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伐很特别。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北伐契丹的收复之战，并不是特地集结军队专门为攻打契丹幽州准备的。而是在击败了北汉后，才顺路，想借着战争的胜利，高涨的士气，继续北上讨伐契丹，所以这场本就存在损耗和战斗力残缺的战争，就酿成了“高梁河之战”的惨败局面，也正是这场战争，导致契丹和北宋之间出现了实力差距对比，北宋军队数十年都处在契丹的阴影之下。

据《宋史》记载，在公元979年五月二十日，宋军经历山西大胜后，宋太宗就把原集结在北汉大同的兵马全面往东北方向绕进。这和战争胜利后归去的路线不同，契丹人也同样是早早就察觉到了这场即将到来的辽宋第一次正面大冲击，也同样在做着最高级的战略预备。

在此前，赵光义通过枢密使曹彬调集军事力量，虽然遣兵归一，合力冲击的时候，受到了一定的内部意见分裂的阻力，不过因为赵光义的不断坚持和施压，搬出了“军法处置”的名头，最后还是抽调了大量的兵马，由宋国境内往北方契丹的国境，也就是“燕云十六州”方位逼近。

这一次的“胜连战”的争端，也是赵光义自后晋石敬瑭贡献“燕云十六州”之后，第一次正面点燃和辽国之间暗流涌动的领土矛盾，战争本质是合理坚挺的。加上自宋国初立时，赵匡胤开展了“北宋统一战争”，灭掉了武平、后蜀、南唐、南汉等政权，到了宋太宗灭掉北汉，正式完成“统一战争”，随之带领盛军北上，看起来又的确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和合理性在其中！

可表象的根源是如此，实质上，“高梁河之战”也同样存在一定的急迫性和政治需求在其中，毕竟兵马疲软，一场不在计划中的征战，而且对象敌人还非常强大，这是不合乎稳定胜利的兵法的。其实回顾历史，观看赵光义的蹊跷继位，再尝试对比他和赵匡胤的一些军事才能差别，又确实可以看出赵光义执着北上的根源。概述，原因有三：

（1）摆脱先帝影响：打破太祖的阴霾，太宗也想着利用战功来获得先帝臣子的绝对忠心，奈何灭北汉事宜，却是还不够比得上赵匡胤，所以后晋所丢失的燕云十六州，也被赵光义看作为增强帝皇影响力的一个新的“稻草”，因此，功利熏心，战争硬着头皮发动。

（2）摆脱军事无能之说：赵光义在历史的评价上，是被誉为政治精通，军事无能。这其实并非是历史马后炮，而是自他还没登基时，跟随赵匡胤数次征战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所以赵光义对于自己标签，有着急切的必要去重订。契丹是一个比北宋要早得多的游牧强大民族，加上后来赵光义的胡乱指挥，可以看出赵光义对于证明自己的一种急迫性。

（3）收复失地，民族责任使然：“燕云十六州”是五代乱象的一块外流地，五代的战争，终究是农耕，是同一个民族的战争，但是自燕云十六州变成契丹的囊中物，性质就不同了。赵匡胤临死前都是想着收复失地，一直不得实现。太宗虽然错估形势，但这个民族的根源，同样也是推动宋朝和契丹迟早不得不一战的根本原因。

站在赵光义的角度来看，自976年末，他未逾年就修改年号，改开宝为太平兴国此举来看，他的地位实则也是比较不稳的，毕竟未逾年改年，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礼法，可他就是那样做了，为了摆脱哥哥的影响的束缚，从改年号到北伐契丹，他这两次行事，其实根源本质都是一样，都想加速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让自己成为和太祖一样的“盛世之君”。

高梁河战役始于灭掉北汉的同年五、六月。而在出兵北汉之前，契丹就派遣过使者来到北宋，希望能够谈和两边的战争，据《宋史纪事本末》的记载，这次的交涉是失败的，并且把北汉和契丹化为统一战线，北宋表示“唯有战”。

毕竟北汉的战略位置对于契丹来说，更要比掌握在北宋朝廷手上重要得多。虽然后来契丹派遣军队增援北汉，可是依旧压制不住北宋庞大的军事团队。

失利萌芽：崔翰劝战

到了五月，膨胀的宋太宗无意中提起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问题，其实这时，太宗并不是很坚定，而在经历了“晋阳之战”后，大家第一想法自然是先班师回朝，休养生息，论功行赏最好，可是有一位大臣却不愿意了，他就是当时的殿前都虞侯崔翰。

“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罢乏。刘继元降，人人有希赏意，而帝将遂伐辽，取幽蓟。”——《续资治通鉴》

崔翰很独特，别人说不行，他就觉得行，于是他支持太宗，太宗开心极了，听他一说还挺有道理：“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于是，太宗就以崔翰的想法，传达命令给枢密使曹彬，抽调大军，北伐契丹。

