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1 月，薛岳在就任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的就职仪式上，表达了与湖南共存亡的决心:

“湖南占有东南地区最重要的位置，是抗战最有利的地位。我们今后的生命，只有放在湖南，湖南存则与之存，湖南亡则与之亡。”

他还要求：

“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禆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

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 罗卓英) 代行职务，按预定之计划围歼敌人; 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

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随后，薛岳下令拟订在湖南的作战计划。但是，起草班子效率不高，由于工作缓慢，耽误了时间，将要脱稿时，发生了南昌战役，战役结束后，情况又发生变化，经过几个月的重新工作，终于出炉：

第九战区将诱敌深入后，以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

其中，湘北为主战场，赣北、鄂南为支战场，先是防御，在决战时进行压缩。

在湘北，北起新墙河南北两岸，亘通城以南，九岭、平江以东，至幕阜山西麓为第一道防线；

汨罗江两岸为第二道防线；

长沙附近的捞刀河两岸为第三道防线，并各构筑既设阵地。

日军进攻时，我军逐线抵抗，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将疲惫之敌诱至捞刀河两岸地区后，正面利用既设阵地坚决顶住，适时以控制在长沙南、北、东三角地区的5个军，将敌包围压迫于湘江东岸和捞刀河两岸地区而歼灭之。

这样的作战方式，即以纵队防御，将敌诱至最后防线，将敌包围一举歼灭，以空间换取时间，拖疲敌人，最后全歼。也就是“退敌决战”和“争取外线”方针的具体运用。

对此，薛岳得意地称之为“天炉战法”，意思是这个战法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天炉，把鬼子一引诱进入到里面，四下包围，进行死打。

而且，日军的各兵种、装备优势都无法发挥，战场主动权操之在我军，鬼子就像被关在烧红的炉子里任凭我们去“炼”。

为了把日军关在这“天炉”里，薛岳准备了超过对方一倍多的兵力，准备层层消耗敌军，然后围而攻之。

但是，这个战法在强大的日军面前真的可行吗？有几个问题必须解决：

(1)必须要把日军引诱进入“天炉”，而不被发现;

(2)“天炉”要真的能把日军关住;

(3)必须使日军的各兵种、装备优势失效。

这一切，有待时间去验证。

1939年8月，重庆。蒋介石接到由保密局送来的报告：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制定了“湘赣作战计划”，以第九战区中央军主力为打击目标，该计划正在紧急着手实施中。

蒋介石要通了军令部长徐永昌的电话 ，让他通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迅速协助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拟定一个反击日本“湘赣作战计划”的军事部署并呈报上来。

陈诚主张：逐次抵抗，退至长沙以北为止。正面部队消灭一部分敌人以后，诱敌南进，我军则占领东西两侧，攻敌侧背，与长沙守军围歼敌军于城下（此为乙案）。

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由薛岳暂代，薛岳同意此一部署。

白崇禧认为：

日军可用于作战的兵力不足其实有兵力的一半，且持续作战时间不可能太长。我军可大开战场，且战且退至衡阳一带，使日军兵力分散在纵深200公里的地区，届时，日军后勤不继，我军东西两军齐出，断敌水陆退路，可全歼日军（此为甲案）。

甲乙方案同时上报。五天后，副参谋总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接到电报：

桂林白主任：电悉，按甲案部署作战。

中正。

白崇禧满心欢喜地在电报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与此同时，在武昌，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日军第11军司令部。冈村宁次在地下作战室，仔细地审阅：

湘赣作战指导大纲（昭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作战目的

……

指导方针

一、军主力（以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做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

二、实施本作战以奇袭为主旨，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

具体用兵：

把第3、第6、第33、第106四个师团共10万兵力分为湘北、赣北、鄂南3个集团。

以湘北为主攻方向；在赣北迷惑牵制敌军、配合湘北作战；在鄂南出奇兵，沿中国军队在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防线，出现在敌人侧背，与主攻湘北之日军夹击敌军主力于岳阳与长沙中间的平江地区。

冈村宁次走出作战指挥室，令参谋长青木重诚组成军作战指挥部，设置在武汉岳阳之间的咸宁。

8月21日，薛岳在地图前苦思冥想。早前，接蒋介石电报，要他按甲案部署作战，白崇禧、陈诚打来电话要他坚决按照委员长指示办。

几个小时后，他叫来参谋处长赵子立，阐明自己坚持“乙案”的理由，要他写好电文，发给委员长。电文如下：

1、九战区现有足够的兵力，有把握将日军歼灭于长沙以北。

2、我军若退至衡阳，日军在广州之安藤利吉第21军有可能沿粤汉铁路向北策应，对我形成夹击，时战局不易把握。

3、如按甲案放日军南下，则长沙失守必会为敌之宣传机构所乘，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

随后，他又直接向蒋介石进言，在宋美龄和陈诚的帮助下，蒋介石终于同意改甲案为乙案。

会战中，白崇禧奉命协助薛岳指挥，即使亲临战区指挥部，也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所以，当日军进攻长沙作战行动开始时，湘北新墙河防线就是薛岳“天炉战法”的第一道防线，由关麟征第15集团军驻守。

