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唐朝是继汉帝国之后，又一个深入并控制西域的帝国。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开始于第二任皇帝李世民时期。在贞观四年（630）漠北之战结束之后，东突厥基本被唐廷清剿，吐蕃则还未崛起，此时唐廷的目光转向了更遥远的西方，拉开了攻略西域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贞观十三年-十四年（640年）发起的交河道行军-灭高昌之战。以此战为分界线，在这之前，唐廷采取了“代理人”策略，以扶持亲唐的西突厥势力，间接影响掌控西域局势为主。在这之后，唐军跨过了河西走廊，深度介入西域局势，直到最后把整个西域纳入到唐帝国统治之下。而高昌之战，就彻底揭开了唐帝国全力介入西域局势的大幕。
隋唐之际的高昌也被称作麹氏高昌，统治区域大概是今天的吐鲁番附近。吐鲁番盆地位于天山东部山脉的南北要冲，也是河西走廊的西部重镇，控扼西域经河西走廊与内地交通的要地。高昌历史非常的悠久，更重要的是，高昌人的祖先是汉晋时期戌边的汉人，高昌国内的主体民族一直都是汉人，所以在唐朝武德贞观年间，唐廷与高昌的关系是有过一个蜜月期的。
从今天的新疆地形图上可以看出，高昌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比如武德二年（619）高昌王麴伯雅死，嗣王麴文泰遣使告哀，李渊命河州刺史朱惠表前往吊唁，同时，“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奏以闻”，相当于充当了唐廷在西域的耳目和代理人，而西域诸国也认可这种角色，曾在贞观初年“咸欲因文泰遣使朝贡”，即希望借助高昌国来与唐实现贸易。贞观四年（630），麴文泰入朝，其妻宇文氏请预唐氏宗亲，被赐姓李，封常乐公主，唐廷与高昌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
但和今天一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利益占据主要位置，随着局势的不断发展，唐朝与高昌蜜月期也终结了，这其中有两个因素的影响最大。
第一个是贞观六年（632年），唐廷册封了西突厥的泥孰莫贺设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进入了刚才上文提到的唐廷以“代理人”方式介入西域局势的政策时期。
在这之前，唐廷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内部整合以及击灭对中原威胁更大的东突厥身上，唐廷势力保持在河西走廊东部，高昌可以怡然自得的充当西域诸国与唐廷进行贸易的中间商，不仅不会受到实质威胁，反而因此能够获得大量的贸易收入，小日子过得非常美。
但新生的唐帝国正在代表华夏恢复其历史本来地位，成为和几百年前两汉帝国一样的横跨河西走廊东西的统一大帝国，其势力早晚还会回到河西走廊以西的广阔大漠草原，这一点在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灭亡之后已经势不可挡，接近河西走廊的高昌国注定不可能再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来存在，可是高昌国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个因素则是西突厥势力与唐廷对立关系的加剧。唐廷在贞观六年（632）册封了泥孰莫贺设，西域有过一段时间的稳定。但几年之后，泥孰莫贺设死了，他的弟弟阿史那同俄继位，被唐朝继续册封。但阿史那同俄无法完全控制住西突厥局势，加上草原游牧民族帝国自带的分裂倾向，西突厥的其他部落在贞观十二年（638）另立了突厥贵族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与唐廷承认的西突厥可汗打擂台，导致唐廷与西突厥的关系愈加剑拔弩张，到了大打一场的边缘，这可以说是尚未完全衰败的西突厥帝国与正处在上升期的唐帝国之间的必然结果。
西突厥与东突厥一样，在历史上也是非常强盛的存在，西突厥最为强盛的时候是在统叶护可汗（约615-627）时期，史书记载此时的西突厥：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土吞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李渊为了缓解东突厥压境的压力，还曾经在武德3年（620年）邀请统叶护可汗东进，牵制东突厥势力：
（统叶护可汗）遣使献贡条支巨卵。时被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许以5年（622）冬。大军将发，颉利可汗闻之，大惧，复许叶护通和，无相征伐。
可以看到，颉利可汗在听到统叶护可汗有意东进之后非常的惶恐，赶紧派人与统叶护可汗联系交好“无相征伐”，此时的西突厥俨然是东部两强唐帝国和东突厥之间仲裁者的角色。
但西突厥在统叶护可汗被杀之后陷入了内忧外乱，内部山头林立，控制的各个部落和西域土著政权要不选边站，要不就出走，元气大伤，控制的疆域大大缩减，可是百足之虫死而未僵，强盛百年的西突厥在西域依然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对唐廷不断扩张有一定的警惕心理。
欲谷设被立为乙毗咄陆可汗之后，不仅压制了唐廷承认并支持的泥孰莫贺设的泥熟系势力，还不断东进逐步恢复西突厥原先的影响力，这与已经完成内部整合的唐帝国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综上，我们能够看到，高昌国在唐帝国建立之后，就已经逐渐失去了他能够独立建国并把控河西走廊西端重镇的基础，也就是东部一直没有一个强权，可以恢复两汉时期的中原帝国既有势力范围。更惨的是，此时的高昌是在两强之间走钢丝，尤其是贞观十二年（638）年西突厥反对唐廷的乙毗咄陆可汗起势之后，这种局面更加紧张，稍有不慎就会亡国。但高昌人显然没有认识到这种局面的险恶，反而加大力气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终于诱发了导致高昌被灭亡的直接导火索，那就是高昌攻击亲唐的焉耆乃至唐朝所属伊州的事件。
