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内心波动常常深刻影响历史的走向，某个群体心态的转变，往往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

随着拓跋焘逐渐倾向于汉化，这一举动使得鲜卑贵族们愈发感到忧虑。在一次试图更换皇帝的军事政变失败后，这种不安的情绪进一步演变成了深深的恐惧。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差异在于，是将草原转变为农田，还是让农田重新回归荒野？胡族与汉族的贵族们都热衷于扩展自己的领土，由此产生的矛盾不可避免。

鲜卑贵族和汉人门阀之间爆发了新一轮的土地争夺战，这直接导致了北魏时期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国史之狱的爆发。

在公元450年的春天，即元嘉二十七年四月，平城依旧被寒冷的气候所笼罩。道路两旁的树木虽然已有新芽，却因寒风而颤抖，迟迟未能展现绿意。北魏帝国的南征大军刚刚经历了悬瓠战役的挫败，正匆忙返回都城。太武帝拓跋焘的心情如同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此时，北中国已基本统一，匈奴族的两大王国——夏国与北凉已被征服，统万城成为帝国的一个军事重镇；辽东地区也已安定，渤海海域恢复了平静；盖吴领导的大起义已被彻底镇压；前一年，魏国远征军西进龟兹，西域诸国纷纷归顺；拓跋焘与太子拓跋晃深入漠北数千里，却未能找到柔然可汗的踪迹。

尽管北魏军队所向披靡，但拓跋焘深知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的矛盾。汉官集团与鲜卑贵族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作为最高统治者，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持双方势力的平衡，否则皇权将面临严重挑战。如果能够消灭南方的刘宋王朝，或许能削弱汉人的士气，巩固北魏政权的合法性。然而，经过二十年前两国之间的交锋，尤其是面对刘宋名将檀道济及其精锐水军和守城战术，拓跋焘对南朝的实力有所忌惮。

此次以狩猎为掩护，拓跋焘率领十万步骑突袭宋境，意图试探南朝的力量。然而，这次行动却意外受阻于悬瓠（今河南汝南）这座小城，损失惨重。更令他震惊的是，宋军竟敢长途奔袭数百里，从彭城直捣魏军后方汝阳，显示出南朝军队不容忽视的实力。

促使拓跋焘迅速撤军的原因还有一件发生在平城的事件：崔浩将编纂的《国书》刻在石碑上，并立于西郊祭天坛，这一举动引起了鲜卑大臣们的强烈不满，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当拓跋焘重返平城，这次归来与以往不同，没有胜利者的荣耀。尽管魏军从南朝掠夺了大量人口和牲畜，但损失了数万士兵的生命，这显然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没有欢腾的人群迎接他，只有悠长的胡笳声在如浑河面上回荡，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

在南郊迎接他的汉人和鲜卑官员们神情凝重，气氛压抑。一回到宫中，还未及洗去身上的征尘，一群接一群的鲜卑贵族便涌进宫殿，包括拓跋氏的王公、部落首领以及巫师等。他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控诉同一件事——崔浩编纂国史时言辞不当，诋毁先祖，甚至将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刻于石碑之上，立于西郊祭天坛，令全国哗然，周边各国使者也尽皆知晓，损害了大魏王朝的形象。

“崔浩竟然宣称我们的先祖是汉将李陵之后，而李陵不过是个投降匈奴的汉人！我们大魏却是匈奴的征服者！”

“不仅如此，他还无视太子的存在，擅自做主，对太子的建议置若罔闻。”

“此外，他还涉嫌收受贿赂，任用亲信担任要职。”

这些言论让拓跋焘愤怒不已，他瞥了一眼案头上的《国史》，脸色变得铁青。鲜卑大臣们见状，都安静下来，整个大殿陷入死寂。平时脾气暴躁的拓跋焘此时却异常沉默。

崔浩曾是他最得力的谋士，帮助他迅速登上太子之位并最终成为皇帝。然而，在鲜卑贵族的压力下，拓跋焘不得不暂时罢免了崔浩的官职。待局势稳定后，他又立即召回崔浩，继续重用。

