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的观念体系里，对世界的认知有着独特的逻辑架构。
大清的世界认知与自我定位彼时，大清长期秉持着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坚定地认为自身即为世界的全部，而世界并非单纯的地理范畴，乃是一个文明概念，大清则傲然处于世界文明的核心地位。
在其认知图谱中，那些位于大清疆域之外的群体皆被视作蛮夷，以犬字旁来指代，象征着他们仅比动物略胜一筹，处于人与兽的模糊边界地带。
大清自视为文明的巅峰，是人性的集大成者，文明则是人性的载体。大清笃定，若其他群体渴望脱离兽性、向人性进阶，就必须向大清靠拢。
只要尚未企及大清的文明高度，仍滞留于大清之外，便只能被归为兽类，根本无资格与大清谈及平等之类的概念，这也成为近代大清在面对世界格局变迁时所遭遇的根本性困境，即难以接受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现实。
这就如同在大清的视野里，让其与那些所谓的蛮夷（如英法等国，在大清眼中尚处于从人到兽的转化进程中）平等相待，就如同要求人与自家养的猴子平等共处一般荒谬绝伦，这是大清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同的情境。
大清的内部统治策略与矛盾首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大清并未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仅仅将其视为一次寻常的战争失利，满以为能够轻易扭转局面，重新确立优势地位。
毕竟，在大清的思维定式里，即便遭受了失败，也不过如同被猴子挠了一下，不足为奇，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挫折就将猴子视为人。
况且，大清周边尚有朝鲜、越南等藩属国，在大清看来，这些藩属国已接近人性的境界，只是由于地处偏远，尚未有资格与大清平起平坐。
而那些蛮夷根本连“人”的基本内涵都懵懂无知，如果大清与他们平等相待，那么朝鲜、越南等藩属国又该置于何种地位呢？
所以，对于大清而言，接受与蛮夷平等的观念是绝无可能的，除非有朝一日，大清惊觉那些原本被视作猴子的存在，实际上比大清自认为的“人”的境界更为高深强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悍然火烧圆明园，大清遭受了沉重打击，在各方面均被英法联军全方位碾压，至此才不得不直面与列强平等相待的现实。
回溯往昔，1757年大清成功收复新疆，在陆地疆域拓展方面达到了自古以来的辉煌巅峰。
1771年，土尔扈特部毅然东归，从俄国返回大清怀抱，彰显出大清在当时人心所向的吸引力，彼时大清坚信自身远胜于俄国，否则土尔扈特部也不会弃俄投清。
又过了22年，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其中关于是否向乾隆下跪的争议成为历史经典桥段。
彼时正值大清国力鼎盛之时，加之有他国之人从俄国投奔而来，大清自然难以将马戛尔尼所代表的英国视为值得平等对待的对象，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是极易理解的。
然而，往往在巅峰之时，潜藏的危机也悄然临近。又历经60余载，圆明园惨遭焚毁，大清的辉煌不再，这才幡然醒悟，意识到必须整合内部力量以应对外部的严峻挑战。
大清在外部压力下的转变与启示在这之前，大清从未考虑过内部整合之事。
一方面，一旦启动内部整合，就必然涉及政治动员。而大清在统治汉满、蒙回藏等不同地域时，采用的统治策略和身份定位全然不同。
在中原地区，大清统治者以皇帝身份示人；在草原之上，则以可汗形象出现；于高原地区，又化身文殊菩萨转世。统治手法因地域而异，毕竟大清自认为统治的是整个世界，世界各地区的人群差异巨大，不可能采用单一的统治模式。
且在大清的认知里，世界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整合问题，正如韦小宝所言“整个好”，大清统治的就是一个完整而无需整合的世界。
另一方面，大清始终秉持儒家理念来为整个帝国的统治寻求合法性依据。儒家思想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与民生息，严禁随意扰动民众，否则极易引发祸乱。
因此，儒家学说并非一种倾向于政治动员的理论体系，而大清以儒家思想为圭臬，自然不会主动考虑内部整合与动员之事。
此外，还存在一个极为现实的风险，一旦开展内部整合与动员，汉满蒙回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满汉关系将如何协调处理？这都是大清在当时面临的棘手难题。
然而，随着外部压力的与日俱增，大清即便原本无意，也不得不开始思索如何整合内部力量，促使所有人向大清的统治核心效忠。往昔大清等同于世界，如今却不得不直面自身与世界并非等同的新局面。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的挣扎与转变，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与启示。它警示着，封闭与傲慢会蒙蔽双眼，阻碍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认知。
一个国家或政权，需时刻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敏锐洞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多元文化与理念，构建灵活且富有适应性的治理体系，方能在时代的浪潮中屹立不倒，避免重蹈大清因固步自封而走向衰落的覆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探索与世界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道路。
文本来源 @施展世界 的视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