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细雨纷纷，名士们身着轻裘，举止从容，风度翩翩，他们超凡脱俗、不拘小节。这种个性解放和对自然的崇尚，这些在现代才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东晋时期的名士身上早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桓楚皇帝桓玄及其身边的友人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世家大族与风流名士。作为一位杰出的名士，桓玄的确展现了真名士应有的风采。尽管他篡夺了东晋皇位，并且只做了短短一年零六个月的皇帝，但这段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与感慨。
桓玄，字敬道，小名灵宝，出身于谯国桓氏家族，是东晋时期的一个显赫家族。据说，在他出生时，房间里充满了奇异的光芒，这让一位占卜师感到十分惊讶，因此给他取了“灵宝”这个名字。
桓玄的父亲是桓温，这位历史人物以直言不讳著称，曾说过：“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同时，他也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人，曾在攀折柳枝时泪流满面地感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玄出生时体重较普通婴儿要重，这使得桓温对这个儿子格外喜爱。在他临终前，并没有将爵位传给长子，而是选择了桓玄作为继承人，让他承袭了南郡公的爵位。
桓温曾经有过称帝的想法，但因时机未成熟而未能实现，最终带着遗憾离世。然而，他未曾想到的是，他的小儿子桓玄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
关于桓玄承袭南郡公爵位还有一段不同的说法。当时，桓温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在他即将去世之际，局势异常复杂。由于担心长子桓熙能力不足，无法独自承担重任，桓温在临终前决定让弟弟桓冲统领军队。
然而，桓熙与弟弟桓济及叔叔桓秘密谋杀害桓冲，但他们的计划被桓冲提前得知。为了自保，桓冲抢先一步将桓熙兄弟流放到长沙，并宣布这是桓温的遗愿，即由最小的儿子桓玄继承爵位。
当时桓玄才五岁。两年后，桓冲结束了扬州刺史的任期，在与前来送行的文武官员告别的时候，他抚摸着桓玄的头说道：“这些人都是你们家的老部下。”
桓玄听后痛哭流涕，泪水满面，悲伤之情令旁人也为之动容。众人对这个仅仅七岁的孩子感到十分惊讶。
桓冲对桓玄的喜爱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亲生子女，常常看着自己的座位说：“等到灵宝长大成人，我就会把这个位置还给他。”
桓玄自幼性格张扬，敢于行动。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和堂兄弟们一起养鹅来斗。然而，他的鹅总是输掉比赛，这让桓玄非常生气，于是他在夜里偷偷进入鹅圈，将堂兄弟们的鹅全部杀死。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发现这一情况后大为震惊，以为是妖怪作祟，并将此事告知了桓冲。
桓冲微微一笑：“哪里有什么妖怪，肯定是桓玄开的玩笑！”经过询问，果然如此。
成年后的桓玄容貌奇特，举止洒脱，精通各种艺术，擅长写作文章。凭借着出众的才华和显赫的家庭背景，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英雄豪杰。
尽管桓温在世时握有重权，甚至曾经废立过皇帝，但朝廷对于桓氏家族一直心存疑虑，因此并未给予过多的重视。桓玄直到二十岁时，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官职。在东晋时期，出身于名门望族并且继承了公爵爵位的人却未被朝廷征召担任职务，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不过，这并非仅仅针对桓家，当时的东晋政府为了强化皇权，实际上对所有的高门士族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压制措施。
荆州刺史王忱刚刚赴任，迎接他的是一个在荆楚地区经营了近五十年、根深蒂固的桓氏家族。他认为桓石虔、桓石民那一代的人才大多已经逝去，谯国桓氏似乎失去了核心人物。然而，不久之后，他就见识到了桓玄的锋芒。
有人怀疑，一个醉汉能否震慑住自认为英雄豪杰的桓玄？但事实证明，一物降一物。王忱上任后，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使整个荆州上下安定和谐。
桓玄继承了南郡公的爵位，并定居在江陵。桓家在当地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众多的支持者。