新墙河属于洞庭湖水系，东起发源于幕阜山脉，向西流经新墙、荣家湾至君港入洞庭湖，全长仅108公里。高不过百米的绵绵山丘，草鞋岭、笔架山、斗蓬山、相公岭、雷公山等，沿新墙河形成天然屏障，中国军队据此作为保护长沙的前沿阵地。日军若向南进犯，必须突破这一战略防线

自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关麟征率领第52军由武汉外围转移到湘北，奉命在新墙河南岸建立御敌防线。

年底，关麟征由第52军军长升任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负责指挥湘北战场，下辖3个军，即第37军(军长陈沛)、第52军(军长张耀明)和第79军(军长夏楚中)。

在湘北防线，第79军为右翼，第52军为左翼，第37军除罗奇第95师在洞庭湖与湘江连接处营田担任江防外，其余为机动部队，集结在汨罗江沿岸。

9月中旬，日军第11军第6、第33、第106师团主力和第3师团上村支队、第13师团奈良支队、第101师团佐枝支队等共约10多万人的部队，以“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

9月18日拂晓，在湘北方向，日军集结在岳阳的第6、第13两师团，各以一个大队附炮兵一部，分向第52军赵公武第2师和覃异之第195师的警戒阵地金龙山、斗篷山、雷公山、小乔岭、铜鼓山等地，进行炮击。两个小时后，步兵开始进犯。

第2师据守荣家湾阵地，其斗篷山阵地比较突出，成为抵御南下日军的最前沿阵地。

在斗篷山阻击日军的中国军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日军拿出了老战法，先在战场上空升起两个红色气球，照例一个鬼子站在气球上，炮兵只要看到那个鬼子的旗帜摆动，接着就是雨点般的炮弹打去。

斗篷山被炮弹炸得天摇地动，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工事全被轰毁，小小的山头像被犁过了一样。

防守这里的是第2师8团3营，营长胡春华。炮火一停，官兵们从尘土中爬出来，以尸体做掩体，向冲过来的日军射击。

因为，最前沿的斗篷山一失，后面阵地就失，第3营打得天昏地暗，相持到19日拂晓，日军还是越不过这一铁墙般的阵地。

久攻不下，鬼子们便拿出了狠心，用化学武器放毒气。官兵们突然闻到一股股呛人的气味，没有防毒面具，立即用毛巾浸水堵住鼻子和嘴，但是，不少人还是被毒气熏倒。

这时，敌机又来扫射，不少中毒的官兵倒在了敌机的子弹下。因为不少人中毒了，没被炸死的，也失去了战斗力，终于阵地被突破，鬼子冲上阵地。

黄昏前，阵地陷入敌手，我军伤兵被他们惨无人道地一一刺死。

第3营除7个负重伤的先后退出阵地外，其余的官兵自营长以下500多人全部与阵地共存亡，无一生还。

这7人因为身负重伤，才提前退出战斗而得以存活，他们是营长胡春华、连长付保山、7连1排长毛金中、一位伙夫和两个重伤员。

因为前沿阵地丢失，日军大举上岸，并逐渐扩展开去。

9月19日，新墙河北岸的守军按照“天炉战法”的预案全部撤回南岸。狡猾的日军为隐蔽进犯企图，攻占前沿据点后，表面上却毫无动作，甚至一点继续南犯的征候都没有，好像占领这河岸就已经相当满足了。守军见状，也只是一般地警戒。

在笔架山防御线上，雷公山、草鞋岭一带是最前沿阵地，战况十分激烈。

草鞋岭东西两边是山峦，中间一条峡谷，一条古营道顺着峡谷一直延伸到了新墙河方向。旧时临湘经草鞋岭、笔架山过墙河可通省会长沙。

岳阳沦陷后，临湘白羊田长期驻扎日军，而草鞋岭则驻扎中国军队，两军以游港河为界长期对峙。其中隶属195师的一个加强营在营长史恩华率领下，在新墙河北草鞋岭、笔架山阵地负责防守。

史恩华旧照

史恩华，别号绍声，1910年出生于湖北沔阳，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第52军195师1131团第3营营长，少校军衔，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后，新婚仅仅3天的史恩华营长提前返回部队。

9月18至19日，日军奈良支队向草鞋岭阵地发动进攻，激战两日都被击退，阵地岿然不动。

9月20日开始，奈良支队集中飞机20余架、炮30余门、骑兵联队1支，再次猛攻草鞋岭阵地，并使用了毒气。至21日，我军工事阵地基本被炸弹夷为平地。

激战间隙，他突然发现，正面的一角枪声渐渐稀落下来，以为该处已被日军占领，便派了一个姓管的排长前去察看。

管排长匍匐前进，到了阵地上发现，只有一个士兵在战斗，其他一个排的人横躺竖卧，断肢缺体，均已阵亡。

管排长极为震撼，他扒拉开阵亡袍泽的尸体，爬到那位士兵跟前，拍拍他的肩膀，哽咽着说道：“好小子，我一定陪你流最后一滴血。”