在灭夏、驱逐柔然和征服凉州的几场关键战役中，崔浩凭借其非凡的智谋屡次献策，每一条计策都取得了成功。而在治理国家内政方面，他同样表现出色，协助拓跋焘招揽了众多贤才，并完善了北魏的政治、经济、法律及军事制度。

对于崔浩，拓跋焘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在征讨柔然归来后，面对前来归顺的高车各部落首领们，他指着崔浩说道：“你们看这个人，虽然身材瘦小且看似文弱，似乎连弓箭长矛都无法驾驭，但他胸中的智慧却远超千军万马。朕虽有征战四方的决心，但很多时候难以做出决断。而那些辉煌的战果与成就，实际上都是在他的精心策划下达成的。”

随后，拓跋焘更是向尚书省下达了一道诏书：“今后凡是遇到难以抉择的重大军国事务，都应先去请教崔浩，然后再采取行动。”

拓跋焘与崔浩之间的私人情谊也十分深厚。拓跋焘常常会突然造访崔浩家中，事先并不告知。有时崔浩匆忙出门迎接，甚至连腰带都没来得及系好，为拓跋焘准备的食物也相当简陋，来不及仔细烹调。然而，拓跋焘却总是能拿起筷子吃一点，有时甚至只是站着尝一口就离开，以此表达对崔浩的尊重。

有一次，拓跋焘将崔浩带到自己的寝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不仅学识渊博，还曾辅佐过朕的祖父和父亲两代君主，至今已忠心耿耿地辅佐了三代帝王。朕一直把你当作最亲近的大臣，希望你能毫无保留地直言进谏，即便有时朕可能因一时之怒而不采纳你的建议，事后也会认真反思。”

尽管君臣之间关系如此紧密，但仍有大臣们敢于公然抨击崔浩，这背后必定有事实依据或掌握了把柄。崔浩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是编纂国史时存在不当之处；二是任人唯亲。其中，《国书》的编修工作是拓跋焘亲自交给崔浩的任务。国史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至关重要，早在拓跋珪时期就开始着手编写，但由于负责此事的邓渊不幸去世，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史书必须忠实于事实，拓跋焘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崔浩在编纂历史时务必遵循“实录”的原则。

然而，拓跋焘也清楚，崔浩不会把前朝那些不光彩的事情，例如天女相思、力微杀妻等违背伦理道德、充满暴力与血腥的历史细节全部记录下来。作为一位行事谨慎的汉人官员，崔浩深知在鲜卑朝廷中工作需要格外小心。例如，在他撰写的《急就章》里，“冯汉强”这个名字被统一改为“冯代强”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崔浩本应审慎处理这些敏感内容。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将拓跋氏家族追溯为汉代名将李陵的后裔，并将这一存在争议的国史刻在大石碑上公之于众。显然，鲜卑族不可能是李陵的后代，这种做法显得过于草率和鲁莽，仿佛失去了理智。

起初，拓跋焘以为鲜卑贵族们对崔浩的憎恨源于一场未遂政变——刘洁等鲜卑贵族试图拥立皇弟拓跋丕登基，而崔浩揭发了他们的阴谋，导致许多贵族因此丧命。但现在看来，事情远比这更为复杂。

事件中的宜都王指的是鲜卑贵族穆寿，他是北魏开国功臣穆崇的孙子。太子监国期间，穆寿与崔浩共同辅佐太子治理国家，拓跋焘希望他们二人能够相互制衡，维持权力的稳定。然而，崔浩的行为最终引发了更大的风波。

穆寿在前年去世后，崔浩独自掌握了大权。由于汉人倾向于任用汉官，因此他在任命官员时偏向汉人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北魏朝廷中，官员们没有固定俸禄，所以州、郡、县的最高长官便成了众人争夺的目标。

起初，拓跋焘认为拓跋贵族对崔浩的不满源于与汉人争夺地方官职的竞争。但令他惊讶的是，这次批评崔浩的人群中竟有许多汉官的身影。难道穆寿死后，崔浩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开始任人唯亲了吗？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这说明了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崔浩不忠于国家；其次，表明他缺乏谦逊的态度；再者，显示出他的行为不够正直；最后，则反映出他的廉洁性存在问题。

