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总兵一般统率多少兵马？其下的副将、参将等又如何分工？

世人皆知清代绿营是汉人当差的军队，却不知一个提督手底下到底有多少兵马。有趣的是，提督虽为一省最高武职，但各省兵力却是天差地别。云南提督仅有一千二百多人马，而四川提督却能统率过万兵丁。更令人费解的是，一些总兵手中的兵力竟然比提督还要多！

要说这其中的缘由，还得从清朝入关后的一场重大军制改革说起。当年满八旗用黄、白、红、蓝四色旗号，而新招募的汉兵则用绿色旗帜，久而久之，这支汉军就被称为＂绿营＂。可是，为何同样是绿营，各地将领统率的兵力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他们之间的等级制度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提督、镇标、水师、营汛......这些名词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提督为何统兵数量各异？揭秘清代绿营军制变迁】

康熙十八年（1679年），浙江巡抚朱昌祚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折，折中写道：＂浙江水师提督统领兵马不过四千，而宁波总兵却领兵近六千，实为不妥。＂

此事引起了康熙帝的注意。经过详查，朝廷发现各地提督统兵数量悬殊之大，令人咋舌。

云南提督仅有一千二百余人，四川提督却有一万二千多兵丁。更为奇特的是，不少总兵手中的兵力竟比提督还要多！

要说这其中的缘由，还得从顺治年间说起。清军入关之初，为了稳定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招募汉人入伍。这些新兵编入绿营，分驻各地。当时朝廷规定，绿营的最高组织为＂标＂，标下设协、营、汛三级。

不过，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云南地处边陲，与缅甸接壤，早有土司制度。当地土司自带人马，朝廷只需派少量绿营驻防即可。而四川地处要冲，又临近西藏，需要大量兵力镇守，因此提督统领兵马较多。

康熙二十年（1681年），朝廷颁布了一道重要谕旨，要求重新厘定各地提督与总兵的统兵数额。这道谕旨规定：沿海、边疆等军事要地的总兵可多领兵马，内地总兵则要适当裁减。

就拿江南来说，原本苏州总兵统领六千余人，南京总兵统领五千余人，远超提督手中兵力。改制后，这些总兵的兵额被分出一部分，划归提督管辖。

比如广东提督，除了本标五营外，还统领水师兵马，总数达八千余人。这是因为广东沿海海盗猖獗，需要强大的水师力量。而山西提督却只有四千余人，原因是当地与内蒙古接壤，主要依靠蒙古八旗驻防。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朝廷又下令各地提督建立＂标营＂，这就是后来的＂提标＂。提标一般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但各地也不尽相同。直隶为四营，云贵仅有三营，这些差异都与当地实际情况密切相关。

【从＂标＂到＂汛＂：解密绿营的层级制度】

雍正七年（1729年），江苏巡抚趙弘恩向朝廷上了一份＂申明绿营军制＂的奏折，这份奏折揭开了绿营层级制度的神秘面纱。

趙弘恩在奏折中说道：＂绿营各级组织，犹如天干地支，纲举目张。＇标＇为绿营之纲，＇协＇为标下之目，＇营＇为协下之支，＇汛＇为营下之叶。＂

这番话道出了绿营军制的精髓。每一个＂标＂，就像一棵大树。树干是提督或总兵统领的＂标营＂，树枝是副将掌管的＂协＂，树杈是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主持的＂营＂，树叶则是千总、把总、外委负责的＂汛＂。

雍正九年（1731年），福建总兵李勤上奏朝廷，请求整顿所部各级组织。他在奏折中详细记载了一次点验军伍的经过：＂某日清晨，点验本标中营。先由把总带领汛兵列队，千总检查队形，守备巡视纪律，游击统领全营，协副将督察，本部则居中调度。＂

从这份奏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绿营各级将领的分工。把总管一个＂汛＂，约有几十到上百人。千总统领数个＂汛＂，守备掌管一个＂营＂，游击和参将分管各营，副将统领一个＂协＂，而总兵则总揽全标。

雍正十年（1732年），为了进一步理顺绿营各级关系，朝廷颁布了《绿营典则》。这部典则规定：提督衙门设中军、先锋、护军、标下等四个千总，并在各营设立把总、外委等官。总兵衙门也仿照这一制度，但规模稍小。

