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安徽广德收容败兵期间，发现很多难民群内都夹杂着一些特别的儿童，他们大多在十岁到十三岁之间，没有父母和亲人的庇护，无人过问。
于是，他上前询问，才知道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已经死在炮火中，或日军的屠刀之下。
一天，几个瘦弱的男孩、女孩跟在一群溃散官兵身后，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孩问文强：
“叔，能要我们吗？”
文强为难地告诉他：
“你们是难童，我们收容的是能打仗的官兵。”
“我们能杀鬼子！”“我们要报仇雪恨！”孩子们大声说。
文强无语对答，这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湖南长沙人，愣愣地看着孩子们，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时，他身边的一位少校凑过来，低声说：
“总不能眼睁睁让这些伢子饿死！我看把他们一起收容了吧！”
这位少校就是刘人奎。就这样，三百多名难童被他们收容组队。
还有一次，途经安庆危城时，文强与十年前在四川结识的好友于渊不期而遇。
那是文强第一次入川时，身为第20军宪兵司令的于渊帮助文强逃离了军长杨森的“清党”毒手，逃离前夕，并代表中共组织接收于渊成为共产党员。
1928年，于渊离开杨森，来到川军刘湘第21军，担任第2师6旅旅长。当时，刘文辉部驻防江津的第1师副师长、共产党员张志和组织士兵起义，因行动失误暴露使军内共产党受到“清党”威胁。
中共四川省委密派于渊等二人冒险前往挽救，从逆境中保护一批共产党员脱险。
随后，于渊执行省委决定，再次到江津发动部队起义，由项鼎任前委书记，于渊负责指挥，由于计划被敌侦悉，队伍组织不严、众寡悬殊等原因失败。
于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3年至1935两年间，于渊任省会公安局长，他对成都警政与治安进行大力整顿，并利用自己的家作为秘密活动场所，掩护了不少党的骨干和进步人士，同时，安插了一些共产党人进入警察局工作。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红9军、30军主力西进时，于渊担任川军第六路军教导师2旅旅长，奉命防守北川、茂县间的土门要隘。
见到红军受阻，于渊即借口调整部署，撤离转移，使得红四方面军当夜顺利突破土门防线攻占茂县，6月14日，在夹金山后的第一个城镇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5年10月，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路线，拒绝北上，强行带领左路红军，南下川康发动“天、芦、宝”战役。朱德随军南下，得悉防守宝兴、芦山一带的川军有于渊的部队，乃密函示意相机让路。
于渊冒杀身之祸，再次转移阵地，使红军顺利通过，为后来北上阿坝创造了有利条件。
于渊两次让路均受到上级责难揭发。刘湘以“进不遵命，退亦突然”为辞，撤销于渊旅长职务，于次年将于渊派往日本考察。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于渊回国返川，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车耀先等人，一起秘密从事地下抗日斗争，并出资在成都创办《力文》杂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七七事变后，刘湘再度起用于渊，委任其为新16师副师长兼第七战区游击司令。
此刻，随川军出川抗日的于渊，比文强年长十余岁，鬓发已白，但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戎马倥偬，两人只简短交谈了几句话，留下到武汉联系的地址而别。
分手时，文强口占一绝相赠：
参商不相见，相见何苍苍。
东望烟云蔽，呜咽吊国殇。
于渊豪气纵横，斩钉截铁地回应了一句口号：“还我河山！”
随后，纵马消失在斜阳暮霭之中……
接着，文强将收容到人员中的正规军官兵归入集训部队后，来到江西湖口，这里尚余非正规部队的抗日战士1万多人。
他们曾奉命集中于安徽的祁门县历口镇和浙西的淳安、遂安两县整理训练，同时，更名为军委会教导第一团，原别动队一支队何行健残部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合编为教导第二团。
1938年1月，前方办事处奉命撤销。文强改任军委会教导总团部少将政训室主任，负责收容部队的整训工作，他让刘人奎在政训室担任督察组长，专门带领政工队进行抗敌宣传鼓动演出。
当年春节，戴笠在祁门历口的联欢会上，正式宣布：
教导总团完成整训后，改名为忠义救国军。
戴笠后来给文强谈起，取忠义救国军这个名字，是因为该部队成员多为青红帮徒众，对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什么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接受。
5月底，部队训练告毕，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支队，并建立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先是戴笠自兼总指挥，以后改由前别动队总指挥、桂系将领俞作柏担任总指挥。
俞作柏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完成训练整理部队任务后，奉调为忠义救国军总部少将政治部主任。
到任的第一天，文强向俞作柏报告三百多名难童的事情。
“三百多个？那可以凑成一个营了！”俞作柏说，“哦不，干脆弄成一个儿童团吧，就叫‘抗日爱国儿童团’！谁合适当这个儿童团团长？”
文强答到:
“总座心中如果还没有定人的话，卑职推荐刘人奎来当这个儿童团团长！”
俞作柏说:
“刘人奎可以，这小子能文能武，他现在是少校股长吧？你的黄埔师弟，当年没满16岁考入黄埔军校，有名的娃娃学员！”
后来，刘人奎和他的抗日爱国儿童团果然不负所望。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和实战，他们活跃于苏浙皖三省边区地带，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儿童队伍。
忠义救国军成立后，发展很快，从初期的两个支队，不久扩大为十个支队和一个行动总队，分驻于武进、江阴、常熟、浦东等地。活动地区主要在苏、浙、皖三省，沿京沪、沪杭两路与长江下游一带。
当时，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安徽南部屯溪一个官僚地主住宅杨家大院。
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春夏间先后迁驻皖南岩寺、太平县、南陵县，最后驻于安徽东南的泾县云岭，与忠义救国军军部隔黄山相望。