有一次，桓玄去拜访王忱，未经通报便直接驾车进入都督府。刚下车，他抬头看见王忱站在厅堂前，手持鞭子敲打着挂在门上的盾牌，发出“啪啪”的声响。
桓玄见此情景，心中感到不悦，随即转身离去。王忱并未挽留，任由他离开。
又有一次，王忱接待宾客时，布置了严密的仪仗队列，士兵们身着光鲜的盔甲，精神饱满。桓玄见到这阵势，提出要借几百人去打猎。
众所周知，桓玄酷爱狩猎，每次出猎都会带大量随从，场面壮观。但这次他并非真心想打猎，而是想试探王忱的胆量。王忱爽快地答应了，说：“随便挑！”
从此以后，桓玄对王忱既敬畏又敬佩。
桓玄因为在荆州受到王忱的限制，无法施展抱负，于是打算换个地方发展。在他二十三岁那年，朝廷下达了任命书，授予他太子洗马一职。
那么，太子洗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体力劳动者（蓝领），而是一个需要一定文化素养和管理能力的职位（白领）。关于“洗马”这一职位名称的来源，《国语》中有一段记载：“勾践曾为夫差牵马，这里的‘先’有时也被写作‘洗’。” 后来，“洗马”便被用来指代在前面引导的人。因此，太子洗马实际上是太子的先导官，负责为太子引路和提供服务。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记载，太子太傅和少傅的下属官员中有洗马这一职位。由此可见，太子洗马这个职位并不算高阶。
桓玄身为公爵，在爵位等级中名列前茅，甚至有资格担任太子少傅这样的高级职务，但他却被安排在一个相对较低级别的职位上，这表明东晋朝廷对桓家势力有所抑制。
令人意外的是，桓玄接受了这一任命。在那个时代，隐士备受推崇，成为提升个人声望的一种方式，例如谢安直到四十岁才开始步入仕途。
桓玄为何急于出仕呢？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荆州感到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到其他地方历练，拓宽自己的视野。
桓玄心怀壮志，不愿虚度光阴，过着那种无所事事的小公爵生活。他渴望像父亲桓温一样，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令天地为之震撼。
在启程前，桓玄的船停靠在荻渚（江中长满芦苇的一小块陆地），好友王忱特意前来送行。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忱服散后已有几分醉意，前往探望桓玄”
为了便于理解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服散”。所谓的散，指的是五石散，它由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和赤石脂这五种矿物药制成的一种粉末状药物。
这个配方最早出现在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于治疗外感风寒等病症。然而到了晋代，正始名士何晏由于体质虚弱，经常服用五石散。经过改良后的配方，使他在服用之后精神焕发，体力增强，并开始大力推广这种药物。
很快，京城里的贵族们纷纷效仿，逐渐形成了一种风尚。之所以如此流行，不仅仅是因为其治病的效果。
实际上，服用五石散后所产生的精神亢奋与某些毒品的作用相似，而体力增强的效果则类似于现代的壮阳药。魏晋时期的风气较为开放，社会对性的态度也相对宽松，上层阶级尤其热衷于追求感官上的享受，纵情声色犬马。当时，不仅是男性，连女性也开始大胆表达和追求自己的欲望，因此，在整个晋代，服食五石散蔚然成风，许多名士都对其趋之若鹜。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人们对药物的特殊偏好。
虽然药石多含有毒性，服用这种药物后需要通过食用冷的食物来降温，因此这种药物也被称为寒食散。服药期间要穿薄衣、喝冷水、吃冷食、睡冷床，但需要饮用温酒，借助酒力出汗以散发药性，防止中毒。
此外，服药后还需要快步行走，也就是所谓的行散。
在一次桓玄设宴款待王忱的场合中，由于王忱不能饮用冷酒，他多次要求：“拿温酒来！”
这时，桓玄突然泪流满面，开始哭泣。
王忱见状，感到不解并有些不悦，便起身准备离开。桓玄用帕子擦去眼泪，说道：“你触犯了我家的忌讳，但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晋代的习俗，在晚辈面前直呼其长辈的名字是非常失礼的行为。“温酒”这个词触及到了桓温（桓玄的父亲）的名字，因此桓玄才会哭泣，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生气。
王忱感叹道：“灵宝确实豁达大度。”
后来，当桓玄前往京都拜见琅琊王时，正好碰上司马道子酩酊大醉，并且周围有许多宾客。
司马道子半睁着醉眼，含糊不清地问身旁的宾客：“听说桓温晚年有反叛之心，这是真的吗？”听到这话，桓玄大为震惊，伏在地上，汗如雨下，不敢抬头。
当时，谢重担任琅琊王府的长史。他听到司马道子的话语后，举起笏板回答道：“从前宣武公（指桓温）废黜了昏君，并辅佐明君登基。他的功绩超越了伊尹和霍光。至于众人的议论，请您公正裁决。”
司马道子低声自语：“我明白，我明白。”随即举起酒杯说：“桓洗马，这杯酒敬你。”