如果不严惩这种既不忠心、又不谦逊、品行不端且不清廉的官员，天下人会如何看待我？拓跋鲜卑族又将如何评价我呢？想到这里，拓跋焘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大声喊道：“太子在哪里？快把他找来！”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共有十一子，但最终能够长大成人的仅有四人。在众多子嗣当中，长子拓跋晃算是比较出众的一个。“他聪慧过人、记忆力超群，看过的东西都能记住，并且喜欢阅读经史典籍，对其中的大义了如指掌”，五岁时就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开始参与国家事务管理。

关于太子拓跋晃在国史事件中的角色，有传言称他是鲜卑贵族反对崔浩的幕后主使，这与灭佛事件有关，因为拓跋晃信奉佛教。然而，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还有待考证。拓跋晃性格上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懦弱。为了锻炼太子的能力，拓跋焘带他一同出征柔然，在战争过程中，拓跋晃展现出的能力得到了拓跋焘的认可，但他生性怯懦，这也预示着他后来令人同情的命运走向。

当拓跋焘率军远征时，国内的重大事务都交由太子处理。当时监国的核心人物包括穆寿、崔浩、古弼和张黎四位大臣，实际上拥有决策权的是穆寿和崔浩二人。

尽管拓跋焘最为信赖崔浩，但由于穆寿身为鲜卑贵族且出身显赫，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凌驾于崔浩之上。只要穆寿还在世，就能对崔浩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在他去世之后，崔浩便独揽大权。

鲜卑贵族控诉崔浩任人唯亲是有事实依据的。崔浩曾一次性任命数十名士人为各地郡守。在北魏时期，选拔官员并不采用科举制度，而是主要沿用了两汉时期的世袭、聘任和荐举制。崔浩通过荐举制直接将数十人推上了地方领导岗位。

按照常理，录用官员需要经过考核，尤其是担任地方一把手这样的重要职位。对此，太子拓跋晃提出了异议：“之前征召的人才也是作为州郡官的人选，他们担任副职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辛勤工作却未得到朝廷的认可，应该优先提拔他们为郡县守令，让新征召的人接替他们的副职。并且，太守、县令这些管理百姓的职位，应当由那些有丰富经验且见过世面的人来担任。”

拓跋晃的观点非常合理：你推荐的一批人一上任就是一把手，那么先前征召的人怎么办？这些人已经担任副职很长时间了，应该让那些有经验的人担任正职，而后来的人则可以先从副职做起。然而，崔浩傲慢地拒绝了太子提出的折中方案。经过多次争辩后，拓跋晃最终还是妥协了，几十人同时被任命。

东宫官员高允感叹道：“崔公恐怕难逃一场灾祸，为了满足可能并不存在的私心而与长官对抗，这如何能保全自己呢？”

崔浩为何倾向于任用某些特定人物？是否如政敌所言，这些人皆为他的亲朋好友或通过贿赂得来？实际上，在亲戚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由于高门士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例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以及河东柳氏等都与清河崔氏有着婚姻联系。尽管崔浩在为官过程中可能存在不清廉的行为，但这并非关键所在。

真正重要的是，崔浩意欲借鉴魏晋时期的模式，构建一个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这一体系在官员选拔方面体现为九品中正制，因此他推荐的人选多出自高门望族。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战乱不断，各方势力的争斗导致土地所有权丧失，利益分配面临重新调整，人们为了争夺利益不惜发动战争，从八王之乱直至北魏建国期间从未间断。

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国家的稳定，首先需要让拥有财富的每一个成员感到满意。崔浩致力于整顿流品，明确划分出身姓氏等级，严格实行门阀制度。他希望通过门阀社会来保障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即上层阶级永远处于高位，下层阶级则始终居于低位，有钱人恒富，无钱者常贫。换句话说，门阀制度遵循着“龙生龙，凤生凤”的原则。

崔浩的外甥卢玄曾劝诫他：“不应如此行事，制定制度进行改革应依据实际情况，随时间变化而调整，因地制宜。”并提醒他支持这项措施的人可能寥寥无几，建议他三思而后行。然而，崔浩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崔浩才华出众，但性格上具有贵族特有的傲慢、专横、固执与做作。他不仅与鲜卑贵族对立，还因为无法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导致汉人群体内部出现分裂，失去了庶族地主乃至代北豪门的支持，最终将鲜卑贵族、代北豪强和庶族小姓全部得罪。

