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师傅的漂洋过海的爱情

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在我看来，是生活的柴米油盐杀死了爱情。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多少人为了所谓的体面生活，放弃了最初的誓言。这不，我也经历了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

我叫李国强，今年45岁，在县城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1995年的春天，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个女孩推着抛锚的摩托车来到我的修理铺。她穿着蓝色的电子厂工作服，头发随意地扎成马尾，脸上还带着些许慌张。

“师傅，我的车子突然就不走了，能修吗？”

这就是我和王小芳的第一次相遇。那时候的县城还没有现在这么繁华，街道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路上跑的大多是二八自行车和嘎嘎响的拖拉机。我的修理铺就开在县城通往乡下的必经之路上，门口摆着几个油腻的零件，墙上挂着各式扳手。

修车这门手艺是我从我爹那里学来的。从小，我就在机油味和铁锈味中长大。看着别人骑着摩托车来来往往，我就想着要把每一辆车都修得好好的，让它们能继续带着主人奔向远方。

小芳的摩托车很快就修好了，不过是火花塞松了。可能是她觉得我修得快，收费也公道，从那以后她经常来找我修车。有时候车子没什么毛病，她也会来串门。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她的出现。

那时候的小芳多漂亮啊，走起路来像林黛玉，笑起来又像小燕子。电子厂的工作虽然辛苦，可她总是干劲十足。她说她要赚钱给父母盖新房，要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我们谈了半年恋爱就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县城的老字号饭店摆了十桌酒席。小芳穿着火红的旗袍，美得像电视里的明星。我穿着租来的西装，紧张得连领带都系歪了。

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着，我修我的车，她上她的班。1997年，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李路，希望他将来能走上一条通往远方的大路。为了多赚点奶粉钱，我把修理铺的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十点。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车的普及，来修摩托车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家住的还是婚后买的老房子，连个电梯都没有。而小芳的同事们一个个都换了新房，有的还买了小汽车。

2008年的一天，小芳下班回来，看着屋里斑驳的墙壁，突然说：“国强，我想出国打工。”

那一刻，我的扳手差点掉在地上。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她已经找好了中介，还跟电子厂的几个姐妹商量好了。她说韩国的工资高，两年就能赚够买新房的钱。我不同意，可她却说：“你看看咱们住的什么房子，开的什么店，儿子上学还要挤公交。我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 为了筹中介费，我们东拼西凑借了30万。那天送她去机场，儿子才上小学二年级。他拽着妈妈的衣角，哭得撕心裂肺。小芳蹲下来擦他的眼泪：“路路，等妈妈回来给你买大房子，买新玩具。”

送走小芳后，日子更难过了。白天修车，晚上还要给儿子做饭辅导作业。那些日子，我瘦得像根竹竿。县城的人背后议论：“李国强，你媳妇怕是不会回来了。”我装作没听见，继续低头修我的车。

最开始小芳还经常打电话回来，说韩国的工资虽然高，但是干的都是苦力活。工厂里全是机器轰鸣，一天要站十二个小时。她说想家，想儿子，但是为了还债，只能咬牙坚持。

可是渐渐地，电话越来越少。一个月一次变成三个月一次，后来甚至大半年都杳无音信。我只能在儿子问起妈妈的时候，说她在国外太忙了。

日子还得过，我开始研究电动车维修。这玩意儿比摩托车简单，但是架不住需求量大。我把修理铺扩大了一倍，又请了两个学徒工。生意渐渐好转，不仅还清了债，还给儿子报了补习班。

2012年，收到小芳寄来的信。信里说她在韩国认识了个开餐馆的老板，人家对她很好。她问我能不能带着儿子去韩国，说那边的教育好，机会多。

我把信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心里五味杂陈。儿子已经上初中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问他想不想去韩国，他摇摇头说：“爸，我想考华科大。”

我给小芳回信说，儿子学习成绩好，不想耽误他。其实，我也不想去。这些年，修理铺已经有了固定客源，每个月能挣小一万。虽然比不上人家开公司，但日子也算过得去。

又过了两年，一个快递送来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小芳和一个金发男人，还有一个五六岁的混血小女孩。背面写着”对不起”三个字。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修理铺喝了半斤白酒。看着墙上发黄的结婚照，想起当年小芳穿着红旗袍的样子。酒过三巡，我突然笑了。也许，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如今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他说要帮我把修理铺做大，要开连锁店。我知道，他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他以后不会离开。

每当夜深人静，我站在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电动车，心里总会想：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子车子，还是陪伴在身边的亲情？

那张全家福我一直锁在抽屉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儿子，他还有个妹妹。或许等他再大点，等他能理解生活的无奈时，我再告诉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