桓玄因感到不安而请求退下，心中对司马道子充满了怨恨。
桓温曾平定蜀地、讨伐前秦、收复旧都，并通过废立皇帝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尽管他有不臣之心，但并未公开篡位，与王敦的行为有所区别。
因此，即使在司马皇室努力加强皇权之后，他们也没有追究桓氏家族的责任。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东晋时期门阀士族与皇族共同治理天下的传统所致。此外，桓温废黜海西公并扶持简文帝登基，使得司马曜这一支得以继承皇位。如果质疑桓温的行为，将会影响到司马曜作为正统君主的地位。
高门士族集团希望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反对桓温就意味着反对士族权臣的统治，这也是谢重发表上述言论的原因之一。
谢重是谢安的侄孙，他的行为和言论体现了谢家的立场。东晋时期的另一大家族琅琊王氏，在这个问题上也坚定地站在了桓温一边，王珣曾高度评价桓温：“废昏立明，彰显忠贞。”孝武帝无奈之下，只能将那些试图翻案的人派往外地任职。
司马道子只是借酒消愁，表达对桓温欺凌皇室的不满，但经谢重一提点，他立刻调整了态度，毕竟朝廷对此事早有定论。
即便如此，维护皇权的皇室与桓氏家族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彼此间充满了警惕。
桓玄担任太子洗马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便出任义兴太守。义兴郡涵盖今天的江苏宜兴、溧阳等地，东临广袤的太湖，境内湖泽星罗棋布，宛如一片蓝色的仙境。
尽管此地风光旖旎，却无法抚慰桓玄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的心。他在义兴的日子可以用“郁郁寡欢”来形容。
桓玄常常登上山顶，遥望那波光粼粼的震泽（即太湖），心中感慨万千：“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父亲曾是九州的领袖，而自己如今却仅是个五湖的小头目。
桓玄内心难以平复这种不公之感，最终决定辞官离去，返回荆州，继续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前行。
桓玄毅然辞去官职，临行前向朝廷递交了一封奏章，言辞中充满了不满与愤慨：“我父亲为皇室效力、平定叛乱的功绩，似乎已被遗忘，对此我不再计较。然而，请陛下回想一下，先帝能够登基，您得以继承皇位，这些事情到底是依靠了谁的帮助？希望陛下可以问问那些质疑我们桓家的人。”
命运给了桓玄一个契机。当他重返荆州时，发现他最为忌惮的对手——正值壮年的王忱已经去世，各方势力正围绕荆州刺史的位置展开激烈争夺。
司马道子推荐了中书令王国宝，而尚书左仆射王珣也加入了这场竞争。
在桓玄看来，无论是王国宝还是王珣担任荆州刺史都不利于自己。那么，谁才是最适合的人选呢？在他心中，殷仲堪是最合适的人选。
殷仲堪出身低微，得不到朝廷官员的支持。王珣的话反映了高门士族的态度，他们认为殷仲堪没有资格担任此职位。
然而，王忱在世时曾对桓玄形成压制，因此桓玄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对手。殷仲堪地位低下且实力较弱，这正是桓玄所期望的。最终，在桓玄的帮助下，殷仲堪成功升任荆州刺史。
根据《比丘尼传》的记载，桓玄曾派人请求妙音推荐殷仲堪担任荆州的职位。当孝武帝询问妙音的意见时，她回答说：“外界普遍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殷仲堪，因为他深谋远虑，正是荆楚地区所需要的。”然而，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真实的，所谓“深谋远虑”也是言过其实，妙音的回答很可能是受到他人的指使或接受了贿赂。
实际上，桓玄利用了桓氏家族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暗中支持殷仲堪。尽管如此，殷仲堪上任后，由于资历尚浅，只能通过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对于重大政策缺乏决断力，并且过于依赖桓氏家族的支持。
随着桓玄势力的增强，荆州的民众对桓玄的恐惧超过了对殷仲堪的敬畏。面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江南地区的局势逐渐恶化，而桓玄却心情愉悦。他甚至与殷仲堪建立了友谊。
殷仲堪确实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官员，他生活简朴，为官廉洁。在他上任之时，正值水灾导致粮食欠收，即便如此，他每餐仅用五个盘碗盛菜，再无其他佳肴，若有饭粒掉落在桌上，也会捡起来吃掉。
殷仲堪常常教导子侄们：“不要因为我担任了一州之长，就认为我会抛弃平日里的志向与操守。如今我处于这个位置，并不容易坚守本心。