没有看清形势变化的高昌投靠了反对唐朝额西突厥势力，为自身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焉耆，是西域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在高昌以西，同样也位居西域古道之上。唐廷册封的泥孰莫贺设在继位之前与焉耆国关系良好，不管是爱屋及乌的原因，还是唐廷有意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影响的原因，贞观六年（632）之后唐廷密切了与焉耆的关系。更要命的是，焉耆也有一条通向内地的商路，本着有钱大家赚的原则，焉耆奏请唐廷开了商路，逐渐分流了一批原先要经过高昌的商队，所以高昌王麹文泰不爽了。
这里也能够看出来此时的高昌对形势的发展预计不足，对自身角色也认识不足，简而言之就是认不清自己了。贞观六年唐廷册封了西突厥可汗之后，介入西域局势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高昌是不可能继续维持原先不仅独立而且还独占商路利润的地位的。
可在高昌国王看来，他觉得自己是西域最靓的仔，不仅要王冠，还要独霸西域贸易利润。可惜在唐廷看来，高昌不过是西域众多仔中的一个，而且靠的唐廷本土还贼近，这样的政权安分一点也许还好，只要有了二心，亡国真可谓是指日可待了。
可惜高昌王麹文泰看不到这一点。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高昌嫉妒焉耆夺了自己的利润，也记恨不尊重自己的唐廷，久而久之不仅和唐帝国貌合神离，而且逐渐有了另抱大腿选边站的念头。
贞观12-13年（638-639）之间，与泥孰系对立的乙毗咄陆可汗向西域东部地区扩展，控制了处月、处密等东部天山地区的突厥部落，与唐日渐疏远的高昌与乙毗咄陆联合，与唐朝正式反目，联手攻破了焉耆国，而且还一起密谋袭击唐朝新设立的伊州。史载：
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途径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伊吾先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又与叶护连结，将击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长史麴雍来谢罪。
薛宗正先生在《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一文中曾强调此时的高昌已经受制于乙毗咄陆，内政受其控制，这段记载正好可以作为佐证。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高昌不臣，太宗责备，征召的不是麴文泰，也不是别人，而是阿史那矩。阿史那是突厥人王族的姓氏，阿史那矩其人，薛宗正先生说是乙毗咄陆可汗派遣到高昌监国的人，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这里可以看出来，首先，经过统叶护之后的内乱以及太宗册封泥孰系可汗之后，西突厥名义上都已经成为了唐廷的附属，所以太宗可以征召高昌国内西突厥派来的代表，另外遇到唐廷责备，麴文泰不派阿史那矩，而是派遣高昌国人长史麴雍，可从侧面反映出此时麴氏受制于西突厥的事实。
总之，高昌投靠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而密谋进攻早已经成为唐朝州县的伊州，更是触怒了唐廷。西域形势的变化，打破了唐朝最开始设想的利用泥孰系亲唐西突厥控制西域的意图，进攻高昌，就是太宗判断亲唐的泥孰系可汗失去西域控制，影响了唐廷整个西域布局之后的对应措施。
高昌卷入了唐帝国和西突厥之间的纷争，在唐帝国决心出兵之后，高昌的灭亡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贞观13年（639）12月，唐廷正式发布了讨伐高昌的诏书。这篇讨伐檄文汪洋恣肆，读来荡气回肠，充满了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一个要恢复祖先荣耀的大国，强大自信的气魄：
明罚敕法，圣人垂惩恶之道；命将出军，王者成定乱之德。故三苗负固，虞帝所以兴师；鬼方不恭，殷宗所以薄伐。朕嗣膺景命，君临区夏，宏大道於四海，推至诚於万类……而高昌曲文泰，犹为不轨，敢兴异图，事上无忠款之节，御下逞残忍之志……今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右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副总管左屯卫将军薛孤吴儿、行军总管武卫将军牛进达等，董率众军，宏宣庙略，乘驿进路……良将奋建瓴之威，锐卒效如貔之勇。冀马燕犀，犹迅雷之震击；云梯地道，若至神之变化。以此制敌，事等摧枯；以此屠城，易於反掌。然朕矜哀之心，有怀去杀；胜残之道，无忘好生。若文泰面缚军门，泥首请罪，特宏焚榇之泽，全其将尽之命。
“良将奋威、锐卒效勇。冀马燕犀，犹迅雷之震击；云梯地道，若至神之变化，以此制敌，事等摧枯；以此屠城，易於反掌！”字字句句如刀枪剑戟锐利无匹、杀人诛心，但却正是此后唐军雷霆万钧碾碎高昌的真实写照，读来令人血脉喷张。
至此，麹氏高昌的灭亡正式进入倒计时。
（高昌之战上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