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这一脱胎于“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表述，虽具网络段子色彩，却真切反映出明末军费方面的严重问题。后金兴起，战事吃紧，李自成起义又需剿除，处处皆需军费支持，然而明朝财政却捉襟见肘，窘迫万分。此情此景，若朱元璋知晓，想必亦难以平静，毕竟在其规划中，明军军费本有一套独特且理想化的解决模式。

朱元璋在《太祖实录》中，曾向五军都督府大臣阐述其军事财政理念。他认为，在保障军士供养的同时，避免增加农民负担，屯田是最为适宜的方式。当时明朝初定，天下趋于太平，边境压力相对较小。若军士的开销完全依赖农民赋税，百姓负担过重，并非长久之计。故而，他主张天下卫所督促士兵开展军屯，实现兵农合一，让士兵通过耕种土地自给自足，以此缓解财政压力。

《太祖实录》

这一理念并非朱元璋首创，历史上汉武帝、曹操皆曾实践且成效显著。明初，朱元璋通过户籍分类，将军人编入军户，实行世袭制。这一举措使得独立的军屯体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高效且全面地推广。据近代学者吴晗统计，永乐年间，大明军户人口高达280万，在90多万顷军屯土地的支持下，绝大多数卫所实现了自给自足。部分卫所即便存在亏空，朝廷也通过发放盐引的方式，向民间商人筹措资金，并未给财政带来过多负担。这也解释了为何朱棣在位时，能够在南讨交趾、北征沙漠、六下西洋等大规模军事与外交活动的同时，还有余力迁都北平、编纂《永乐大典》。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好的制度也难以避免因时代变迁而产生的问题。数十年后，世袭军户制与屯田体系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

在屯田方面，各级卫所将领侵占军屯土地现象严重。他们利用职权，将军屯土地据为己有，每一任将领或多或少都有此类行为。从明初到万历年间，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军屯数量减少了20多万顷，实际流失的土地面积或许更为庞大。

军户方面，明初军户制的世袭特性，成为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一人为军户，世代皆为军户，且军户地位普遍低于普通民户。军户不仅要承担军事任务，还常被将领当作私人仆役驱使，生活困苦。这种状况导致部分军户想方设法脱离军户身份，而那些留下的军户，由于待遇不佳且无法脱籍，面临娶妻困难，人口繁衍受到极大影响。加之英宗时期土木之变，大量精锐部队在北疆丧生，到明代中期，军户人口锐减的问题愈发突出。孝宗朝兵部尚书马文升曾上书指出，原本定额5600人的卫所，此时有的仅剩下200人，甚至更少。

面对屯田减少与军户凋零的双重困境，嘉靖年间，募兵制开始大规模推行。此前，宣宗、英宗、成化年间虽也有募兵，但仅作为应急的临时方案。而嘉靖帝在诏书中明确将募兵作为长久之计，这意味着传统军户屯田制在军事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嘉靖帝推行募兵制实是无奈之举。若不募兵，明朝军队兵力严重不足，难以应对内外战事；但募兵却给本就紧张的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从财政数据来看，嘉靖二十八年，太仓库银支出为380万两，短短两年后的嘉靖三十年，支出飙升至595万两，而当时银库一年的收入仅200多万两。

随着东南倭寇的猖獗以及东北后金努尔哈赤的崛起，战事愈发激烈，明军作战伤亡不断增大，民间愿意响应募兵号召的人日益减少。为吸引兵员，明朝廷不得不提高募兵费用。据《明史录》记载，嘉靖二十六年，单个人的募兵支出约9两银子，涵盖工资、安家费、伙食费、武器装备等各项费用；万历八年，这一费用上升至18两左右；万历四十七年，达到25两。到天启年间，御史在上书中提到，辽阳之役，一兵花费18万，一饷800万；广宁之役，一兵花费30万，一饷1000余万。明末时期，每增兵一人花费三四十两已成为常态，至于这些费用中有多少能真正发放到士兵手中，又有多少被贪污，难以确切统计。

面对巨额军费开支，明朝廷无力承担，只能向民间摊派赋税，以各种名目增加财政收入。为对抗后金，增收“辽饷”；为剿灭义军，增收“剿饷”；为训练新兵，增收“练饷”。沉重的赋税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他们或是逃到关外投奔后金，或是就地加入李自成的义军。如此一来，明朝面临的敌人愈发增多，而自身财政却愈发困窘。

通常，人们在探讨明末问题时，常将责任归咎于文臣贪污。但在明军军饷问题上，责任并非仅在于文臣。前期，以武将为代表的勋贵集团对军户的盘剥以及对军屯土地的私占，导致土地荒芜、军户逃亡；后期，文人士大夫借着募兵的机会吃拿卡要。从明初到明末，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在明军军费问题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这一说法并非夸大明末士卒的战斗力。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各方势力中不乏原明军人员。若除去八旗绿营及汉八旗中的原明军，真正的满洲八旗人口有限。明朝末年，实则是在军费困境下，明军在内忧外患的恶性循环中走向覆灭，这段历史深刻反映了财政因素对王朝兴衰的重大影响，值得后人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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