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不仅仅是经济的服务业，而是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宰；金融周期取代经济周期（商业周期），主宰着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货币不仅仅是最初商品交易的媒介，而是成为了商品定价的锚；经济体之间相互交换的主要渠道不再是商品交易，而是被更为庞大的资本流动所替代。

　　早期的贝壳、黄金、白银和其他货币具有内在价值，它们本身就是锚定的。纸币时代就是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基本上是由国家信贷或国家机器发行的。货币锚是指一个国家要获得稳定的货币环境,必须要有一个调整国内货币发行的参照基准。迄今为止，世界经历了两种类型的货币锚：（黄金、白银等实物商品）与信用锚（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锚的本义是轮船停泊后用来固定自身方位的工具，一个巨大的叉形物调入海中，让轮船不会随意漂泊。

　　美联储在实行货币政策之前，也会制定一个名义锚，相当于通货膨胀或是货币供给的名义变量，能够让货币政策都围绕这这个名义锚来实行，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让整体经济不会失去控制。钉着这个锚，保证确立的名义变量在一个狭小的区间内活动，促使实际物价水平达到设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名义锚可以看成是一套行为规范，央行必须长期关注这样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自己定下的目标。这会让货币政策不会因为短期的需要而使得整体经济失去方向，到处漂泊。为了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一般有三种名义锚的货币政策：货币指标制、通货膨胀指标制、带有隐性名义锚的政策。

　　根据金本位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后来，美国人发现了一种更好的东西，叫作“铸币税”，它可以在没有足够黄金的情况下印制美元。于是，开启了石油美元时代。铸币税的标准定义就是政府从发行货币中获得的收入，铸币税的原始含义和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是不一样的。铸币税的原始含义是说在金属本位制下一个国家在铸币时候所收取的费用，国家依托政府可以垄断货币发行权，历史上有很多情况国家赋予民间机构也可以铸币，不论是国家还是民间机构铸币都有成本，也就是说在原始意义上铸币税就是弥补发行货币的成本，金属转换成金属货币是需要铸造工艺的，这个工艺是有成本，国家收取这样一个税收是合理的。

　　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铸币税主要是指在非信用货币下，或者说法定货币，或者非兑换货币制度下的货币税，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而且纸币发行的成本很低，如果国家没有在信用的基础上发行货币导致了一个成本，这个成本是公众所隐形支付的，它和原始意义上国家收铸币税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国家这个时候并不收税收，在纸币制度下铸币税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基础货币的增加额，也就是说政府从发行货币中获得一笔收入，这个收入在铸币税衡量中有各种经济学方法可以计算出来，不是国家直接向公众收取的，而是一种隐形的收入。

　　在现在的纸币制度下有一个和基础本位制不同的特点，就是纸币制度下政府从发行货币中所得到的收入和成本之间肯定有差额，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个成本忽略了，纸币发行的成本很低，我们可以认为是零，认为是零的话，政府发行货币获得的收入本身就是税收额度，这里需要明确一点：并不是说政府只能在信用货币下收取铸币税，在金属本位币制度下政府也可以得到铸币税，这种表现形式是政府发行机构可以减少铸币中的金属含量获得铸币税。

　　与铸币税相关的一个更常用的概念叫通货膨胀税，它的含义更直接，就是国家通过发行纸币导致物价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使持有货币的人财富贬值，这也相当于对持有货币的人收取了一种税收。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是有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关联也很密切，如果我们需要做区分，可以这么来区分，所谓铸币税就是只要城府从发行货币中得到的额外收入，而通货膨胀税是说政府发行货币之后转换成通货膨胀时才能衡量的一种税收，从大的层面来讲铸币税要大于通货膨胀税，两者未必是一致的，如果粗略地衡量，我们可以把两者划一，也就是说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具有同一个经济含义。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其实就是经济中的一种交易手段，用货币调节利率来促进总需求得不偿失，他的货币政策就是大家熟知的单一货币规则，国家应该根据需要多少货币完成交易来增加多少货币，而不是用货币调节总需求。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有可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这时国家可以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有效需求进行调节，从而适应总供给，把经济从萧条中拉回来，并不怎么偏好货币政策，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调节的这样一种方式。

　　美国通过军事、科技、外交等手段，确立了石油作为美元的锚定，利用美国债务作为美元的回报渠道，并将美国债务收益率曲线构建为无风险利率，从而将其确定为全球金融资产价格的锚定。美联储也正是通过美元货币体系，锚定了全球资产价格，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并且通过IMF和世界银行，完成对全球各大经济体的金融渗透和经济制裁，比如俄罗斯被提出全球贸易结算系统等。美元本位制其实是一个无体系的体系。美元的发行量是以美国国内需要为依据的。在国际上，没有任何机构性的强制机制和规则来调节美元的发行量同世界需求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必然会产生危机感。

　　目前，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1994年汇率改革后，我国开始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人民币汇率开始与美元挂钩。从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考虑到美元的重量和主导地位，对这一篮子货币的传统理解是，美元仍然是主要货币。外汇储备的积累必然会产生外汇，即外汇储备会发行人民币进行背书。由于国内企业和居民需要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用于投资和消费，他们被动地发行了大量人民币。

　　原理上讲，当美元从全球回流到美国时，量化宽松时期形成的高资本溢价得以维系。美国股市、债市，都是某种因为美国经济预期向好形成的高溢价资产。之所以有溢价，是因为美国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规模从量化宽松开始时的8000亿美元开始，这些溢价由全球回流美国接盘，用预期收益率提升置换美元债务，这就是所谓剪羊毛策略。那么，中国由于经济下行，采用债务水平不断提高来维系资产价格的意愿强烈。

　　这也造成中国随着美元为主的外汇资本流出加剧，用美元背书的外汇占款的体系受到冲击。所以产生各种创新货币工具的货币投放。这样，人民币脱锚美元的内生意愿更加强烈。假如人民币脱锚后，对美元的汇率持续企稳。则人民币强势可期，人民币国际化向主流支付货币顺利，则强国之路完全靠谱。因为多发行的人民币进入国际流通环节，体内因大量发行人民币形成恶性通胀的可能性小。会进入经济增长，就是低通胀，高增长的完美的经济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