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两支同时活跃在江南敌后的抗日游击部队，分别由国、共两党领导。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刚开始形成高潮，尽管仍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内部摩擦、冲突尚少。
不仅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文强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有过黄埔军校同学、北伐革命战友和共产党内同志关系，时任忠义救国军中将总指挥的俞作柏，也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有过在广西共同反蒋的历史。
北伐时期，俞作柏是广西国民党人中的左派首领。他的同父异母小弟俞作豫，就是在他那里阅读了共产党书刊，结识共产党人，以后正式成为共产党员的。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俞作柏与桂系的矛盾，对桂系内部进行分化瓦解。
俞作柏在共产党人支持下，采取“先倒桂后反蒋”的策略，在桂系溃败后，回到广西出任省政府主席，他与时任广西编遣区主任、绥靖司令的表弟李明瑞一起，抵制蒋介石、汪精卫等方面的拉拢，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帮助工作。
于是，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到了广西，张云逸就是其中一个，他担任了李明瑞部军官教导总队副主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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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张云逸等中共干部的影响和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推行新政，释放政治犯，开放进步的群众运动，恢复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还任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
这年10月1日，俞作柏通电反蒋，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
反蒋失败后，俞作柏逃往香港，李明瑞率部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左江龙州起义，俞作柏之弟俞作豫在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句，在广州黄花岗英勇就义。
由于主要领导人之间有了这样的特殊个人关系，忠义救国军在总指挥俞作柏和政治部主任文强影响下，起初同新四军还能友好相处，关系并未像后来那样恶化破裂。
1938年夏，第三战区政治部在屯溪黄山旅馆召开政工会议时，文强与袁国平代表两军政治部出席，对坐于会议桌两边首席座位，会下两人也常在一起长谈。
三天会议结束后，文强邀袁国平一起到街上澡堂去洗澡。然后，一起到屯溪公园，文强订了一桌酒菜，与袁国平在公园里边饮边聊。
他俩长谈了一个下午，意犹未尽，当晚和次日上午又继续谈。从抗战局势到国际风云，从北伐时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时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到左倾冒险……
两人天南地北，谈得来痛快淋漓，意气风发。他们都不可能想到，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倾心之谈。
在这次谈话中，袁国平谈到周恩来对当年四川省委错误处分文强一事提出了批评，并说到希望文强“归队”，恢复中共党员党籍。
显然，袁国平所说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请示过上级（很可能请示过周恩来）而作出的考虑。
但是，文强未表同意，只说待抗战胜利后再考虑。
实际上，文强此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没有信心——当年越狱脱险一事都无法对罗世文说清楚，被视为“叛变”。如今，他已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还能说得清楚吗？
加上他在国民党阵营中身受“知遇之恩”，工作上也自感能大显身手，不想再考虑重新“归队”一事。
不过，他向袁国平保证，一定对共产党以友人相待，精诚合作，共赴国难。
袁国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最后，袁国平给他留下了宜兴县城里一家杂货店转信的秘密通讯处，并约定了彼此的化名，殷切希望他一旦有了“归队”想法时，尽快与他联系。
但是，后来文强按照地址去过几次信件均无回音，俩人从此失去联系。
一年多以后，文强已在上海租界“孤岛”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忽从报上得知发生了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遭到国民党军围歼，但他仍不知袁国平的下落。
直到1949年初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编入“解放军官教导团”，有一次，一批民主人士由华东军区领导人陪同前来看望这些“战犯”，他才听昔日黄埔军校同学、时任华东军区代理参谋长的袁仲贤说，袁国平已在皖南事变中不幸殉难。
不过，文强没有恢复共产党的党籍，在此期间，他莫名其妙地恢复了国民党的党籍，这说来还真是一个笑话。
文强在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时，是共青团员。次年2月，他和大部分第四期入伍生一起通过甄别考试，提升为军官生。
与此同时，他和一批共青团员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了升党（当时可以由共青团员升转为共产党员）仪式，成为共产党员。
那时，由于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组织决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到国民党里去，对国民党进行革命改造，以利国民革命，文强在升党之前，就已加入了国民党。
