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刘文辉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当地所有茶商一律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形成了茶叶统制购销和卖方垄断销售的趋势和局面，致使当地私人茶叶生意难做的同时，也让西藏的高僧喝不到了自己喜欢的品牌名茶。如此，便有了茶叶进藏的这样的条线路：由荥经—雅安—乐山经水路武汉后，通过陆运至广州，又至水运至印度，最终由印度陆路进入西藏。这种运茶的途径虽然仅仅是昙花一现，但背后却藏着很多辛酸的财富故事。
我们今天说，要致富先修路，历史上那些古道的背后，同样蕴含着无限的商机与财富。茶马古道理所当然地没有成为例外。
茶马古道，主要分布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三省境内，是指唐代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需求，在西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它的存在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被称为推动民族和睦、维护边疆安全的团结之道，是中国统一的历史见证，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茶马古道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地跨川、滇、青、藏四区，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在川藏道、滇藏道上，我国原省级行政区、共存在16年的西康省是一个难以绕开的地方。
西康省管辖范围包括如今的四川甘孜州、凉山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昌都市、林芝市。与四川、云南、西藏和青海相接壤。是内地进藏的要道，有着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如愿坐上了西康省主席的位子。上任不久，他便匆匆忙忙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并要求所有茶商一律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
从20世纪30年代起，康定就已成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在一些资料里，康定甚至被称为与上海、武汉齐名的三大商埠之一。据相关资料记载，仅1939年当年，内地便向西藏输入茶33万包，而茶叶贸易在内地与西藏贸易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都在600万斤以上。刘文辉的茶叶公司带着行政的手段和力量，具有垄断性质，主要表现在了两个方面：收购和销售。收购因为压价太低，使很多茶农感到种茶已不赚钱，砍掉茶树种了别的作物；销售因为一些当地的大茶商不愿意加入康藏茶叶公司，而政府又不允许他们私自卖茶入藏，所以，他们生产的一些品牌茶叶也便难以进入西藏，致使西藏社会上层和一些寺院的僧侣们都喝不到自己认为的好茶了。这同时让茶商们的生意不好做了起来。
毫无疑问，“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康定边茶贸易史上的一道水分岭，注定了一些不愿意加入公司的民间大茶商以康定作为茶马古道中转站，赶脚运茶的历史逐渐消亡，而这些大茶商自制生产的一些茶叶品牌就此销声匿迹，如荥经县茶叶大户姜氏家族经营的“仁真杜吉”砖茶。
荥经县隶属于今四川省雅安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处雅安市腹地。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 为严道县，隶于蜀郡。严道即今邛崃（临邛）至荥经的茶马古道。临邛，秦置，秦惠文王十年至更元十二年（前328年—前313年） 筑临邛至荥经大道，名“严道”。
据说，姜氏家族最早生活在今天甘肃天水，明末清初时入川，最初生活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属今眉山市管辖洪雅县，做着铸银的生意，即：将碎散银铸成一两、五两、十两银锭。因为诚信经营，生意红火，至康熙末年已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随后，姜氏家族迁居荥经，在开银铺的同时，做起了茶叶的生意。
因为紧邻雅安的青藏高原不产茶，而生活在那里的藏民由于饮食多含高热量、缺乏维生素等原因，茶叶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这样一来，经雅安通往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就有了强大的吸附力，成了茶商们眼里的一条财富之路。姜氏家族看准时机，和藏地茶商广交朋友，在赶脚运茶的同时，开始根据藏民饮茶的习惯，研制自己的品牌茶叶。这个品牌就是后来闻名于藏地的“仁真杜吉”砖茶。