在古代，依据家族背景选拔人才的做法虽然能够赢得高门士族的青睐，但对于鲜卑贵族、各部落首领以及汉人中的地方豪强和庶族地主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崔浩因“贵种事件”而显得固执可笑。

此事件的核心人物是王慧龙，他是太原王氏的一员，具体来说是王愉之孙。太原王氏作为中原地区的显赫家族，在江南同样享有盛誉。然而，在刘裕掌权后，王家遭遇灭顶之灾，仅十四岁的王慧龙幸得僧侣庇护，逃至北魏境内。由于缺乏证据，《魏书》只能记载他自称出自太原王氏。

崔浩初次见面便认定了他的身份，因为太原王氏有一个显著特征——家族成员普遍有酒糟鼻，被称为“齄王”。王慧龙鼻子明显，这一特点让崔浩毫不犹豫地将女儿许配给他，并四处夸赞：“真是名门之后。”

这种行为引起了鲜卑人的强烈不满，毕竟江山是他们浴血奋战所得，怎能容忍他人独占尊贵地位？

长孙嵩向拓跋焘进谗言，导致崔浩被召见并严厉斥责，最终被迫脱帽谢罪才得以平息。随后，南朝来了一位名叫鲁轨的贵族，声称王慧龙实为僧侣与王母私生子，再次引发争议。尽管从其外貌特征看，王慧龙应属太原王氏，但北魏民众更倾向于相信鲁轨的说法。因此，崔浩在这段婚姻中蒙羞，把女儿嫁给了所谓的私生子。

个人婚姻虽属私事，但推荐官员则是国家大事，影响深远。拓跋焘对太子进行了严厉批评，怒不可遏，吓得太子浑身发抖。拓跋焘痛心疾首，不论崔浩是否正确，官员任命权应在太子手中，不应旁落他人。若太子无主见或不坚持己见，则容易受制于臣下。此外，崔浩在选拔官员时并未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反而招致广泛不满，甚至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太子拓跋晃被太武帝拓跋焘严厉斥责后，心中充满了恐惧，尤其害怕这位性格暴躁且喜怒无常的父亲。他之所以违心地批准了崔浩的选官计划，并非是因为惧怕这位三朝元老崔浩，而是因为深知父皇对崔浩言听计从。

拓跋晃做事一向小心谨慎，总是试图揣摩并迎合拓跋焘的心意，不敢有丝毫逾越。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何父皇会因为修史之事而对自己大发雷霆。

崔浩的第二条罪状：篡改国史

为了增强北魏的文化建设，编修国史是拓跋焘亲自决定的重要任务。他任命崔浩、高允、张伟等知名学者共同参与编写《国书》。太子拓跋晃也全力支持这项工作，使得国史很快完成。

虽然国史的主要内容并非由崔浩亲自撰写，但他负责整体的策划和审核工作，包括史料的增删、褒贬以及润色等。具体的编写工作则由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等人承担。这些人性格乖巧、善于奉承，深得崔浩的信任。

崔浩早年曾注解过《易经》《论语》《诗经》《尚书》等经典。闵湛、郗标等人为了讨好崔浩，上表请求皇帝让崔浩继续注释《礼传》，并建议将他撰写的《国书》刻在石碑上，以彰显他的公正记载。

高允得知此事后，对著作郎宗钦表达了担忧：“闵湛、郗标的建议若稍有差池，恐怕会给崔家带来灭顶之灾，我们这些人也难逃其咎。”

然而，崔浩并未听从高允的警告，反而采纳了闵湛、郗标的建议，得到了太子拓跋晃的支持。他们认为，建立这样的文化工程不仅能提升北魏的文化形象，还能推动文化建设的发展。

朝廷派人从邺城运来六十块石虎时期的“义石屋基”，并将《国书》刻在这些石碑上，立于平城郊外祭祀神坛的东侧，占地面积达一百步见方，共动用了三百万劳力。

西郊祭天坛是鲜卑族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王公贵族、勇士牧民、女巫等都会在这里祭拜天地神灵。将国史石碑立于此处，显然是为了让鲜卑贵族们了解汉文化，学习汉学。这一举动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和不满。