清贫是读书人的本质，怎么能因为地位提升就舍弃根本呢？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有一次，桓玄前来拜访时，殷仲堪正在侍妾的房间里休息，手下的人便没有立即通报。
事后，当桓玄提到这件事时，殷仲堪连忙解释说：“我从来不在白天休息，如果真有此事，岂不是会让人误会我对贤才的敬重之心为沉迷于女色了吗？”
值得一提的是，桓玄和殷仲堪都有一位共同的挚友——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他因“才绝、画绝、痴绝”这三大特长而闻名遐迩。
顾恺之，字长康，小名虎头，出生于晋陵无锡（现今的江苏无锡）。他不仅学识渊博，还多才多艺，精通诗歌、书法与绘画，尤其在绘画领域技艺精湛。
顾恺之的绘画启蒙于卫协，并且特别擅长描绘佛像、人物、山水、走兽以及禽鸟等题材。
在人物画创作中，顾恺之特别强调传神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眼睛的细致描绘。他提出：
“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
这里的“阿堵”即指眼睛。因此，他常言道，描绘出手挥五弦的动作并不困难，但要精准捕捉目送飞鸿时的眼神却极其不易。
顾恺之的绘画作品在当时备受推崇，谢安曾评价他的画作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关于他的名声之大，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顾恺之曾经承诺为京都瓦棺寺捐赠一百万钱，但他当时并没有这么多钱。于是，他在寺庙中花费一个月的时间绘制了一幅维摩诘菩萨像，只差最后的眼睛未完成。
当他准备点睛时，提出了一个条件：第一天来观看的人需要捐献十万钱，第二天来的则需捐献五万，而第三天则随意。据说，在他点睛之后，这幅画像散发出耀眼光芒，照亮了整座寺庙，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参观，很快就筹集到了一百万钱。
顾恺之的绘画风格犹如春蚕吐丝般细腻，秋云浮空般飘逸，流水行地般自然流畅。尽管没有真迹流传至今，但《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隋唐宋时期的摹本依旧展现了他非凡的艺术造诣。其中，《女史箴图》现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据推测可能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被掠夺而去。
顾恺之不仅在绘画艺术上独具匠心，还拥有卓越的文学才能，性格幽默风趣，深受人们喜爱。他曾担任桓温的参军，并与桓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桓温去世后，顾恺之前往吊唁，并写下了诗句：
“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有人好奇地问他：“你过去深得桓公赏识，能否描述一下当时哀悼的情景？”
顾恺之回答道：
“鼻如广漠长风，眼如悬河决溜。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后来，顾恺之成为殷仲堪的参军，并打算为他绘制一幅肖像画。
然而，由于殷仲堪有一只眼睛失明，担心画像会暴露这个缺陷，因此婉拒了顾恺之的好意。
然而，顾恺之巧妙地提出：“您只是在意那只眼睛，我们可以特意点出瞳孔，用飞白手法在其上轻轻拂过，就像轻云遮蔽太阳一样。”这充分展示了顾恺之的智慧。
同时，他在对待日常事物时表现出率直、纯真、乐观的态度，充满了真诚的情感，因此桓温评价他“痴黠各半”。这种独特的个性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顾恺之与桓玄交情深厚，但桓玄时常喜欢逗弄他。某日，桓玄摘下一片柳叶递给顾恺之，并开玩笑说：“这可是蝉用来隐藏自己的叶子，要是人拿去用，别人就看不见自己了。”
顾恺之信以为真，拿着这片柳叶遮住自己，认为这样就能隐身。桓玄当着他的面做了些不雅之事（小便），顾恺之还以为自己真的隐形了，于是把这片柳叶视为珍宝。
后来，顾恺之将一幅自认为极为珍贵的画作装进盒子里并密封好，还题了字，然后送给桓玄欣赏。
桓玄深知这幅画对顾恺之的重要性，于是从盒子后面打开，悄悄取出画来观赏，之后再放回盒中重新封好，告诉顾恺之自己太忙还没来得及看。
顾恺之看到盒子上的封条和题字都没有变动，可里面的画却不见了踪影，但他并没有责怪桓玄，反而对他人说：“这幅妙画仿佛有了灵性，就像人成仙一样自行消失了。”
一次，桓玄、顾恺之和殷仲堪三人相聚进行了一场清谈，主题是“了语”。“了语”旨在通过描述终结或结束的情景来诠释“了”的深刻含义。借此故事，我们能对魏晋时期的玄学清谈的形式与内容有所了解。
顾恺之首先发言：
“火烧平原无遗燎。”
接着桓玄说道：
“白布缠棺竖旒旐。”
殷仲堪则提出：
“投鱼深渊放飞鸟。”
三人的表述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于是他们又开始探讨“危语”，即用具体的危险场景来阐述“危”的概念。
这次由桓玄率先开口：
