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尾”一词，寓意着从此脱胎换骨，恰似鲤鱼奋力跃过龙门，迎来全新的人生。

在大唐，科举便是无数寒门子弟梦寐以求的龙门，一旦中举，身份、地位、命运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对于他们而言，“烧尾”是荣耀的象征，是踏入仕途、光宗耀祖的起点。

很多寒门学子背井离乡，奔赴京城，只为在科举考场上一展身手。他们青灯黄卷，日夜苦读，将满腔的热血与抱负都倾注于笔墨之间。

每一场考试，都是一场残酷的角逐，胜者得以烧尾化龙，败者则可能黯然回乡，继续苦熬。然而，正是这份对“烧尾”的执着追求，推动着大唐的文化与人才不断向前发展，为盛世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提及科举，人们往往聚焦于男性考生，却忽略了背后众多女性的付出与挣扎。

元代《唐才子传》为唐代的女性鸣不平，书中列举了如薛涛、鱼玄机、李继兰等一大批女才子，她们才华横溢，诗作精妙，却因性别受限，无法踏入科举考场。

鱼玄机曾写下“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鸣”的悲愤之语，一身才情无处施展，只能望着进士榜单空自叹息，这是多少唐代女性的心声。

还有上官婉儿、宋氏五姐妹等政治型才女，虽未被《唐才子传》列入，却在唐朝后期政治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上官婉儿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文学才华，周旋于宫廷权力中心，对朝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宋氏五姐妹凭借学识入宫，为皇室讲学，备受尊崇。

然而，在男性追求科举功名的道路上，更多平凡女性默默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像龚胜义的妻子，丈夫为了科举在京城附近一住十好几年，期间传回家乡的死讯让她悲痛欲绝，千里迢迢前来寻夫，夫妻相见竟不敢相认，这般心酸令人动容。

还有杜高的妻子刘氏，在丈夫意志消沉欲返回家乡时，以一首“良人迪迪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今夜来”激励他继续奋进，待杜高高中进士，她欣喜之余又写下“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复杂的心态尽显，既有对丈夫成就的骄傲，又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生怕丈夫飞黄腾达后忘却糟糠之妻。

这些女性用柔弱的双肩，支撑起家庭，让丈夫得以心无旁骛地追逐科举梦想，她们的奉献与牺牲不应被历史遗忘。

大唐科举及第后的风光无限，不仅体现在仕途上，还延伸到了婚恋市场。新科进士们瞬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堪称钻石王老五。雁塔题名，作为成功的代名词，与金榜题名齐名，高中进士者才有资格在慈恩寺塔内的白墙之上留下墨宝。

唐人所谓的慈恩寺塔提名，门槛极高，这一荣誉让进士们倍感荣耀，久而久之，墙上积攒了成百上千人的签名，虽历经磨难，如今只剩宋沓残卷，但仍能让人遥想当年的盛况。

曲江宴饮更是热闹非凡，新科进士们在举行宴会之前，先去雁塔题名，而后乘船在曲江池上高歌宴饮。

此时，围观群众成千上万，其中不乏众多女子前来一睹进士风采。发榜之时，更是“抢婿”大战爆发之际，达官贵人们纷纷派家丁守在考生人群外，一旦看见中意的高中者，便立即扑倒，塞到轿子里，欲招为婿。在宋代，甚至出现“榜下捉婿”的名词，形象地描绘出这一疯狂场景。

就连皇帝唐宣宗都羡慕进士，自书为“湘贡进士李某”，足见进士在当时的尊崇地位。

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些趣事与矛盾。如温定这位老愤青，考了一辈子未中，在新科进士曲江宴饮时，故意捉弄他们。

当看到华丽轿子靠近，进士们以为是达官贵人家的闺秀选婿，便言语挑逗，结果轿帘掀开，露出温定长满黑毛的粗腿，让进士们好不尴尬，也为紧张的科举与婚恋氛围增添了一抹诙谐色彩。

科举与青楼，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在大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古以来，青楼的恩客当中，考生便是主力军。一来，他们远离家人，有闲暇时光；二来，能参加科举考试者大多家境殷实，有钱又有闲，且年少轻狂，自然成为青楼的常客。

杜牧便是典型代表，他留下诸多有关的诗句，如“赠沈学士”“张好好诗”“兵部尚书席上坐金谷园题桃花夫人庙”等，那句“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更是脍炙人口，原本是他离开扬州时写给相好妓女的深情之作，却被现代人改写传唱。

从城市布局也能看出二者关联，唐代长安的青楼主要集中在平康坊，此地以北的崇仁坊北街靠近皇城景峰门与尚书省选院，考生们为了考试便利，常选择在宣扬、亲仁两坊租房居住，这里既离考场近，又临近红灯区。

而且，唐代青楼女子深知考生的影响力，常请他们题诗，题诗后青楼声名远扬，车马盈门；若得差评，则门可罗雀。

许多唐代诗人的佳作便是在青楼觥筹交错、高歌宴饮的背景下诞生，如《唐才子传》记载“每题诗昌4，遇之则声价顿增，毁之则车马扫街”，可见科举与青楼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大唐独特的社会风貌。

科举常被认为终结了门阀政治，然而这一过程实则复杂曲折。中国历史上，贵族政治有过两次高峰，先秦时期随着战国变法，尤其是商鞅变法加强中央集权，贵族政治遭受重创，西汉成为平民王朝，刘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天子，其统治集团多为布衣出身。

但东汉后，随着大庄园大土地所有制建立，贵族政治再度兴起，东晋时达到高峰，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助推了这一趋势。

科举诞生之初，确实让世家大族措手不及，打破了他们原有的门荫当官的安逸局面。但很快，世家大族凭借自身优势站稳脚跟。他们能为子弟提供优良教育资源，家中当官者多，考场上经验丰富，世代相传；而且唐代科举不糊名，人脉关系至关重要，这些因素使得达官贵人子弟在科举考场上更具优势。

不过，科举终究还是对门阀政治造成了冲击。它让所有人不论出身，都能坐在同一考场上，依相同规则竞争，相比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已是巨大进步，寒门子弟至少有了上场掰腕子的机会。

而且，科举考试及考前铨选要求考生离开本乡本土，使得曾经扎根乡土、依靠家族势力的世家大族被割裂，势力逐渐分散瓦解。如《通典》所言“虽是罢中正举选不本相徐，故屡屡无豪族景逸无衣冠人不土著翠处荆棘”，选官权从地方豪族掌控变为归中央所有，五服之内，正觉王朝一命免败必归吏部。

到晚唐黄巢转战全国，大肆屠戮贵族，给门阀政治致命一击，此后中国再无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政治。

文字来源@ 于赓哲教授 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