一块石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北中国大地因此血流成河。这块石碑上究竟刻了什么内容？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为什么素来谨慎睿智的崔浩会突然出现失误？

尽管石碑已经毁坏，具体内容无从得知。

在北朝的历史记载中对此事讳莫如深，而南朝的史书中也只有寥寥数语提及。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崔浩宣称拓跋鲜卑一族实为汉将李陵的后裔。

崔浩试图推行改革，意图恢复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然而，拓跋鲜卑人作为胡族征服者，如何能被纳入中原地区的高门士族体系呢？他们的地位与利益又该如何保障？

为了维护鲜卑贵族的地位并确保他们在新制度下的权益，崔浩绞尽脑汁。在编纂《国书》时，他耍了一个小聪明，把拓跋氏说成是汉将李陵的后代，并且将拓跋部落联盟时期依附于拓跋部的各部落酋长的祖先描述为追随李陵投降匈奴的汉人士兵。要知道，李陵乃是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其家族可追溯至秦朝大将李信，世代为将门之家。他曾率领五千步兵孤军深入大漠作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匈奴，在那里娶妻生子直至终老。

拓跋氏一族自称为李陵的后裔，从而跻身汉人名门之列。然而，崔浩这一策略看似高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他编织了一个颇具争议的故事，试图推动改革，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鲜卑贵族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认为拓跋氏作为匈奴的征服者，绝不可能是汉人降将的后代。石碑立在通往祭天坛的要道上，不仅鲜卑人，还有过往的各族百姓都对此议论纷纷。

北方鲜卑贵族们愤怒不已，纷纷向拓跋焘进谗言，指责崔浩的行为是在“暴扬国恶”，最终引发了著名的“国史之案”。

事实上，所谓的“暴扬国恶”只是表面借口，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胡汉两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尽管汉化政策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并且拓跋焘通过灭佛、修史等措施展现了明确的决心，但崔浩制定的具体政策却显得过于偏激。特别是门第制度只维护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打击面过大，难以获得广泛支持。再加上当时鲜卑帝国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最终，《国书》的编修事件导致崔浩被处死，一腔壮志化为泡影。

拓跋焘素以严厉著称，对叛逆者毫不留情。太子拓跋晃深知父皇因愤怒而失去理智，意识到崔浩及其同僚难逃厄运。

出于善良的本性，尽管自己也身处险境，拓跋晃还是决定伸出援手，试图拯救那些卷入《国书》风波的大臣们。那么，他究竟想要救助的是谁呢？

高允，字伯恭，是渤海郡人士。作为北方著名的渤海高氏家族的一员，他自幼便胸怀大志且性格豁达。其父早逝后，高允曾一度舍弃家产遁入空门，法号为法净。然而，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最终选择还俗回归世俗生活。

高允一生酷爱读书，尤其钟情于《春秋公羊传》这部经典著作，为了追求学问，他曾背着一筐书籍远行千里求学，这种不懈的努力让他成为了经史、天文与术数方面的专家。

尽管精通天文历算，但高允并不热衷于预测天象变化。面对好友游雅关于自然异象的多次询问，高允表示：“对于阴阳灾变的理解十分复杂，即便能够理解其中奥秘，也担心泄露天机，因此不如保持未知。”他认为世间值得研究的道理众多，不必执着于探究这类神秘之事。

高允属于大器晚成型的人物，直到四十余岁才步入仕途，担任中书博士一职，并逐步晋升至中书侍郎，这一职位上他任职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在教育太子拓跋晃期间，因其渊博的知识赢得了太子的高度尊敬。

在北魏时期，编修《国书》时，高允担任著作郎一职，成为崔浩的副手。他对崔浩急于选用汉官以及对国史石碑可能引发的问题表达了担忧，而这些忧虑最终都成为了现实。

一天，拓跋晃找到了正在中书省值班的高允，并带他前往太子东宫过夜，不让其回家。

次日清晨，天色微明，拓跋晃与高允一同乘车入宫。到达宫门时，拓跋晃显得十分紧张，叮嘱道：“我们进去面见圣上，我会引导你如何回应。如果圣上有任何询问，请务必按照我的指示回答，切勿出错！”