“矛头淅米剑头炊。”
殷仲堪紧接着说：
“百岁老翁攀枯枝。”
顾恺之则更进一步：
“井上辘轳卧婴儿。”
当时有一位参军也在场，他补充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句话让殷仲堪听后大为震动，不禁感叹：“咄咄逼人！”
在“了语”中，“火烧平原”象征着旷野的消逝，“白布缠棺”代表着生命的终结，“投鱼”、“放鸟”则意味着事物的一去不返，这三种表达都体现了“了”的意境。
而在“危语”环节，虽然桓玄、殷仲堪和顾恺之所举的例子都非常生动，但那位参军的话语无疑最为出色——它描绘了四重危险：盲人骑马、骑的是瞎马、靠近深池、且是在深夜时分，仅用十个字就将“危”的情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考虑到殷仲堪本身视力不佳，难怪他会觉得如此震撼。
殷仲堪的家族背景不如桓玄显赫，但桓玄却费尽心思与他拉近关系，显然别有用心。桓玄看中了殷仲堪手中的荆州兵权，似乎唯恐天下太平。
面对朝廷对地方藩镇的敌视态度，桓玄劝说殷仲堪：“王国宝与各藩镇素来不和，恐怕他正急于除掉你们。王恭身为国舅，王国宝未必敢对他下手，但你却是先帝破格提拔的地方大员。许多人认为你虽然聪明能干，却不适合担任一方诸侯。如果朝廷召你回京担任中书令，并另派他人出任荆州刺史，你该如何应对？”
殷仲堪深感忧虑：“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很久了，但不知该采取什么策略。”
桓玄随即献上计策：“王恭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我们可以暗中联合他，效仿战国时期的赵鞅，在晋阳起兵清除朝廷中的奸佞之徒。我们东西两方同时举事，我虽不敢自比贤才，但也愿意率领荆、楚的豪杰们，率先出征，成就一番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伟业！”
殷仲堪被说服了。一旦心怀私利，便难以顾全大局。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方权力，殷仲堪决定与王恭联手，共同起兵对抗朝廷。
王恭性格急躁，就像一触即发的爆竹。他向朝廷呈递奏章，详细列举了王国宝的种种罪行，并以清除君侧奸佞为由，任命刘牢之为主将，率领东晋最精锐的北府兵从京口向建康进发。这一举动让京城陷入一片恐慌，内外戒备森严。王国宝惊慌失措，完全不知所措。
王国宝成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他深知自己不过是替罪羊。然而，这口黑锅背得毫无意义，因为真正的幕后主使却销声匿迹了。
这位幕后之人正是相王司马道子。他不仅没有派遣军队平乱，反而整天若无其事地饮酒作乐。司马道子表面上看似糊涂，实际上心里清楚得很：如果他亲自出面镇压叛军，反而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由于朝廷军队按兵不动，王国宝只能临时召集几百名手下进行防御。然而，面对数万精锐部队，这样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最终，这些家兵借口夜间的风雨太大，各自逃回家中避难去了。
在东晋时期，权力原本是共享的，并非仅仅属于皇室。
因此，那些大权独揽的相王应当受到一定的警示。当王恭发动军事行动时，他得到了高门士族的支持，像琅琊王氏的领导人王珣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王国宝似乎只剩下一条出路：除掉王珣这个被视为内奸的人，然后挟持天子与相王调动军队去讨伐二藩，这是一场鱼死网破、背水一战的局面。
然而，由于他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他没有勇气这么做，只能选择妥协，希望由王珣来担任调停人这一角色。其实，在孝武帝执政期间，王国宝和王珣之间就因为争宠产生过矛盾。
孝武帝曾因王国宝的谄媚而对他颇为宠爱，还让他与王雅一同接近自己。有一次夜里，三人一起饮酒作乐，孝武帝突然下诏召见王珣。
就在侍臣传话、王珣即将到达之际，王国宝担心自己的才华不及王珣，害怕他会抢走皇帝对自己的宠爱，于是便对孝武帝说：“王珣乃是当代名流，陛下不应在这种场合相见，可以另择时间。”孝武帝听后觉得有道理，毕竟谁也不想自找没趣。
就这样，王珣失去了这次与孝武帝见面的机会，而孝武帝整日沉迷于饮酒，始终未能清醒过来，使得王珣再也没有机会亲近孝武帝。
王珣并非愚笨之人，在宫中也有几个知己，很快便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后来，王珣找到了一个机会，向王国宝进言：“王恭和殷仲堪二人与您并无深仇大恨，他们争夺的不过是些许权势利益罢了。”
王国宝却反问道：“难道你要将我看作曹爽吗？”王珣暗示他交出权力以避免灾祸。
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清楚，曹爽正是因为交出了兵权才被司马懿杀害。
王珣见王国宝心生疑虑，急忙解释道：“您这是什么话！您哪里有曹爽那样的重罪？王恭又怎会是宣帝司马懿那样的人物呢？”
