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像一本打开的书

那些错落有致的房屋

是布满村庄的诗行

而字里行间的每一个方块

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题记

壹

在二叔家里的供桌上，看到一本《李氏家谱》，是用旧的棉沙布制作，封面显得泛黄而沉旧，有些页面已被催成黒色，四角边头发毛，略显破烂，看来是有些年头了。听叔叔说，这本家谱是民国初年重修的，只记载了我们这一支系，大族的家谱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烧了。一并烧去的，还有李氏祠堂，砖瓦木料也被改建了学校。而这本则是被当大队干部的二叔从“文革”之火和“扫四旧”余烬中抢救出来的。小心翼翼的翻看，家谱是一个名叫杨道士的门生用工整的小楷书写，笔力充沛，笔势圆活。一笔一画的记录着我们这一家族从明代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自山西大槐下迁徙至今，已整整十七代人的生命轨迹。当然迁移的原因，家谱并没有记述，有的说瘟疫，有的说洪水，有的说战争，有的说是发配，到底为什么，没去考证。其实，所谓的故乡原本都是他乡。十七代人的历程，骨子里、血液中，早已成为地地道道的西北人。

祖宗们就活在这家谱里。这家谱恰如一棵生长了好几百年的大树，每一根枝干、每一片叶子——包括生长着的和已经飘落的。从这本家谱里，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祖上姓甚名谁，终于知道了我的村庄诞生的大致年代。轻轻地翻着，好象一个个祖先，一辈辈地向我走来。当初世祖李茂林来到祁连山下的这个地方时，几百年前的田野，一定沒有现在这么平整，一定是荊刺丛生，雚木盘缠，有乱石虎踞龙盘。一定有张牙舞爪的野生动物横行，有食肉野物威胁人的生命。在一个太阳喷薄而出的早晨，他携妻带子，从山西大槐树下聚集，一步步来到这里，选择这片地势开阔、土地平坦、水源充足的地方，就地打了几孔窑洞，以勤劳的双手，世代耕种，繁衍生息，延续着古老的农耕文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块土地上生儿育女，婚丧嫁娶，起房造屋。自此之后，人口逐渐增加，屋舍越修越多，家大了就分出了无数个小家，村落便形了。当然一同来的人姓氏各异，张、王、李、赵、陈、周……都有。由于居住分散，当初不像今天这样分村分组来界别，先人们为了方便交流，便根据各自居住的地方，以姓氏和地形地貌来命名。如李家庄、滕家庄、赵家庄、张家庄、杨家庄、张家沟湾等等……

普通的家族注定只能在这贫瘠的土地里做普通的亊。前后十七代人，没有出过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最大的也只当过一县之长，那还是近代的事。翻着这泛黄的册页，寻找着先祖们纵横交错的目光足迹，读着许多已经终结的记录，眼前似乎又幻化出无数个模糊的影子，他们在荒草地间，独家筑屋造房，垦田播种，生育繁衍。庄稼收了一茬又一茬，土地翻了一回又一回，劳累也罢，辛苦也罢，祖辈们的希望总是永存的。当房舍上的炊烟伴随着暮霭缓缓升起一天的劳累便随着夜色飘散，便有了田野里荷犁而归的悠扬歌声，有了饭桌上愉快的谈笑，有了幸福的红烛，也有了大树下，院子里不绝如缕的向往。

一部家谱，就是一座人物画廊，就是隔世的脸谱。我们的这本家谱，记述的很是简单，只是在每一个先人的后面，写着生卒年月、葬地及娶妻李X氏，阳春几何，后人几个，依次是……。这本家谱里记述的第十二代人之后的族亲，我多少有些知道，第十二代之前的祖辈、只能在这本宗谱上寻得到他们的名字及一些片言只语的生平事迹了。丰富而漫长的一生，浓缩成几十个字。简单而单调，丝毫看不出褒贬。但相隔几百年后，脉络依旧清晰。当然，随着岁月的流失，一辈辈人走了，一辈辈人又来了，发生在祖辈间许多人生故事，许多都湮没了。代代口传残存下来的，依旧按各自的情节发展着、铺陈着，大多则被岁月风干在了厚重的历史尘土之中。