高允见太子神情凝重，心中疑惑，急忙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拓跋晃则答道：“进去后便知分晓。”

两人进入宫廷，完成参拜仪式后，太子直接对拓跋焘说：“高允做事谨慎小心，地位低下，人微言轻，所有事务均由崔浩主导策划，我请求赦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焘冷冷地盯着高允，问道：“《国书》是崔浩单独撰写的吗？”

高允瞬间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预感成真。宫殿内气氛阴森肃穆，太武帝的表情严峻冰冷，令人不寒而栗。经过一夜，拓跋焘的愤怒仍未消退。

高允缓缓答道：“《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与《令记》则是臣和崔浩共同编纂的。崔浩虽然总揽全局，但并未亲自撰写多少内容，大部分工作都是臣完成的。”

拓跋焘听后，愤怒至极，厉声喝道：“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还要严重，怎能饶他一命！”

“什么？”太子拓跋晃大吃一惊，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心中暗忖：你怎么敢如此直言不讳，难道不要命了吗？他急忙为高允辩解道：“父皇威严庄重，高允身为小臣，在父皇面前难免惊慌失措、言辞混乱。我之前询问时，他曾说是崔浩一人所为。”

拓跋焘再次给了高允一个机会，问道：“真的是如太子所说那样吗？”

高允神色平静，回答道：“臣罪该灭族，不敢用谎言欺骗陛下。太子因臣长期侍讲而怜悯臣，想救臣一命。实际上，臣从未说过那些话，也不敢胡言乱语。”

真是自寻死路，高允简直是在找死！

然而，世间之事奇妙无比，越是找死的人反而常常逃过一劫，就像高允一样。

拓跋焘转头对太子说道：“正直！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啊。高允在面临生死考验时，依然坚守诚实，这种诚信和忠诚令人敬佩。他不欺瞒君主，忠贞不渝，这样的品德值得嘉奖。”许多人认为高允因直言不讳而保住了性命，但他所展现出的不仅是憨厚与诚实。

高允历经北魏帝国多位统治者——从太武帝拓跋焘、隐王拓跋余、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再到冯太后和孝文帝元宏时期。无论面对宫廷阴谋、朝局变幻还是各种挑战，他始终屹立不倒，官职不断提升。无论是鲜卑贵族、汉人豪强，还是平民百姓，没有人对他有丝毫非议，都视他为国家栋梁。这显然不仅仅是憨厚诚实所能解释的。

在权力的漩涡中生存，关键在于如何行事。做人要有原则，做官同样如此。为官应当公正无私，若只为荣华富贵，那不如不做这个官。

一旦心存私念，便会患得患失，从而招致灾祸。站队并非最重要的事情，世事无常，今天站对了，明天也可能正确，但谁能保证永远都能站得准呢？

高允这艘小船在北魏帝国的政治风暴中，始终稳稳前行，从未倾覆，这其中自有他为人处世的独特智慧和为官之道。

有人觉得高允不懂得灵活变通，缺乏应变的能力。但实际上，高允心思缜密，处世圆滑，在北魏的大臣中无人能及，从翟黑子事件就能看出他预测事情的精准度。

在北魏，法律对受贿行为的惩罚极其严厉，哪怕只是一匹布的贿赂也会被判处死刑！辽东公翟黑子因为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信任，被委派去并州进行监察工作，却收受了当地官员赠送的一千匹绢布作为贿赂。

高允在朝中的人缘极佳，当翟黑子的事情败露后，他向高允寻求建议：“如果皇上问起这件事，我是应该据实相告，还是坚决否认呢？”

高允回应说：“您是皇上的亲信大臣，犯了错应当主动认罪，这样或许能得到皇上的宽恕，不能再欺骗皇上。”

然而，翟黑子身边的亲信们却持有不同的意见：“怎么能够说实话呢？皇上最痛恨贪污腐败，哪怕只有一匹布的贿赂都会严惩，更何况你收了一千匹！不能坦白。”

翟黑子听后懊悔不已，责怪高允道：“你为什么要诱导我去送死！实在是虚伪透顶！”