并且，由当时的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部代理主任邵力子介绍加入。
文强入学时，邵力子担任第四期政治科《三民主义》课程教官。
在一次上大课的课间休息时，曾钟圣（曾中生）、王襄、袁裕（袁国平）、张先梅等同学围着邵力子请教问题，文强也紧紧地挤到邵力子身边去聆听。
邵力子一眼看到文强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就指定他临时担任记录，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记下来交给他，他好在下一次上大课时集中解答。
邵力子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文强把记得杂乱不成章法的笔记交给邵力子时，邵力子笑眯眯地瞥了一眼，就将各种问题归纳为两点：一，何谓新、旧三民主义，它们的区别何在？二，国民革命何时成功？
下一次大课上，他便就这两个问题向大家作了深入浅出的解答。
以后，文强又曾与政治科同学周恩寿（周恩来之弟）、湖南同乡和同时考入黄埔军校的步一团同学陈林达等一起，去校长办公室找邵力子请教过问题。邵力子耐心解答后，还陪着他们到校门前的海滨散步，边走边谈。
以后，邵力子就常叫文强为他作记录。有一次，文强去交记录给邵力子时，邵力子亲切地问起他是不是国民党员。听文强说只是CY时，邵力子感慨道：
“国共是一家，中山、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了先总理说过的‘以俄为师’，难道师生、师友还不是一家吗？国民党太老大了，需要引进新党员，像CY这样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
他又说：
“我作为先总理的信徒，发展党的组织，介绍新党员，义不容辞。但是介绍党员作先总理的信徒，就要志同道合，不怕牺牲，在当前就是要坚决拥护三大政策，早日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
说着，邵力子就提笔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文强。
文强一看，只见上边写的是：
“介绍政治大队学生文强为本党党员。介绍人邵力子。”落款还写明了年月日。
文强将字条交给了大队长胡公冕，几天后，他就得到批准，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当时，像文强这样有双重党籍的人被称为“跨党分子”。在文强所在的政治科中，跨党的共产党员就有霍步青、张先梅、王襄、曾钟圣（曾中生）、胡陈杰、袁裕（袁国平）、周恩寿、夏尺冰等人。
但是，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其独裁，打击左派，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学员中的“跨党分子”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便与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坚决退出了国民党，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
不过，他在1931年离开四川后，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队伍，1934年离开长沙后，又进入了国民党阵营，并一步步升到了少将军阶，但他始终没有重新加入国民党，也没有这个想法。
因此，尽管他已经作了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却还只是个无党派人士。
一天，忠义救国军举行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宣誓仪式，明令该军代理总指挥周伟龙为该军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文强为特别党部委员兼书记长。
文强接到派令后，十分诧异，立即向周伟龙提出，自己连国民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党部委员又兼书记长呢？
周伟龙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周伟龙闻言大奇，不相信地说：
“本党以党治国，上峰决不会将无党籍的人派到这么重要的职位上的。”
过了几天，周伟龙向文强抱怨道：
“老兄怎么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我报请上峰查核，说是你在1925年就已经邵力子先生介绍入党，有案可查。你怎么连邵先生这样重要的人物介绍入党都忘了？”
文强无法解释，真感到啼笑皆非。
不久，文强得到了补发给他的国民党党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恢复了国民党党籍。后来，文强在遇到中央党部有关人士时，问起他这党籍的事。
被问到的人告诉他，1931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
凡自1928年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
当年，文强声明退出国民党，后来又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他们都是知道的。但是，现在是全民抗日时期，通缉已经撤销，他又抗日有功，晋升了少将，难道还不应恢复党籍，还要再提过去的事吗？
多年后，文强得知，像他这样被稀里糊涂算作国民党员的事，并非罕见。
戴笠也有类似的经历，1938年3月，在重庆举行开幕式后接着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期间，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即后来的中统局；第二处，即后来的军统局）同时由处扩大为局。
戴笠被任命为军统局实际负全责的副局长，蒋介石考虑到戴笠任局长的资历不够，圈定他为中央委员，要陈立夫、陈果夫办理。
谁知，蒋介石叫戴笠去谈话，谈及此事时，戴笠连忙声明：
自己连国民党员都不是，怎么可以作中央委员？
蒋介石大吃一惊，一问，戴笠说：
“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绝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蒋介石这才放下心来，高兴地写了条子，亲自介绍戴笠为国民党员。
但是，他仍然坚决要求只作“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这也是蒋介石对戴笠十分信任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