翻完家谱，我心情沉重，感慨不已。时间，回旋：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的……家谱依旧会忠实的记录。

贰

这是一个位于祁连山脚下的小小村庄，行政区域为甘肃省民乐县永固镇××村××社，东走十余里，就是山丹县马营乡，南行十余里就是青海省祁连县地界，东西南北分别分布着西村、张庄、杨庄、下李庄、滕庄等大大小小的村庄。地势南高北低，呈扇形分布，村庄东西各有康沿河、月草沟两条季节河环绕。康沿河西则是国道227线，是连贯甘、青的交通要道。公路两边是高低大小不一的田地，土质不肥沃也不算贫瘠。由于旱地多，水浇地少，收成年年不一，被雨水左右。

村庄不管大小，都有它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历史洪流的一朵浪花。我的村庄也是一样，近六百多年的时光刻写了来来往往的诸多历史故事，也根植了久远的农耕文明。走在乡间的小道上，则耳听，似乎依然有战马嘶鸣和战鼓声声传来。从村庄南行十余里地，就是甘、青两省交界之地扁都口，历朝历代都在此设置关卡，有驻军戍边，战事也颇为频繁。从《李氏家谱》和《民乐史话》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清初，王进宝鞭扫大草滩；同治四年，俄博回民起义，马营墩把总马林响应，于当年三月攻占永固镇。八年正月，又袭扁都口。十年十二月，再次攻占永固镇。十三年初，近万余回民再袭扁都口，占领永固镇，攻破洪水城；民国十五年六月，凉州镇守使出逃，甘州镇守使带兵东征，士兵哗变，遂成土匪，并裹挟青海淘沙工攻击大马营，占领永固，进而攻破洪水城，所有店铺、民户被洗劫一空。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一月，土匪复袭，攻占民乐县城南大部，县城遭劫，近六百人遇难；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马（马步芳、马仲英）激战。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马再战，死伤万余人；民国26年（1937年）2月，红西路军浴血民乐；1949年9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第2军从西宁地区向北迂回，翻越海拔4000余米的祁连山，从扁都口鱼贯而出，解放民乐县全境。历次战事，村庄都没能幸免，而且是战争的主要发生地。童年时，我们在地里和墙角边刨土，经常会刨出一些铜钱、箭矢和弹壳来。

不难想象，在那不休的混战、杀戮、饥荒时代，祖先们经历了怎样兵荒马乱的腥风血雨，迭遭了多大的灾难饥荒。一场场人为的流血撕杀，让多少后人感叹唏嘘。当然，如果不是《李氏家谱》作为我回溯历史的拐杖，村庄里曾经发生的那些战事就永远不会走进我的内心。我是从家谱上一点一点扒开尘封已久的秘密。时过境迁，血染的长缨早已腐朽，闪光的大刀也已锈蚀，呐喊和呻吟，随风远去。阳光下荡漾着乡村春天的诗意：寻常巷陌，田野恬谈，稼穑劳作，在时代的风云中翻动自己的历史画卷。

