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20日，喜马拉雅山脉的雪峰间回荡起枪炮声，中印边界冲突拉开序幕，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印度军队在麦克马洪线两侧展开激烈交锋。

也是同一刻，远在大洋彼岸的古巴导弹危机正让世界屏息，苏联与美国的对峙牵动着全球的目光。

而‬在这双重危机的阴影下，一场更隐秘的博弈正在悄然展开。

苏联，这个曾与中国并肩的社会主义“大哥”，在中印冲突中的态度从观望转向偏向印度，点燃了中苏关系公开分裂的火花。

赫鲁晓夫一度试图以支持中国在中印问题上的立场换取中国在加勒比海的声援，却在1962年的10月28日苏美妥协达成后迅速恢复了对印度的支持，甚至交付了米格-21战机和安-12运输机。

苏联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在帮助印度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底气，苏联自诩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帮助印度来对付新中国，这就导致了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

那么苏联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在古巴导弹危机解除之后，苏联为什么态度如此反常呢？

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曾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实支柱。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两国在抗美援朝的风雨中携手并肩，共同对抗西方压力。

但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有一些暗流就开始涌动了‬。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推行“和平共处”政策，试图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而毛主席与新中国则坚守“革命外交”，主张通过斗争推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

苏联此时已经走上了违背社会主义的修正道路，而中苏两国的这种理念的分歧，早在中印冲突前就已初现端倪。

比如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可能性。

而新‬中国领导人则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主要威胁，毛主席‬在1959年指出：

“赫鲁晓夫的路线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反对修正主义。”

中苏关系因此变得紧张，就仿佛是一张被撑开的大网‬，随时都在被撑破的边缘，而‬中印关系的变化，又‬为这一分歧注入了新的张力。

1954年10月，毛主席‬在北京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四次，反复强调中印的共同点：

“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

基于“中间地带”理论，中国将印度视为潜在盟友，认为其民族主义立场有利于反帝事业，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会谈中甚至表示：

“斯大林对印度的认识不足，印度正变得更加独立。”

这个时候，中印两国的关系变得相对稳定和健康，虽然印度不停地在边境进行摩擦，但是在国际上，印度多次提出让新中国返回联合国，而不是让新中国的一个省来运行中国在联合国的权限。

只不过，中印关系在1959年出现了‬变化。

1959年的西藏叛乱打破了这份默契。

中国领导人指责印度在噶伦堡设有叛乱指挥中心，周总理在195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

“西藏叛乱与印度当局有关，英美在幕后支持。”

尼赫鲁则坚称西藏问题是中国的“挑衅”，并拒绝承认中方的指控。

边界争端随之升温，周总理‬1959年1月23日致函尼赫鲁，提议通过协商解决，强调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而尼赫鲁3月22日复信，要求中国承认英国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称其“无可争议”。

双方僵持不下，矛盾逐渐公开化。

1962年9月14日，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中警告：

“我们与尼赫鲁的斗争躲不掉，这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新中国与解放军选择以军事行动回应，而苏联的态度，成为了这场博弈的关键一环。

后来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在1962年的时候，中国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的方式“缓慢但不可避免地为苏联所不能接受”，这不仅反映了两国在外交手段上的分歧，也点出了苏联在‬心态上，就是想控制中国的意志。

1962年10月中印冲突爆发时，苏联正深陷古巴导弹危机的旋涡。

10月14日，美国U-2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

赫鲁晓夫面临两难抉择：

支持中国，可能加剧与美国的对峙，危及古巴的战略部署。

支持印度，则可能失去东方最重要的盟友，甚至让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暴露无遗。

在‬一开始，苏联最初选择了观望。

苏联在这一时期的态度，成为了中苏关系转折的重要研究资料，从现在来看，赫鲁晓夫当年的态度，其实是‬试图以支持中国在中印问题上的立场，换取中国在加勒比海的声援，以对抗美国的压力。