五月中下旬，宋太宗就带领军队翻越太行山，往北继续前行，而后大军跟上，第一站先到了镇州进行了军队集结，把几个都城的资源调集过来，战事直指幽州。

“庚子，发太原。丁未，次镇州。六月甲寅，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宋史·太宗本纪》

初战告捷，幽州前一路顺风

其实说起高梁河之战的辽宋双方，其实差距并不大，因为北宋北上讨伐的军队众多，而契丹在南境的守卫力量比较薄弱。而在六月份，太宗正式派兵攻占契丹边城的时候，几乎都是不战而胜，大部分汉人的契丹之城，都选择投降。

据宋史的记载，北宋军队在出发后，“次金台顿，募民为乡导者百人。”，用向导作为引路，而后所到契丹的易州（具体是东易州，是契丹）和涿州，两地刺史皆降，宋军初战，兵不血刃，战争收获极大，但这也让宋太宗愈加膨胀。

“丁卯，次东易州，刺史刘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宋史》

除了这两州的归降，再往后，北宋军队一直挺入，到达幽州城，其中经过知顺州以及蓟州，除了在幽州城北遇到了契丹的军队，进行了一次小型的遭遇战，其他的城池，大部分都是主动归降为主，压根没有苦战。刘廷素，刘守恩就是以上两位主要的刺史人物。

“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来降。壬午，知蓟州刘守恩来降。”——《宋史》

这一路的顺遂，实际上是对宋太宗这个军事外行有着很消极的作用的。因为这样的情况，并没有让宋太宗正确地认识到契丹骑兵的真实威力，而且不断的投降，也让宋太宗以为辽国并没有能力抗衡北宋，于是，这个时候，宋太宗就飘飘然了，不再坐看前方将领的指挥，而是进行了一定参与，这时候，已经到了幽州城开始攻打了！

高梁河失利，宋方损失，功毁一旦

到了幽州城后，宋军还占据上风，压着对面的耶律斜珍和萧讨古一直猛打，但是幽州城却一直久攻不下，宋军军心就开始烦躁了。在一开始，宋军在阻击清沙河的辽军的时候，就获得胜利，军心达到最为膨胀的状态。所以功城久之不下，出现的反差心理无法避免。

清沙河阻击：

“帝麾兵击之，士皆鼓勇，斩首千馀级。色珍袭其后，宋师始却。色珍军于清沙河北，为南京声援。”——《续资治通鉴》

困锁幽州城：

“帝日督诸将攻城，而将士多怠”——《续资治通鉴》

宋太宗困锁幽州城，起初的战略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他以四面围攻，导致幽州城内人心惶恐，其中就出现了投降派，“会迪里都都指挥使李扎勒灿出降，城中益惧”

随之不久，耶律沙有带兵来援，可想不到的是，依旧是败在北宋军队之下。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北宋攻城军队的人数众多，以及可与骑兵对抗的高战斗力属性，不过连续十几日的征战，宋军的疲劳已然是事实，宋太宗于是就孤注一掷，让曹彬的东路军直接加入攻城，破釜沉舟。

但谁知道，辽国派出的猛将耶律休哥，就直接插到了深入幽州城的宋军后方，在高梁河进行了一锅端，宋军到了七月的休哥救场围困，才正式出现了大规模的伤亡，而这一次伤亡，也直接宣告了北宋首次收复之战的失败。

《辽史》：

“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

《续资治通鉴》（宋史）：

“休格与色珍合军，分左右翼奋击，休格被三创，战益力。学古闻援师大集，开门列阵，四面鸣鼓，居民大呼，声震天地，休格乘之。宋师大败，帝乘驴车南走。休格创甚，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获兵仗、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 ”

“中了三招”的耶律休哥的勇猛是一点，战略合理是一点，一开始耶律休哥在夜里以火造势，给疲劳的宋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相当于压垮他们疲惫的最后一根稻草，宋太宗抓不准对方骑兵人数，于是后来保全的想法更大于战，最后只能以死伤三万多人的代价，还有自己中煎的窘迫而败走！

（一）、太宗战争后期的全力压注，导致后方无援，被一锅端。这也正式说明了，宋太宗的确并没有太大的军事才能。

在七月宋军久攻幽州城不下之时，不得不说之前一直膨胀的宋太宗一方就已经有些不满了，兵家之大忌就已经被触犯，于是让曹彬，曹翰等一股脑冲上去，自己不给自己留下后路，所以结局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可是这同样也在朝野中加重了宋太宗军事无能的印象，导致自太平兴国起，北宋的军事氛围一直很差。

（二）、北宋积弱之始，辽宋对峙处于劣势。

高梁河战役是辽宋的第一次正面碰撞，此战过后，导致太宗和北宋朝廷一直战战兢兢，非常恐惧辽兵的追入，因此，北宋再后来二十多年的对峙中一直处于劣势，也可以说是未来“澶渊之盟”的根源。而且这一战打掉了赵匡胤留下的数十万禁军，这对于北宋的军事根基，影响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