王国宝听后心动，随即上书请求辞去所有官职，前往宫门等候朝廷裁决。然而，奏章刚递上去不久，他就后悔了，谎称皇帝已经下诏恢复了他的官职。
王国宝因犹豫不决而错失良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平日里总是醉醺醺的相王司马道子竟然出现在他面前，身后跟着参军谯王司马尚之率领的一队绛衣甲兵。
司马道子含糊不清地叹息道：“如今事态紧急，只能借你的人头一用了。”
两人皆心生恐惧，王国宝害怕，司马道子同样胆战心惊。为了弃车保帅、息事宁人，这往往是无能主子惯用的手法。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王国宝一人身上，他被交由廷尉审问。
随后，晋安帝这位被认为智力低下的皇帝下诏，命令处死王国宝。
为了弥补之前的错误，司马道子派出了使者去见王恭，表达了自己诚挚的歉意。由于失去了出兵的理由，王恭不得不率领军队返回京口。
事情的发展异常顺利，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直到北府军撤回时，殷仲堪所率领的荆州部队依然没有任何动静。直到得知王国宝去世的消息后，殷仲堪才最终决定顺流而下，向东进军。
朝廷与王恭之间的和解达成后，殷仲堪顺势撤军。然而，他这种骑墙观望的态度为日后与王恭之间互不信任埋下了隐患。
这场地方势力与朝廷之间的军事冲突，最终以司马道子的让步告终。
许多皇族成员对司马道子的软弱表示强烈不满。一位名叫司马元显的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这种不满。年仅十六岁的他是司马道子的世子，聪明且富有才干。他劝说父亲不应一味地向藩镇妥协，而应在暗中进行控制。
司马道子缺乏这样的能力，看到儿子充满雄心壮志，便将军事大权交给了他。
年轻人总是充满锐气，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像慕容垂、拓跋珪那样，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统帅千军万马的将领。
如果年轻人想要独揽大权并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成长，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司马元显在东晋最为艰难的时期挺身而出，其勇气值得称赞，但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走在布满荆棘的危险道路上。
司马元显与他的父亲讨论，决定重用皇族中的杰出人物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
司马尚之提出了一个策略：“当前藩镇势力强大，而宰相的权力相对较弱。我们应该在关键的地方职位上安排我们信任的人，这样可以形成屏障并保护我们的势力。” 这种“以藩镇制藩镇”的策略被认为是司马尚之的一大创举。
随后，司马道子任命了王国宝的兄长王愉为江州刺史。
江州不仅涵盖了现今的江西九江地区，还包括了豫章、鄱阳、庐陵、浔阳等十一个郡。为了增强江州对抗荆州和江淮的力量，朝廷进一步将豫州的部分郡划归王愉管辖。
利用藩镇的成功，桓玄向朝廷请求担任广州刺史一职。
司马道子正计划瓦解桓玄与殷仲堪之间的联盟，因此顺势任命桓玄为广州刺史。然而，桓玄虽然接受了任命，却没有立即赴任，因为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豫州刺史庾楷由于不满司马道子将他管辖的四个郡划给了江州，便去劝说王恭：“司马尚之兄弟如今掌握了朝廷大权，超过了当年的王国宝。他们正在策划削弱藩镇的势力，回想过去的经验，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不如趁他们的计划还未成熟时，先发制人。”
王国宝的兄长即将赴任地方要职，王恭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必须抢先一步行动。
为此，王恭派遣使者前往荆州，与殷仲堪和桓玄结成联盟，并推举自己为盟主。他们商定共同出兵京城，铲除朝中的奸佞势力。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长江两岸，交通受阻，水陆关卡林立，战火一触即发。
殷仲堪用斜纹绢绸书写了一封回信，巧妙地将它藏于箭杆内，装上箭头并涂上漆，通过豫州托庾楷转交给王恭。
然而，当王恭打开信件时，发现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经过仔细检查，他注意到绢绸一角有抽丝的现象，因此无法确定这封信是否真的出自殷仲堪之手，开始怀疑这封信可能是庾楷伪造的。
回忆起去年讨伐王国宝时，殷仲堪曾违背约定按兵不动，王恭认为这次也会如出一辙，因此自行决定不再与殷仲堪联系，集结大军向建康进发。
得知王恭已举兵，殷仲堪迅速集结军队，分成三路：
由杨佺期兄弟率领五千水军作为先锋，桓玄率第二队，殷仲堪自己则率领两万大军随后接应，三路兵马相继顺流东下。