比如在1962年的10月初，苏联外交部曾私下向中国表示“理解中方立场”，试图维持平衡。

但是，这种由‬苏联“一厢情愿”的‬交易并未持久。

10月22日，古巴危机达到顶峰，苏联与美国展开秘密谈判，10月28日，赫鲁晓夫与肯尼迪达成妥协，同意撤回导弹，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承诺。

这一转折让苏联得以喘息，也改变了其在中印问题上的姿态。

苏美的妥协达成后，苏联迅速恢复了对印度的支持。

因为不需要中国共同牵制美国，苏联非常大胆地放弃掉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重要的盟友。

赫鲁晓夫早在1955年11月访问印度时就称尼赫鲁为“宝贵的朋友”，承诺支持其和平努力，并表示：

“我们并不想让尼赫鲁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希望他就是尼赫鲁。”

赫鲁晓夫的这种态度耐人寻味，但也如毛主席所说一样，苏联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已经走向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潜意识中，已经靠拢西方，背离了红色革命。

在1959年9月12日，苏联宣布向印度提供28亿卢比贷款，用于其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2年7月，苏联向印度交付首批米格-21战机，随后又提供8架安-12运输机，专门用于拉达克地区的高原作战。

这些战斗机，其实就是印度敢在中国边境挑衅的根本底气‬。

1962年的中印冲突期间，苏联虽未公开谴责中国，但其军事援助和外交表态明显倾向印度。比如在同年‬的11月，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含蓄批评“某些国家的冒险主义”，矛头直指中国。

当时的欧洲评论以及报刊纷纷指出：

苏联此举“损害了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意识形态利益”。

而‬赫鲁晓夫的选择，或许是冷战下不得已的平衡之术，在古巴危机中保全苏联的全球地位，却在中印冲突中牺牲了与中国的同盟。

也是因此，中印冲突的硝烟未散，中苏关系的裂痕已无法掩盖。

1962年11月20日，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但中苏之间的冷战已然开始。

比如前面提到的，苏联《真理报》含蓄批评中国的“冒险主义”，苏联方面虽然并没有直接点名新中国，但苏联的这种态度令人恼火，因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所以新中国没有惯着他，随后中国的‬《人民日报》则公开指责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背叛”。

两国从盟友变为对手，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暴露在世界面前。

早在1962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已将“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定为外交核心，毛主席‬强调：

“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进行。”

这次会议的内容标志着中国“革命外交”的全面展开，与赫鲁晓夫亲近‬西方‬形成鲜明对立。

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立即就把各个重心转移到了印度身上。

因为苏联失去了中国这个战略伙伴，他们‬转而加大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不过这也不是1962年才开始的，早在1958年，苏联对印出口额达4900万美元，进口额4560万美元。

到了‬1962年，印度从苏联进口增加4倍，出口增加10倍。

而在军事上，早在1961年2月25日的时候，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就曾‬宣布，苏联提供了修筑北部边境公路的设备，同一年的4月，印度购入苏联的安-12运输机，随后又接收伊柳-14运输机和米-4直升机。

到了1962年的‬10月，苏联更加疯狂，与印度签订和平利用原子能协议，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

而中国则在亚洲陷入孤立，与印度的敌对关系持续数十年，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长期阴影。

冲突还影响了印度共产党。

早在1950年1月27日，印度的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文章，呼吁印共效仿中国革命，导致印共分裂为“支持武装斗争的派别”和“反对派别”。

中印冲突加剧了这一分化，亲苏派支持苏联的立场，亲中派则追随中国，印共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其影响力。

冷战格局因此改写，亚洲成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交织的新战场，苏联通过印度巩固了在南亚的立足点，而中国则在孤立中寻找新的道路。

客观来说，这场博弈没有真正的赢家，也渐渐让全球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中苏关系的裂痕加深，古巴导弹危机与‬中印边境冲突共同发生的时间点，就是主要的作用关键。

而‬赫鲁晓夫的选择，虽然是为了在古巴危机中保全苏联的全球地位，却在中印冲突中失去了中国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