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释：

第一个：弑君之后自称君，那是被弑的君主无道；弑君之后仍然称臣，那个人就是罪臣。

第二个：史书记录的时候如果称国君的名号，说明国君无道；如果称臣子的名，那就是臣子的罪过。

第一个可以很好的去理解，难理解的是第二个。

第二条解释需要从所谓的“春秋大义”去理解，《春秋》是孔子写的，《左传》是在《春秋》的基础上写的，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而“君臣之道”是儒家思想的重点。

“弑君”这个词自古以来就带有“不臣”的贬义，因为孔子向来宣扬“周礼”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责任，但是这句话折射出来的潜台词是：君无道，作为臣子可以有条件的去实行“弑君”。

晋灵公残暴无道，因为厨师熊掌没做好就被杀。赵盾等人百般劝阻无果还引来晋灵公的追杀。赵盾家弟赵穿发动兵变杀了晋灵公。新王上位，赵盾官职依旧。

但是晋国史官董狐说：“赵盾弑其君”。因为赵盾依然称臣，但是赵盾既然还是称臣，作为晋国的臣子，为何不杀死弑君的家弟赵穿？董狐只说“赵盾弑其君”，而没说“赵盾弑灵公”，没有说国君的名号，只说了赵盾的名，这就是前文所说的“称臣，臣之罪也”。

齐庄公与大臣催杼的妻子私通，催杼一直隐忍，后来二人毫不避讳竟然光明正大苟合，彻底惹怒了催杼，于是诱杀了齐庄公。庄公一死，催杼立景公即位。

齐国史官说：“催杼杀庄公”，用了国君的名号，就说明是庄公无道自己引火上身。但是催杼为何不让史官如实记载，毕竟按照“凡弑君，称君，君无道”这个思想，催杼是因为君王无道才弑君的。

因为牵绊催杼的是周王室的“礼乐制度”，弑君，不管君王有没有错，都是不符合礼仪的。所以，强如齐国名臣晏婴即使知道庄公荒淫无道，但在庄公被杀的时候依然抱着庄公的尸体大哭。所以后人赞赏晏婴，而唾骂催杼。

《孟子·梁惠王下》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意思是，只听说过杀了一个叫纣的人，没听说什么弑君。孟子为什么不说“武王弑帝辛”，也不说“武王伐纣”，而是折中说“诛一夫纣矣”，因为按照孟子的思想，纣王无道，即使被杀也不配“被弑”这个词，他就是个该杀的人。

“武王伐纣”虽属"弑君"事实，但纣王的暴行罄竹难书、有目共睹，人人得而诛之，故史家改称”纣“”，“纣”者，残义损善也，这是后世史官为帝辛加的恶谥，即使属于“弑君”，也是褒义，巧妙的完成道统意义上的合法性转换。

作为儒家思想代表人之一的孟子为什么没有考虑他提倡的“君臣之道”和“道德纲常”，因为武王伐纣时还没有这些，这是在周朝建立的时候确立的规矩和道德，而孟子同孔子一样，是极力维护周朝礼乐制度的。他自然不会在他所处的周朝时代说武王“弑君”。

“凡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也‘’这句话体现了中国古代史书书写中的“春秋笔法”和儒家伦理对历史评判的深刻影响。简单来说可以从思想内核、历史逻辑和权力博弈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一、思想内核：名实之辩与君臣伦理

1. 儒家名分观

通过称谓的差异确立道德审判，史家以"正名"为职志，如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春秋》以一字寓褒贬，"弑"字本身即暗含道德否定，但具体称谓指向责任主体。

2. 双向伦理约束

《孟子·离娄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意思是君王不把臣子当回事，那臣子自然就把君王当仇人。突破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逻辑，构建"君君臣臣"的互动框架。臣子弑君未必全然罪责，需考察君主是否履行“君道”。

3. 史权独立精神

史官通过称谓选择彰显历史裁判权，如齐太史兄弟前仆后继书"崔杼弑其君"，展现超越政权的道统力量。这就说明部分史官在记载事实的时候带有一定的主观批判性，换句话说，如果晏婴弑君，史官不会这样说，因为晏婴是道德楷模，但是催杼为人阴险残暴，即使杀得是无道昏君，依然要背负弑君的骂名。

二、历史逻辑：礼法秩序中的矛盾张力

1. 合法性悖论

既维护君主神圣性，如《白虎通》中说：”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又承认革命合理性，如《易传》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种张力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中得到调和，意思就是，即使弑君，也是在上天的指示下“替天行道”，别人能说上天“弑君”吗？这就巧妙的避开了“弑君”的不好名声。

2. 实践困境

如何界定"君无道"？齐湣王"桀宋"暴政有目共睹，但乐毅伐齐仍被视作"以下犯上"。史家需在具体情境中权衡，如《史记》载商纣"酒池肉林"强化其失道形象。

三、历史书写中的权力博弈

1. 称谓政治学

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宋太祖"黄袍加身"的记载演变，显示后世君主对"春秋笔法"的忌惮。因为按照“春秋笔法”会记载成“李世民杀兄弑父”、“赵匡胤篡位夺权”。清修《明史》评价崇祯帝"君非甚暗"、"臣尽行私"，意思是说崇祯皇帝也不昏庸，都是他手下的大臣只顾着中饱私囊了，清朝编写的《明史》没有抹黑崇祯皇帝，因为清朝是满族，需要得到汉人士族的拥护。

2. 跨文化比较

欧洲流行“弑君者必受诅咒”的说法，有一定的迷信禁忌，如法国亨利四世遇刺后全国追凶，但是在后来资产阶级革命中被推翻，例如：英国的查理一世、法国的路易十六、俄罗斯帝国的尼古拉二世，这些都是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的案例，“弑君”，这个带有严重封建思想的名词，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中国史观更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动态平衡，为改朝换代保留理论空间。中国历史五千年的风云变幻，多少次王权更替，多少次改朝换代，后世总需要给自己留下一定的退路。

结语

“凡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也‘’，这一书写原则构建了独特的政治伦理坐标系：既以"臣之罪"维护等级秩序，又以"君无道"保留道德制高点。在"汤武革命"与"乱臣贼子"的辩证中，形成中国特有的历史评判机制。直至近代，章太炎仍以《春秋》大义诠释革命合法性，可见其思想穿透力。这种通过称谓构建的历史解释学，实为传统政治智慧在话语层面的精妙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