使我们成为好朋友。
在为驻昆明美军开办的系列讲座中，我曾分别与张奚若及钱端升合作一次，另外还安排军医署署长林克胜少将作了一次讲座——“中国士兵的作战效率”。
1937年，在中国的6000名医生中，他动员了1200人加入陆军；30家医院扩增为750家，但是，医疗设备仍然是个瓶颈。6年来，他们医治了350万名伤员。为了补充粮食与食盐给养的不足，他们自己种植蔬菜。
1943年1月26日，我来到四川古老的省会成都，这里是教会开办的大学的聚集地，与我先前去过的昆明和李庄的纯粹官办大学形成强烈对比。
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自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来自北京的燕京大学均为教会学校，现在都已经搬到他们的姐妹机构——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或是附近。
华西协和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华西协和大学的建筑为灰墙瓦顶，道路两旁绿树成排，还有运动场，而传教士的房子也位于校园内的带有围墙的花园中，其中一排为浸信会传教士居住，一排为加拿大传教士居住。
我见到了30年代在南京初次相识的教会学校教师，包括毕范宇、芮陶庵、芳威廉。
此外，还有年轻的考古学家郑德昆，1934年我们在厦门见过面，如今他与一位来自英国的艺术系学生迈克尔·沙利文一起筹建一家博物馆。
只是，教会所属各委员会有接连不断开会的陋习，除了这些，这倒是一个十分友善的团体。
学生们大多生活状况良好，但希望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大多数学生学习经济学、货币和银行学，以便于在持续通货膨胀的形势下，谋求好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