面对三藩的强大军队，司马元显向父亲司马道子请战：“上次没有讨伐王恭，才导致了今日的困境。如果这次还是像以前那样满足他们的要求，恐怕您将面临性命威胁。”
司马道子正愁无人主持大局，便把所有权力交给了司马元显，自己则继续沉迷于享乐。
司马元显年轻气盛，充满自信，认为天下的安危都掌握在他手中。他确实聪明机智，一上任就施展了一条反间计，成功地将王恭的首级悬挂在朱雀桥上示众。
然而，在这场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司马元显、王恭、殷仲堪或桓玄，而是刘牢之。
刘牢之是东晋时期一位杰出的将领，面庞紫红，双眼炯炯有神，蓄着浓密的胡须，性格沉稳且足智多谋。他曾担任谢玄的参军，并统领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夜间突袭洛涧，斩杀了前秦名将梁成，立下了赫赫战功，长期守护着东晋的北方门户。
为了对抗朝廷，王恭不惜从边境调回防御部队，并任命刘牢之为统帅，逼死了王国宝。
这一次，王恭依然依赖刘牢之和他的北府军。然而，尽管王恭依靠这些军人的力量，却对他们心存轻视，因为在江左地区普遍重视文人而轻视武将。这种态度最终可能成为他的致命弱点。
名士王恭内心深处对刘牢之颇为轻视，而刘牢之自恃才高，也对王恭心怀不满与怨恨。将帅之间的不和是作战中的大忌。
在王恭第二次起兵时，向刘牢之征询意见，刘牢之却直言反对：“将军身为国舅，而会稽王则是天子的叔父，如今会稽王执掌朝政，曾经为了将军除掉了他最宠爱的王国宝和王绪，这足以表明他对将军的畏惧。虽然他最近的人事任命并非完全公正，但也不算什么重大过失。将庾楷管辖的四个郡划归王愉统领，这对将军又有什么损害呢？清君侧之举也不能如此频繁地发动。”
刘牢之的话尖锐刺耳，言外之意似乎在质问：你有何资格干涉朝廷的任命？地方军队怎能屡次攻打朝廷？部下对上司说出这样的话，本应引起警觉，然而王恭却未能察觉。
刘牢之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司马元显的使者、北府旧将高素前来劝降，并带来了司马元显的重诺：“只要反叛王恭，他的官职就由你来担任。”
这个承诺只有年轻气盛的司马元显才敢许下，在门阀士族主导的东晋，庶族出身的刘牢之祖辈皆为将领，绝无可能成为一方大员。
谢安曾说过：“刘牢之不可独任。”意思是不能让庶族独自掌握兵权。然而司马元显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认为只要扳倒王恭便万事俱备，至于将来的发展则无暇顾及。
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任何人都难以抵挡，更何况王、刘二人早已不和，刘牢之当即决定投靠朝廷。
王恭似乎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为了拉拢住刘牢之，他在众人面前设宴，拜刘牢之为兄，并承诺道：“事成之后，我的职位由你接替。”然而这一切都已太迟，刘牢之心意已决，铁了心要归顺朝廷。
当时局势对三藩较为有利，荆州水师突然抵达湓口（现今的九江），朝廷军队毫无防备，仓促间溃逃。荆州军队攻入江州，并与司马尚之指挥的朝廷军队在白石展开激战，桓玄大胜官军，随后进发至横江（今安徽和县境内），使得京城人心惶惶。
危急时刻，刘牢之率兵到达竹里，却突然宣布归顺朝廷，并回师攻击王恭。王恭战败后独自骑马逃走，企图通过水路前往长塘湖投靠桓玄，但因被人告密而被捕，随后被押送至建康，在倪塘被执行死刑。
临刑之时，王恭依然保持着名士的风度，整理着胡须与头发，神色镇定，他对行刑官说道：“我因过于信任他人而陷入此境，但我初衷是忠于国家。希望后世能记住王恭。”
实际上，王恭的失败并非如其所言是由于误信刘牢之，而是由于他的轻率性格。初次胜利让他变得骄傲自满。要知道，即使是像桓温这样伟大的英雄人物，尽管他多次北伐立下赫赫战功，拥有忠诚的军队，也不敢轻易挑战朝廷。
那么，王恭凭什么？他的军队真的听从他的命令吗？还是民众真心拥护他？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王恭确实是魏晋时期风流名士中的佼佼者。“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死亡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他死后，头颅被悬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司马道子仔细端详着他的首级说：“你为何急于要杀我呢？”
王恭遇害后，刘牢之率领的官军迅速向新亭进发。荆州军队听闻北府军威名，撤回蔡洲（长江中的一个沙洲）。
司马道子采取措施分化荆州军，朝廷随即发布诏书，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修为荆州刺史，并将殷仲堪贬为广州刺史。
此诏书一出，立刻在荆州军内部引发混乱。桓玄和杨佺期对此感到十分高兴，而殷仲堪则愤怒至极。三人彼此间产生了猜疑，各自心怀鬼胎，匆忙撤军。
当荆州军队撤退至浔阳时，三人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于是交换子弟作为人质，重新确立了联盟关系。
