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很多人去说“珍重”。陈伯兰是李玉堂的第二任妻子，就是在一声“珍重”里为丈夫付出了自己的生命。1951年2月5日，她和李玉堂被押赴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死刑，李玉堂留下了自己的遗书，但她却什么也没留下。当时，在生命的尽头，能够证明她没白来人世一遭的，仿佛只有蒋介石在她和丈夫的判决书上写下的那个“耻”字了。

李玉堂1899年出生于山东省广饶县一户地主家庭。因为家境较为富裕，使得他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作为山东后援会的代表，在家乡领导集会带头销毁日货，当众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良心救国”四字标语，以示爱国决心。其后，投笔从戎，于1921年投入了山西军士教育团受训，但在当兵期间，他亲眼看到阎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虐待士兵等腐败现象，心怀义愤，在阎锡山部只待了半年兵就逃回了老家。

1923年冬，李玉堂得知领导南方革命政府的孙文正在筹备军校培养革命军官的消息，便与赋闲在家的堂弟李延年等人商量投考军校事宜，并在其后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李玉堂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陆军一师二团任见习官，因作战英勇，后连续升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

1929年，李玉堂出任第8旅旅长。中原大战期间，因阻敌有功，于1931年2月28日获颁四等宝鼎章。1935年4月13日，李玉堂被任为陆军少将。1936年10月5日，被晋任为陆军中将。就这样，在时局的变幻里，一个曾经的“逃兵”成为了将军。

关于李玉堂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他去食堂吃饭，一颗子弹飞了过来，打断了他手上的筷子，大家要他赶紧离开，他说，没事儿，是流弹。继续吃饭，又一颗子弹飞了过来，这次击中了他的碗，大家慌了，要他必须离开。他还说，没事儿，是流弹。碗里的饭被打落在了餐桌上，他不用筷子也不用碗，跟没事人一样接着吃饭。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作为一名军人，他面对枪炮的镇定，也说明他是一个看惯生死的勇敢的人。

长沙会战让李玉堂成为抗日名将。长沙会战，又称为“长沙保卫战”。是指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2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期，升任第八军军长的李玉堂曾率部反击日军。1941年初，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李玉堂担任第10军军长。第10军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未能完成作战任务，李玉堂被撤职。同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李玉堂又被任命为第10军军长，但因为之前被撤职，他有了脾气，不去上任。为此，蒋介石亲自给李玉堂来了一个电话。

蒋介石说：你是第10军军长李玉堂吗？

李玉堂答：报告委座，是的！

蒋介石说：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

李玉堂答：报告校长，是的！

蒋介石说：那好了，那么长沙交给你了。

之后，不等李玉堂回答，蒋介石就挂了电话。正是这简单的几句话，让李玉堂看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他当即上任，坚定守城决心，誓与长沙城共存亡，同时成就了自己戎马一生当中的最高峰。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寇，毙伤日军五万七千多人，俘获数百人，取得了抗战史上闻名中外的第三次长沙大捷。李玉堂的第10军顽强抗敌，他和手下三位师长离开指挥所亲临前线，分别督战，使日军在1942年1月1日至1月4日的进攻里始终一无所获，而随着外线中国军队相继投入反攻阶段，日军见势不妙，不得不在1月4日夜间下令撤退。第10军奉命追击，歼敌众多，打出了军威。

战后，第10军被授予“泰山军”称号，李玉堂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系该勋章的第95位获得者，一跃成为抗日名将。

解放战争爆发后，李玉堂被冷落，升任徐（州）兖（州）绥靖区司令官兼整24军军长，但几乎成了一个空头司令。1948年7月1日，解放军开始攻击兖州外围，李玉堂成了解放军的的俘虏，在解放军押解转移时乘机逃脱，沿途化装成农民，潜入微山湖中一个村庄内躲藏，接着在当地一名渔夫的帮助下到了临城，继而坐火车抵达徐州。但等待他的却不是逃跑成功的抚慰，而是“永不叙用”的撤查令，他因此只能无奈地避居于上海。

这期间，李玉堂结识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陈伯兰，陈伯兰出身大家族，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了进步的思想，有个叫陈石清的哥哥还是我党地下党员。婚后，李玉堂和陈伯兰很是恩爱，同时，李玉堂也渴望自己能够复出。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李玉堂认为复出的机会来了，首先在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的部下充任高级参议，同年11月又被任命为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担负起防卫海南的任务。