有趣的是，这些将领的俗称也反映出了他们的地位。提督被称为＂军门＂或＂提台＂，总兵被称为＂镇台＂，副将被称为＂协台＂。这些称呼在民间流传甚广，以至于《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军门＂＂镇台＂等词。

到乾隆年间，绿营的层级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乾隆二十年（1755年），陕西提督马尔泰在一份奏折中写道：＂本部统领标营五座，每标设协二至三个，每协辖营三至五个，每营领汛五至七个。＂

这种层层相扣的制度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道光皇帝曾说：＂绿营之制，上下相维，内外相应，已行之百年，颇见成效。＂

不过，每个地区的具体设置仍有差异。像四川提督标下就有七个协，而云南提督标下只有三个协。至于营、汛的数量，更是因地制宜。沿海地区的水师营汛就比内地要多，这都是根据当地防务需要来确定的。

【水师将领如何与陆路武职分工？探寻沿海防务布局】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沿海水师与陆路绿营，本是一体两面。今日闽地水寇猖獗，非水陆配合不可。＂

这份奏折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重视。原来，清初设立的水师提督只有三位：福建、广东和长江。此外，江南、湖南、浙江三地的提督也兼管水师事务。这种布局看似简单，实则大有讲究。

福建水师提督驻扎在福州，辖下有13个水师总兵，是清代规模最大的水师系统。为何福建水师如此特殊？这还得从郑成功说起。当年郑成功占据台湾，常有水师来犯。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清廷特意加强了福建的水师力量。

施琅在奏折中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水师提督虽然品级与陆路提督相同，但所辖水师总兵却有特殊待遇。比如福宁镇总兵，不仅统领水师，还可以调动陆路官兵，这在清代是很少见的。

广东水师提督的情况则更为特别。乾隆十年（1745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天焜向朝廷报告：＂本部水师除了高州、北海二镇外，还要与南澳镇互相配合。南澳一镇，横跨闽粤，需听命于两省提督。＂

这种跨省统属的情况，在长江水师中更为常见。长江上游的宜昌镇，中游的江西、安徽水师，下游的江南水师，都要接受长江水师提督的节制。但同时，这些水师又要听从当地陆路提督的调遣。

乾隆二十年（1755年），浙江定海镇总兵在一份奏折中记载了水陆联合演练的场景：＂是日，水师战船列阵江心，陆路兵丁布防岸边。水师官兵操演抢滩登陆，陆路官兵演练接应策应。＂

这种水陆联合的方式在各地都很普遍。江苏的狼山、苏松、福山三镇，浙江的定海、海门、温州三镇，都实行水陆兼管的制度。总兵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调动水陆两栖力量。

嘉庆年间，水师将领的分工更加细化。水师提督下设水师副将、参将、游击等官，专门负责不同水域的巡防。像广东的虎门水师游击，就专门负责珠江口的防务。而福建的厦门水师参将，则重点防范台湾海峡。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在一份奏折中总结道：＂沿海防务，水陆相须。水师巡防外海，陆路把守内地，互为掎角之势。若无水师，则海防虚弱；若无陆营，则内地空虚。二者缺一不可。＂

【绿营将领的特殊职责：从催护漕运到巡捕缉盗】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江南漕标副将陈世勋递交了一份特别的奏折：＂运河一线八百里，漕船数千，若无军兵催护，恐难按期抵京。＂

原来，绿营将领除了驻防地方外，还承担着许多特殊职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漕运护卫。为了确保漕粮顺利北上，朝廷专门设立了漕标中军副将，负责催护漕船。

每年漕运季节，漕标副将都要带领兵丁分段护卫漕船。乾隆十五年（1750年），漕标副将刘成禄在一份奏报中详细记载了护卫漕船的情形：＂自扬州起运，每十里设一岗哨，每三十里设一巡检，昼夜不停轮换，直至通州交卸。＂

除了漕运，河工也是绿营将领的重要职责。雍正九年（1731年），河标中军副将黄德禄在《河防纪要》中写道：＂河工防汛期间，本部官兵日夜巡查堤防，遇有险工，即刻调集民夫抢护。＂