于是，翟黑子与高允断绝了关系，然后进宫面见拓跋焘，无论如何都不承认自己有受贿的行为。拓跋焘勃然大怒，当场下令处死了翟黑子。

太子拓跋晃总是试图揣摩父亲拓跋焘的心思，然而他始终未能完全理解。高允却能够洞察拓跋焘的内心世界。在国史案之后，拓跋晃曾责备高允：“人应当懂得把握时机，如果不懂得这一点，那么研究学问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你求情，救你一命，并引导你说话，你怎么不听呢？把皇上气成那样，想起来都让人感到后怕。”

高允回答太子道：“作为史官，职责就是秉笔直书。我们通过历史来了解过去，也为后人提供借鉴。只有这样，君主才会有所敬畏，行事才会更加谨慎。崔浩辜负了皇恩，私欲超过了廉洁之心，个人的好恶蒙蔽了他的公正判断，这才导致了这场灾难。记录朝廷的起居和国家的得失，是史官的重要职责，这怎么能算作罪过呢？我和崔浩同为史官，生死荣辱，理应共同承担。承蒙殿下您的救命之恩，但如果违背自己的良心说假话，那才是真正的不应该啊！”

高允表面上看起来木讷老实，但实际上他对世事有着深刻的理解，心思缜密。他明白崔浩之所以获罪，并非因为撰写《国书》时的不当之处，而是由于他在担任官员期间过于贪婪，对待鲜卑贵族与汉人豪强的态度过于偏颇，失去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最终招致众人的怨恨。这样的行为不仅损害了自己的清廉形象，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崔浩的悲剧其实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拓跋焘处决崔浩并非仅仅因为《国书》事件，而是由于崔浩打破了鲜卑贵族与汉人豪强之间的权力平衡，导致鲜卑贵族找到了攻击他的借口。如果不除掉崔浩，可能会引发政权的不稳定。

至于高允为何没有按照太子的建议为自己开脱，他并没有直接告诉太子真实原因，但他在私下里曾透露过：“我没有听从东宫的引导，是因为我担心会辜负翟黑子。”这里提到的翟黑子因欺骗拓跋焘而被处死，这证明了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不可欺骗。

翟黑子用生命验证了这一点，因此高允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高允凭借其诚实和敏锐的洞察力成功避免了拓跋焘的惩罚，而崔浩则未能逃脱厄运。这两位北魏名臣的命运截然不同，究其根本，在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如果说性格决定了命运，那么两人在性格上的差别究竟体现在哪里？北魏未来的汉化改革又将何去何从？

拓跋焘召集崔浩及其他参与编修《国书》的官员入宫。他面无表情地宣读了大臣们列出的一条条指控，平日里性情暴躁的拓跋焘此刻显得格外凶狠，怒不可遏。面对这一连串的指责，素以机智和谋略著称的三朝老臣崔浩显得惊慌失措，浑身颤抖，无法作出回应。

在场的著作郎宗钦以下的官员们吓得汗流浃背，心惊胆战，脸色苍白如纸。唯有高允镇定自若，依据事实逐一反驳，条理分明，言辞有力。

看到崔浩无言以对，拓跋焘愈发愤怒，他那暴躁的性格再次爆发，厉声喝道：“高允！拟诏！崔浩及宗钦、段承根等所有参与编修《国书》的官员及其僮吏，一律夷灭五族！”

高允领命退下拟旨，然而迟迟未见动静。拓跋焘多次派人催促，但高允犹豫再三，始终不愿落笔。他知道，参与编史的官员连同僮吏共有128人，一旦执行此令，将有近万人因此丧生。

拓跋焘崇尚英雄主义，厌恶卑鄙行径。

崔浩在朝堂上的表现不仅给了反对者攻击的借口，也让拓跋焘瞬间失去了对他的赏识与信任，甚至迁怒于无辜的僮吏及其家属。这场大屠杀将成为北魏开国以来最为惨烈的大案。

高允决意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返回宫殿，向皇帝奏道：“崔浩的罪行，如果还有其他缘由，臣不敢妄议。但如果仅仅因为他冒犯了皇族，这样的过错不应判处死刑。”

拓跋焘听后勃然大怒，脸色铁青，命令侍卫立即逮捕高允：“把他抓起来！立刻！”

