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是妄念，但影响是本分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人类对控制的渴望及其在历史和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文章指出，尽管人们追求控制感，但许多事件的发生是随机和复杂的，不可完全控制。历史并非完全由神明、英雄或必然性决定，而是由个体的决策和行动共同塑造。文章通过达尔文和华莱士的例子，强调了科学家的身份和地位在科学理论接受中的重要性。最终，文章认为，虽然我们无法控制一切，但我们的行动能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去影响世界。

JUST DO IT!

做正确的事！这是人类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执念，这一执念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心理机制：对控制的渴望。当人们感受到对环境的掌控时，便会感到满足与快乐；相反，若感到世界不可预测、不受控制，则会产生不安。在古代，人们将宗教信仰作为心灵的慰藉；而在现代社会，人们不仅追求个人的控制感，更有许多人期望政府能够全面介入并管理社会的各个层面。

做正确的事是对控制的渴望

然而，通过前面三篇文章对演化的理解和复杂性理论的解构，我们认识到许多事件的发生并非完全受控，而是随机机遇和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认识下，人类似乎无法完全掌控世界。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否应该放弃主动性，任由命运或偶然性左右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是，我们的主动性又应当如何发挥？《侥幸》这本书最关心的问题是：人对世界到底能做什么？

历史的临界点上没人用抛硬币的方法做决定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但人与历史的关系却颇为复杂。自古以来，关于这一关系的理解有多种观点。

在商朝时期，中国古人相信神明掌控着历史的走向，通过祭祀来试图影响神的意志。然而，随着周文王提出“天命”概念，人们开始认为神的意志通过人间的“天子”来实现，赋予了统治者以神圣的合法性。中世纪欧洲的“君权神授”理念与之相似，均体现了一种“做题家思维”，即认为历史有既定的轨迹，人们只需遵循并执行。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用民意来代表天意，认为历史的正义最终会得到伸张。但民意的解读并非易事，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的台词“我只见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从来没见过什么人民”便揭示了这一难题。

一些历史学家转向“英雄史观”，认为伟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这种观点同样忽略了个体的独特性，过分强调了历史的方向性。

19世纪的启蒙运动促使人们开始怀疑这些观点，转而寻求历史的客观规律。黑格尔和马克思认为历史有其必然性，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通过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叙述，表达了即使领导人不同，历史事件仍可能重演的观点，即历史有其内在动力。

趋同进化论提供了更多证据，如电话、微积分、氧气的独立发现，以及弩的多地发明，表明即使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也可能出现。这似乎表明历史的趋势比个体更为重要。

可是大趋势又是从哪来的呢？历史学家似乎只会在事后总结，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是没有多少成功记录。这就引出20世纪初的“年鉴学派”尝试通过多学科方法全面研究社会演变，以期揭示历史趋势。他们关注政策效果、经济影响、文化地理等因素，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历史。

中国南方和北方农业模式的差异对人的集体主义心理有什么影响？气候变化对中国王朝更替有什么影响？新的史学更关心这样的问题。

尽管如此，克拉斯等学者认为，无论是历史大趋势还是年鉴学派，都忽视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往往是具体个体的决策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如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影响。

历史的细节越丰富，其复杂性就越明显。历史作家谭木声在其作品中强调，每个历史参与者的性格和意志都会影响历史，但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事件的发展，因此历史的走向往往是混乱和不可预测的。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行动和选择共同塑造的，而非单一因素所能决定。例如，汉武帝的权力滥用，可能源于他被权力惯坏的性格；而美国南北战争的北方胜利，并非必然，而是多种因素和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些故事和分析表明，历史是由个体的决策和行动交织而成的复杂图景。

在1828年，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船“贝格尔号”停靠在南美洲。当时的船长因为心情低落，加上连续的坏天气，最终在船舱里做出了极端的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海军不得不赶紧找人来接替船长的位置，于是罗伯特·菲茨罗伊被任命为新的船长。

查尔斯·达尔文的环球航行也是各种巧合促成的

菲茨罗伊是个贵族出身的年轻军官，他意识到前任船长的不幸可能和海上的孤独有关。他不想自己也陷入同样的境地，所以决定找个伴儿一起航行。他先是找了一个牧师，但牧师因为有工作在身不能去；他又找了一个教授，教授也因为家庭原因不能离开。不过，教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查尔斯·达尔文。

达尔文那时候还没什么名气，只是一个对自然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人。菲茨罗伊第一次见到达尔文时，他有点犹豫，因为他相信面相学，觉得达尔文的鼻子看起来不太适合长途航行。但最后，他还是决定带上达尔文。

就这样，达尔文跟着“贝格尔号”开始了他著名的环球航行，那个贝格尔号在中国更常见的翻译是“小猎犬号”。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的巧合，达尔文可能就不会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探索，也就不会提出影响深远的进化论了。我们对生物世界的理解可能会晚很多年才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在19世纪的科学探索中，两位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独立地接近了一个革命性的理论——进化论。然而，当华莱士将自己的发现寄给达尔文时，达尔文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抢先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还是让华莱士独享这一荣誉。

达尔文，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一员，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广泛的认可。他的研究方法严谨，对自然选择的理论与证据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积累和整理。而华莱士，尽管同样才华横溢，但他的研究更多地涉及了一些边缘领域，如颅相学和降神会，这使得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复杂化。

在权衡之后，达尔文选择了加速自己的工作，最终发表了《物种起源》。这本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和案例，为进化论的接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达尔文的这一行动，被许多人认为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他的学术地位和研究的深度，使得他能够更有效地推动这一理论的传播和接受。

华莱士虽然也是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但他在科学界的定位和研究的广度，可能无法像达尔文那样为这一理论提供同样坚实的支持。因此，达尔文发布《物种起源》被看作是确保进化论得到恰当理解和广泛认可的重要步骤。

信息图表自然史

科学的确拥有其内在的驱动力，然而，科学家的身份同样举足轻重。托马斯·佩恩曾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范式转移”。科学探索并非仅凭实验数据就能一锤定音，科学家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立场。这些偏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思想范式，一套影响深远的世界观。接受与否，往往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果你提出的新理论与他们心中的范式格格不入，他们可能会对你的实验结果持怀疑态度。

更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提出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并不被认可或尊重，那么他的观点和发现又有多少人愿意倾听和接受呢？身份和地位在科学界中的影响力，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布莱恩·克拉斯的《侥幸》这本书最关心的问题是：人对世界到底能做什么？人和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到这里就有了答案：「我们不控制任何东西，但我们影响一切事物」，

总而言之，历史的车轮由那些站在时代前沿的个体所推动。正如克拉斯所言，虽然我们无法掌控一切，但我们的行动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每个人的存在已经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了周围的世界。

或许你正身处企业之中，日复一日地执行着标准化流程，感觉自己如同一颗可替代的螺丝钉。然而，真相是，你与任何人都不相同。你的基因组合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出生是亿万竞争者中的胜出者，你的人生经历不可复制。这个世界因你的存在而变得不同，而你完全有能力更加主动地运用你的思想和个性，去施加你的影响。

控制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影响却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