据《姜氏族谱》记载，姜氏家族研制“仁真杜吉”砖茶大约是在清嘉庆年间，当时姜氏族人已经将茶叶生意做得很大了，除了在荥经县成立“华兴公司”之外，他们还购置了由明末当地一位徐姓土司所建深宅大院。这座大院分为前院和后院，共1800平方米，坐南朝北。前院生产茶叶，在后院供人居住。后院除去堂屋和走廊，约有３４个屋子，姜氏家族人口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500人，大多居住在后院里。
《姜氏族谱》还记载了当时姜氏族人的生活：八月，大院的外面总会开出金灿灿的桂花，姜氏族人在傍晚之时总会来到院外，与乡亲们一起坐在院坝上，在花香里谈天说地。中秋时，他们甚至还在院坝上摆上桌子，请乡亲们一边品尝自家酿造的桂花茶，一边观看从镇上请来的艺人表演节目。在这种惬意的氛围和诗意的生活里，姜氏家族开始了对“仁真杜吉”的研制，有了自己和秘方，并将“仁真杜吉”在北京进行了注册登记，让“仁真杜吉”有了“请引”（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营业执照或者加工生产许可证）。
因为秘方和制茶工艺独特，适应了藏民的口味喜好和需求，“仁真杜吉”在藏地很快走红，受到西藏高僧贵族的喜爱。品牌加工生产的垄断性，也为姜氏家族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让他们挣到了大钱，乃至于在康定的茶叶贸易中一家独大。据当地的资料显示，雅安边茶最高年产达830万斤，产值达数十万两白银，在刘文辉成立“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前几年，姜氏家族的茶叶贸易额均占当地一半以上。“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断了姜氏家族的财路，因为他们没有入股康藏茶叶公司，等于他们退出茶叶贸易，也使“仁真杜吉”品牌在藏地逐渐消失。
市场上没有了“仁真杜吉”，西藏人民很是怀念，尤其是寺院的僧侣们，在喝不到自己心目中的好茶时，他们的生活里分明像是缺少了些什么。时间不久，便派人来到荥经“取茶”。但当时的情况是，刘文辉设立了关卡，根本不可能让他们把大量的“仁真杜吉”砖茶带入西藏。经过和姜氏家族商定，取茶人通过走海路的方式，让“仁真杜吉”砖茶入藏。
这是一条前所未闻的运茶线路，大致是通过背夫将茶从荥经背到雅安，再从雅安坐竹筏到乐山，又由乐山乘轮船到武汉，再武汉通过火车转运的方式到达广州。由广州走水路，经南海至新加坡，过马六甲到安达曼海、孟加拉湾，至恒河口附近的加尔各答，再由不丹或尼泊尔的山口到达日喀则、拉萨。
从地图上看，这条运输的线路比由雅安到藏地的距离多出百余倍，而且，不管是人力背运、沿江漂流或者是火车运输，抑或是海上的轮船运输，都要在运输工具的变化里，进行一次次极不方便的转运。同时，无法绕开雪域高原本身高海拔地区的阻隔，漂洋过海，跨越数国，十分遥远，充满艰辛。
虽然，这次费尽周折运输取得了成功，最终到达西藏的“仁真杜吉”砖茶，共18吨，2000包左右，每包净重9公斤。但由于运输成本实在太高，西藏的寺庙在运过这次后就再也没来荥经找过姜氏家族了。
没有了与西藏的茶叶生意，姜氏家族的日子也不好过了起来，他们先是将多年的积累投给了一个亲戚，一起做丝绸与布匹的生意。刚开始赚了一些，但后来，赚的钱就没了他们的份儿，原因是亲戚变心，不但不分红给他们，还将他们的投资吞了，不给了，赖账了。没钱了，家族很快也便散了，大家自谋出路、各奔前程，至1945年，姜家产业彻底垮掉。
商运起伏，茶道坎坷。在姜氏家族这颗茶商之星陨落中，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仍然蜿蜒在缥缈云端，只是让西藏僧侣们怀念的“仁真杜吉”砖茶没有了、不见了。而对于姜氏家族来说更加残酷的是，据说，1947年前后，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家族，生活贫困到了吃不饱肚子的地步——在那座曾被桂香和茶香一起浸过的大院里，竟然活活饿死了三房10多口人。而至20世纪50年代初，有500多口人的姜家老小大多已沦为“城市贫民”了。
历史波谲云诡，所幸的是风吹雨打之后，姜家大院还是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如今，它就在四川荥经县民主后街的老街上，还有姜家的后人居住。在不断有人前来参观的时代岁月里，依然以百年老屋的沧桑姿态见证着昔日茶马古道上的辉煌。同样，因为“仁真杜吉”，西藏人当时走过的那条千辛万苦、穿越大洋和陆地的“取茶路”，也始终在见证着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距离——从康定或者雅安，一抬腿，就可以香气飘飘地来到西藏了——曾经，马古道上的贸易，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种温情的相互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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