京师巡捕营的职责则更为特殊。乾隆二十年（1755年），京师巡捕营中营副将在一份值班记录中写道：＂每晚二更后，派兵分赴各街巷巡查，遇有可疑之人，立即拿问。＂

有趣的是，随着时代变迁，绿营将领的特殊职责也在不断增加。嘉庆年间，江浙一带海盗横行，朝廷特意在定海、海门等地设立了＂缉私营＂，由绿营将领负责打击走私活动。

道光十年（1830年），两广总督阮元在一份奏折中提到：＂广州十三行洋商云集，本部特派游击一员，专司洋商纠纷调处之事。＂这位游击除了要维持商埠秩序，还要负责与外国商人打交道。

各地绿营将领的特殊职责也不尽相同。比如福建水师提督除了要防范海盗外，还要负责与琉球使节的接待工作。而云南提督则要负责与缅甸、老挝等国的边境贸易往来。

咸丰二年（1852年），湖北提督胡林翼在一份奏折中记录了一件新差事：＂上月奉旨，派本部兵丁护送英国使节由汉口赴京，一路秋毫无犯。＂这表明，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绿营将领也开始承担起外事接待的任务。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江南提督杨以增在《提督日记》中写道：＂今日巡视盐场，查获私盐一案。＂原来，沿海地区的绿营将领还要负责打击私盐活动。

除此之外，各地绿营将领还要负责维护社会治安、救灾赈济、押解囚犯等多项任务。正如一位提督所说：＂绿营之责，不仅在于操练兵马，更在于服务地方。＂

【基层武职千总、把总的实际影响力有多大？】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浙江巡抚常铎在一份密折中写道：＂千总、把总虽为七品以下小官，然其一言一行，实关地方安危。＂

这句话道出了绿营基层武职的特殊地位。千总、把总虽然品级不高，但他们直接统领汛兵，与地方百姓打交道最多，反而比高级将领更了解地方实情。

雍正十二年（1734年），江苏常州把总张德泰就立下了一个大功。当时运河决堤，漕船被困。张德泰带领汛兵连夜抢修，及时疏通了河道。这件事被记录在《实录》中，张德泰也因此升任千总。

千总、把总的职责远不止操练士兵这么简单。道光十五年（1835年），福建晋江把总林福在一本《汛防手册》中记载：＂每日巡街三次，夜间加巡两次，遇有市集，需增派人手维持秩序。＂

基层武职还要负责调解民间纠纷。咸丰元年（1851年），广东高要千总区有为在一份奏报中写道：＂本月调解民事纷争十二起，其中婚姻、地界、债务各有，皆已和解。＂

有趣的是，一些把总还兼任驿丞，负责管理驿站。乾隆四十年（1775年），山东济南把总王成在《驿务日记》中记载：＂今日接济南府文书，传递进京文件三件，另有商人公文五件。＂

千总、把总的地位虽低，但他们往往能获得地方官员的信任。道光二十年（1840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就经常派千总、把总打探英军动向。这些基层武职因为熟悉当地情况，往往能带回重要情报。

基层武职还担负着训练新兵的重任。嘉庆十五年（1810年），江西南昌把总彭世昌在《练兵札记》中写道：＂新兵初来，先教立正、转身，再练刀枪弓箭，最后才可编入营伍。＂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千总、把总还精通水利。乾隆五十年（1785年），浙江嘉兴千总沈朝在《堤防图说》中详细记载了当地的水利设施：＂本汛境内圩田百顷，水闸十二座，每遇汛期，需细心调控水位。＂

咸丰三年（1853年），直隶保定把总刘光远因为治理蝗灾有功，被记入《保定府志》。原来，他发现当地农民在灭蝗时方法不当，特意编写了一本《灭蝗要诀》，指导农民catch蝗虫。

清代基层武职的晋升渠道也很有特色。康熙年间定下规矩：把总可以通过军功或者考试升为千总，千总立功后可以升任守备。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使得基层武职始终保持着上升的动力。

各地把总、千总的实际影响力也不尽相同。沿海地区的水师把总，往往要负责盘查商船，权力就比较大。而内地把总的主要职责是维持治安，影响力相对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