随着王恭的去世，众人一致推举桓玄为盟主。朝廷见反间计未能奏效，只得再次任命殷仲堪为原职。然而，三人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其破裂只是迟早的事情。
桓玄占据江州后，凭借其家族声望和地位自居盟主之位，态度愈发傲慢，对殷仲堪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出身寒门的杨佺期了。但实际上，杨佺期出自世代显赫的高门望族，是东汉太尉扬震的后代，从扬震到扬准，七代都享有盛誉。
杨佺期为人勇敢坚毅，他和他的两个兄弟性格粗犷凶猛，以武艺著称。杨家兄弟自视甚高，认为自家门第显赫，在江左地区无人能及。然而，当有人将杨家与琅琊王氏相提并论时，杨佺期却感到极为不满。
实际上，由于杨家迁居江南的时间较晚，并且曾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担任过官职，再加上家族的婚姻关系并不符合士族间的联姻标准，因此在江南名士的眼中，杨家的地位并不高。
为了振兴家族，杨佺期在北伐战争中屡次击败敌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即便如此，桓玄仍然对他不屑一顾。
杨佺期曾建议殷仲堪除掉桓玄，认为桓玄将来必定会成为祸患。但殷仲堪一心想要维持三方联盟的稳定，担心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自己无法掌控荆州的局面，因此没有同意杨佺期的提议。
到了公元399年，荆州遭遇了严重的水灾，洪水淹没了大片土地，殷仲堪不得不动用府库中的粮食来救济灾民，这使得江陵地区的财政状况变得十分紧张。
随后，桓玄撕破脸皮，调动江州的全部兵力向西进军，攻占了荆州的重要粮仓巴陵（即今天的湖南岳阳），并在击败了殷仲堪派出的援军后，继续向江陵推进。
面对桓玄的进攻，殷仲堪急忙派人前往襄阳请求支援。杨佺期则表示：“江陵缺乏粮食，如何抵御敌人？不如带领军队北上，共同防守襄阳。”
然而，殷仲堪希望保住自己的军队和领地，不愿意放弃荆州，于是欺骗杨佺期说：“我们最近收集了一些粮食，储备充足。”
杨佺期信以为真，率领着八千步骑兵前来救援江陵。
杨佺期麾下的雍州兵堪称百里挑一的精锐之师，装备精良，士气高昂，铠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然而，当他们抵达江陵城时，却面临着食物短缺的问题，连肉菜都吃不上，只能勉强喝些米粥。杨佺期见状大为光火，说道：“这可糟糕了！”随即决定向桓玄发起攻击，因为他深知若士兵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补给，战斗力将大大削弱。
桓玄采取了避其锋芒的战略，首先选择撤退。次日，他利用杨佺期急于决战的心理，设下伏兵击败了雍州军，并成功攻占了江陵。在这场战役中，杨佺期与殷仲堪先后逃离，但最终都被追捕并处决。
当殷仲堪的死讯传至江陵时，桓玄正与众幕僚探讨《论语》中的名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听闻此消息后，他的表情变得凝重。
尽管桓玄通过欺诈和背叛夺取了荆州，这种手段并不光明磊落，甚至为许多正直之人所不齿，但他内心深处的一丝愧疚很快就被胜利带来的巨大成就感所取代。
不久之后，东晋朝廷正式下诏，承认了桓玄的军事成就，并任命他为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的都督及后将军，同时兼任荆、江二州刺史。这一系列的荣誉标志着他在政治舞台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桓玄成功吞并了西夏，独霸荆州，并掌握了荆、江两州以及两个府衙的控制权，还自立为一国之主。恰逢那年第一场雪降临，五个官府纷纷发来贺信，同时送达。
桓玄心情愉悦，在厅堂上即兴回复这些贺信，下笔如有神助，文采斐然，每封回信都独具匠心，互不雷同。
然而，桓玄暗中策划的一系列行动——高门士族与皇权之间的争斗、地方官府与朝廷间的冲突，最终以他与司马元显共同执政而告终。
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这给了长期被压抑的庶族地主一个崛起的机会。孙恩、卢循和刘裕等人相继发动起义，江东地区战火纷飞。孙恩的大规模起义拉开了这场血腥战争的序幕。
在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权力游戏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树下还有另一把弓弩等待时机。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一位传奇名将崭露头角。他曾单枪匹马挥舞长刀击退数千敌军，成为汉民族的英雄。他不仅斩杀了慕容鲜卑和羌王，还踩着无数敌人的尸体登上了刘宋王朝的皇位，建立了长达一百六十九年的南朝基业。桓玄的阴谋算计和孙恩的浴血奋战，最终却成就了这位后来者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