此时，他已经忘记了营长交代的任务，与这位士兵一道，在阵地上小心摸索，收集散落的手榴弹与阵亡战友身上的子弹，两人相互配合，勇敢的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达三次之多。

在战斗的间歇，管排长得知这位英勇的士兵名叫任连子，刚刚入伍还不到一年。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边打边聊，忘记了处境的危险，只为一次次打退日军而欢欣不已。

傍晚时分，凉风吹拂，林木飒飒，死尸、弹坑到处都是。被打断的树枝，被烧焦的草地，满山满谷，映在绛紫色的晚霞里，浸泡在血红之中。

管、任二人看到此情此景，甚感诧异，只觉是平生未见。一时间沉默不语，这时，一个人影从薄暮中晃悠了过来，两人慢慢地回头张望，任连子迟钝的目光里，突然闪出了几分喜悦，他大声喊道：“刘庆年！”

原来，是炊事兵刘庆年担着一挑饭走了上来。由于白天战斗激烈，饭送不上去，刘庆年只好趁着傍晚将饭送上阵地。

刘庆年走近几步，认出了任连子和管排长，正当他放下担子，要向排长报告时，却突然发现，自排长方昌桂以下，所有的弟兄都已气绝身亡，在这片死寂的阵地上，没人能回应他的呼喊。

刘庆年手脚瘫软，趴在地上，伏尸大哭。这些朝夕相处的弟兄，每个人都清楚上阵杀敌有可能牺牲，但一天之内，都死在同一条战壕里，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

22日，草鞋岭一线的杨林街也受到炮击，但是，以东的第566旅阵地却只受到零星炮击，北岸也只有少数日军进行火力侦察。

这个地区是幕阜山脉，地形复杂，不利于大部队及陆空联合行动。第195师师长覃异之与参谋长韩梅村、参谋处主任尹先甲共同分析当面敌情。

根据前线情况判断，他认为杨林街正面之敌只是一个加强联队，不超过一个旅团。韩参谋长建议说：

“可不可以把杨林街以东的阵地留一个营监视，把第566旅主力集结起来，向敌侧背出击，打出去。”

尹先甲则主张说：“该旅留一个团防守原阵地，以防万一，由旅长率领一个团及师补充团作出击部队。”

覃异之支持韩梅村的方案说：“当面的敌情已基本明了，最大限度地集结兵力，既有利于防守，又有利于出击，打出去!”

然而，就在第195师调兵时，日军也在继续增兵，他们拿下了第2师的斗篷山阵地后，增兵至一个联队，转而猛攻第195师阵地，覃异之把这个旅调过来后，正好增援了正面作战。

这时，史思华营即第195师1131团3营已接令转移至笔架山前沿阵地，掩护全师转进。由于在草鞋岭伤亡太大，该营仅存100余人。

22日,日军调来骑兵连,在飞机的配合下,分两路包抄笔架山。

一路从新墙河周家屋场前小港经胡杨毛家屋场，绕到笔架山西侧穆家渡对岸，另一路从小塘沙家冲包抄到笔架山东侧，再次向史营发动攻击。

史营全体官兵奋勇鏖战，死伤过半。黄昏时,覃异之师长致电史恩华:“你已经坚守了三天三夜,达到了要求,部队现在伤亡过大,又是三面受敌,遇不得已的时候,可将主力向东靠。”

史恩华只说了一句话:“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22日,我军新墙河北岸其他前进阵地均被突破，军队悉退回南岸阵地，唯独第195师笔架山据点仍在固守中。

23日拂晓前，日军集中全力进犯，战事吃紧，史恩华亲赴前线督战。官兵们见营长亲至，莫不以一当十,奋力杀敌。

师长覃异之电话找史恩华，传令兵回答说营长在前线，覃异之问还有多少兵力，传令兵哭而不答。

覃师长让他马上传达命令:“火速撤回南岸,不得有误!”

下午3点左右，覃师长再次致电才找到史恩华。覃异之当时火了，大声问他为什么不撤，史恩华答:“师座，不是不撤，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撤不走了。”

覃异之令他立即组织兵力突围，并调炮兵压制日军和派兵在南岸接应,，史恩华半天没回答，最后说了句“师座,我们来生再见吧!”表示要坚持到底，战死疆场。

下午6时，史恩华肩部受伤，团长嘱其后退疗伤，不允，乃包扎伤口,继续指挥战斗。

此时，连长易平、屈文生已阵亡，连长颜乾熙王凤山受重伤，全营仅剩排长2人，士兵40余人。

史恩华下令全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士气大振，日军多次进攻皆被击退。最后，日军以排炮向其阵地猛轰，史恩华全营阵亡。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新墙居民念史营长忠贞可敬，集资将其遗骸安葬于笔架山山麓，题：中华魂史营长恩华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