太子拓跋晃见状，急忙跪下为高允求情。

过了许久，拓跋焘的怒火才渐渐平息，长叹一声说道：“若无此人，恐怕会有数千人丧生。”

这场对抗实质上是理智与冲动之间的较量，最终理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归功于高允的智慧、骨气和高尚品德。崔浩曾对游雅评价过高允：“高生博学多才，堪称一代俊杰。唯一不足之处在于他缺乏刚毅的性格和卓越的风骨。”

高允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文尔雅，言辞从容不迫，即便与老友游雅多年交往，也从未见过他有明显的喜怒哀乐之色。因此，游雅对崔浩的评价深感认同。然而，国史案的发生彻底改变了游雅及众臣对高允的看法。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崔浩的罪名，真正能够公开讨论的，不过是编纂《国书》这样的细枝末节的小事罢了。当拓跋焘大发雷霆时，崔浩被吓得魂不附体，声音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场的官员们，包括宗钦等人，都吓得趴在地上浑身冒汗，脸色苍白如纸，在皇帝的盛怒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助。唯有高允，他言辞坚定，条理清晰地阐述每一件事，毫无畏惧。

他的言语清晰有力，声音洪亮高昂，让君主为之动容，令听者无不肃然起敬。这难道不是一种刚正不阿的精神体现吗？

所谓的“国史之狱”，实际上是鲜卑贵族借机对中原士族进行的一次报复行动。清河崔氏整个家族，以及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北方望族都被灭门。参与编修《国书》的一百二十八名官员和平民，无一幸免于难。这场悲剧笼罩了整个北中国大地，文明之间的碰撞再次引发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大屠杀

漫天黄沙覆盖了平城古道，头发花白的崔浩紧紧抓着囚车的栏杆，尽管头发凌乱，但他的脊梁依旧挺直，已经从最初的恐惧中恢复过来。他问心无愧，认为为了理想而牺牲是英雄应有的荣耀。曾经的荣华富贵，如堆积如山的财富、丰盛的食物和华丽的衣物，如今都已化为乌有。

几十个鲜卑士兵站在囚车上，对着崔浩撒尿，并大声叫嚷，那尖锐的声音穿透风沙，传得很远很远。

人类的灾难往往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民族间的冲突以及国家间的争端。八王之乱之后，中国经历了无数次战争，许多家庭因此破碎，亲人离散，北方百姓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安宁的日子。

拓跋焘统一了北方，使百姓重新看到了和平的希望。然而，鲜卑贵族缺乏治理经验，农耕地区的管理主要依赖汉人。

崔浩在治理国家时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方式，急于将鲜卑族融入中原文化体系。但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土地由汉人豪强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以牧牛放羊为生的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利益又该如何保障呢？他忽略了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过于激进的变革只会导致事态恶化，不过，如果缺少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志豪情，人类的进步又怎会如此迅速呢？崔浩事件可以说是野蛮对文明的一种冲击，是野蛮势力的一次胜利。北魏的统治者终将意识到，仅凭质朴的风气和勇敢的精神无法建立起一个文明且有序的社会，这样的政权也不会长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数十年后，崔浩所期望的文化大融合与门阀社会在孝文帝时期成为了现实，彼时的鲜卑贵族们纷纷声称自己是李陵的后代。

人们谈论英雄时，常常会提到那些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冲锋陷阵的将士们。然而，那些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读书人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

崔浩为了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勇气令人钦佩。但是，他所借助的手段——门阀制度，却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性，这注定了他的努力难以成功。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最终也因门阀制度的阻碍而失败。

两天后，拓跋焘前往阴山北部巡视，途中有人向他报告说北部尚书李孝伯已经病逝。听到这个消息后，拓跋焘不禁感叹道：“可惜了李宣城！”但随后他又改口说道：“朕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从拓跋焘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处死崔浩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懊悔。事实上，如果处理得当的话，这一事件本可以有更好的结局。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恐怖只会让人们变得冷漠无情。

家族内部如果不团结，就容易被外人欺负。北方鲜卑贵族与士族豪强之间的纷争给了南方朝廷收复中原的机会。于是，宋文帝刘义隆动员全国力量发动了规模宏大的第二次元嘉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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