1950年1月，李玉堂兼任东路军总指挥，2月又兼任第32军军长，并担负文昌、琼东、加积、榆林一线防务。因为身兼数职，成了解放海南值得策反的重要人物。于是，陈石清通过自己的妹妹陈伯兰，使李玉堂和解放军有了联系。

解放军包围海南岛后，派地下工作联络员李刚到海南岛对李玉堂进行策反起义工作。李玉堂权衡再三，接受了李刚的意见，同时提出，起义必须经双方高级负责人出面协商。为慎重起见，李玉堂将留下来做了自己的副官，并写密信派专人送到香港，通过陈伯兰和陈石清将信转驻广州办事处长李云涛，请李云涛把信交给解放军驻广州最高统帅叶剑英。

叶帅接到李玉堂的密信后，作出批示：“李玉堂火速起义。”并承诺李玉堂起义后，可委以海南岛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之职。李云涛拿到批示密文后，由于一时无法赶到海南，只好赶往香港，想要通过陈伯兰和陈石清向李玉堂传达批示密文，但就在他乘轮船起航时，却听到了海南岛解放、司令官李玉堂乘快艇逃往台湾的消息。

情况突变，李云涛急忙回广州交回叶帅手令。随后，解放军又派出一名联络员与李云涛一起前往香港，同陈伯兰和陈石清会晤，并向他们转达了叶帅的机密手令，叮嘱陈伯兰和陈石清：“此去谨慎从事，待机行动。”陈氏兄妹接受了任务，与李云涛和联络员互道珍重，离港去台。这一声珍重让陈氏兄妹倍感温暖，也让蒋介石在陈伯兰和李玉堂的判决书上写下了一个“耻”字。

1950年5月初，李玉堂率领残部抵达台湾新竹，其后不久，陈伯兰和陈石清也来到了台湾，但他们却迎来了更大的风浪。首先是李玉堂被撤去军职，其后是副官李刚被逮捕。因为承受不了严刑拷打，李刚交代出了陈伯兰和陈石清曾策反李玉堂一事。李玉堂获知消息后，写信给已经在高雄工作的陈石清，要他赶快逃命。结果是信件被保密局特工截获，李玉堂本人也被捕了。

为了能保住自己的丈夫，陈伯兰称自己通共之事李玉堂并不知情，试图将所有的事一个人扛下来。负责审案的是钱大钧于是按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判处李玉堂七年徒刑，继而增加为十五年徒刑。判断书被送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连看也没看，竟然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于是，1951年２月５日，李玉堂在台北碧潭被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陈伯兰、陈石清和李刚。

临终前，李玉堂通过写信的方式，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而他的妻子陈伯兰则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都没有说，面对枪口，在她的心里，装着的也许是那一声离港去台时的“珍重”。情长路远，但一句话有时能将一个人的心彻底温暖，进而使她或她默默地承受一切，甚至安静地离开。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人们更多地停留在蒋介石当年写下的那个“耻”字上，有人说，他当年写这个字，是因为丢了大陆败逃台湾心情不好；也有人说，是因为他觉得李玉堂“通共”很可耻；还有人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那么多的部下投降了大陆，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是一种羞辱……所以，李玉堂这个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才落了个凄凄惨惨的最终结局。

比“耻”字有趣的是，民间传说，李玉堂走后不几年，蒋介石有次视察部队，忽然想到了李玉堂，被困于台湾的他竟然不顾身份地哭了起来，并说：“玉堂啊！你在哪里？不该杀你。你若在的话，我就不用受这些人欺负了。”身边的人不知他话里的意思，只能一个个面面相觑。

1983年7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经过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理由是：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期间，我通过关系策反李，李接受我条件举行起义。后因交通中断，李未及时接到我关于起义的指示，才撤往台湾。二十一年的2004年，台湾当局也公开发表了一则名为“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沉冤昭雪”的启事，并为李玉堂和陈伯兰颁予了“恢复名誉证书”。

台湾当局为什么要为李玉堂和陈伯兰“沉冤昭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时，在“耻”字之谜里，人们想得最多的却成了陈伯兰离港去台时的那一声“珍重”。陈伯兰是李玉堂的第二任妻子，她和原配李氏皆无所出，有一养女李国英，曾居于台北，后移居上海，为父母洗雪冤屈、恢复名誉，一直是其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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