战争让村庄成为历史的见证。但与历史上的其他战争所不同的是，土匪的祸患却多了祖辈们的辛酸和苦痛。小时候，奶奶曾讲述过红西路军兵败祁连、土匪攻打永固城和解放军兵出祁连山的故事。土匪是与强盗、野蛮紧密相关的。土匪们的主要成份是由青海的败兵和淘沙金的回民构成，他们个个身强马壮，手持刀枪，争斗狠毒。每每有土匪进村抢劫骚扰，所有大大小小的妇女们都用坑灰将脸涂抹成锅底色，男人们则跑到山里面躲起来，土匪见啥抢啥，毫无怜悯之心。每每被土匪掠过，村民便忍饥挨饿，背井离乡，靠乞讨为生。那时我的太爷还活着，他本来有很好的一门手艺，但在外做事时，不知怎么染上了大烟，由此，将一院好房和几块好地，全部置换，以满足他的烟瘾。债主前来拆房时，爷爷曾以死抗争，但也无济于事。最后，为了子还父债，爷爷只好去邻村杨姓大户人家做帮工，长年累月，赚取一点微薄的工钱，用以偿还太爷的外债和养家糊口。多年的帮工生活，使爷爷个矮，性情柔弱，胆小怕事。但他能吃苦，能忍让一切的怨屈和不公，而且各种庄稼活做的认真又精细，是村中数一数二的庄稼把式，耕种锄收，样样精通。我记事时，爷爷已经须眉皆白，头发灰白了，队里照顾他，从不安排重体力活，他却闲不住，春夏无常，总忙在地里，大多时候是自己找活干。那时，我也常跟着他去田地里玩，他割草，看水，累了就坐在田埂上，吸着旱烟，望着摇曳的禾苗或空荡荡的茬子地发呆，久久地凝视着。有几回，竟蹲在地里，捧着刚犁过的湿漉漉的黄土，嗅着、拈着，良久，又放回地里。他说，闭上眼，抓几把土闻一闻，他就能说出是哪一块地里的土；摸黑里也能找得见自家曾经拥有的土地，用脚步量一量，就知道多宽多长，几亩几分，一点儿不会错的。后来，由于经年的劳累，身患绝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春天，告别人世，享年六十九岁。爷爷去世时，我才九岁，正上小学三年级。对于生死的事情，我无法知道。但在奶奶讲的往事里，能看到爷爷曾经的笑容比雪绒花一样的云朵还要灿亮。

深深嵌进生命的记忆是不能忘的，也是忘不了的。听奶奶说,爷爷常年在一户杨姓大户人家帮工，那家杨姓大户人家有地六百多亩，有帮工20多人，深墙大院，恶狗看护，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每有土匪来袭，爷爷和其他帮工就会手持土枪，站在杨姓人家高墙的垛口内，和土匪对峙。土匪也不强攻，只是索要一些财物便离开。后来，有两名流落的红西路军战士上门乞讨，杨姓人家的兄弟竟然放恶狗将一名红军战士活活咬死，其状残不忍睹。解放后，这位名叫杨发掌的恶霸和他老婆被解放军工作队抓获，枪毙于村庄东南处。那附近就有我家的一块承包地，每每去那里干活，奶奶都会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堆讲述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人和事。后来参加工作，竟有一同事是杨姓人家的后人，实属巧合。岁月不只是冰冷的笔触，走过了春秋，走过了冬夏。如今只要伸手轻抚，依然能感到曾经的冰冷，我知道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和烙印，停留在今天的岁月里，如同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挥之不散。当然，祖辈们更多的信息来自奶奶，以及母亲之口——她们转述给我，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播下关于家族的种子。爷爷共有弟兄三人，爷爷排行老二。从奶奶的讲述中我知道了大爷的故事，抗战时期，大爷被抓壮丁，在胡宗南的部队里当兵，1942年曾从河南抗日前线来过一封信，大意是，他正随国民党某师在抗日，心中十分记挂，而后便杳无影踪。一起抓壮丁的邻村人滕钱善则在马步芳的部队任参谋长，娶有两个老婆，每次回乡，都有勤务兵随行，解放后曾任县政府的参事。一种命运，两种结局。而小爷则被当保长的堂叔拉去民团做事，整天背着杆枪，东逛西游，无所实事。后来，爷爷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才回家来，安心农事。在我的记忆里，小爷经常追打小奶奶，偶尔也会看到小奶奶拉着我母亲的手在哭诉。对我来说，大人们的是是非非在当时是认识不清的，但小爷爷那发鬓灰白的红脸训斥小奶奶和几个堂叔的影响至今记忆犹新。如今，那一辈人都随岁月悠然而去，只留下模糊的背影。曾经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也成了一道落寞的不为人知的风景，疯长的杂草已将他们曾经踏在乡间的艰辛的足印埋葬。

岁月浩荡，如卷席一般将人的悲欢离合携去，不落痕迹。而今，曾有的战事早已远去，村庄已恢复了它应有的宁静。站在高坡上回望，当年祖辈们的躯体已潜伏于黄土底层，累累尸骨和殷殷鲜血已化作土地的营养。但那些断断续续的故事，鉴证着过去，也披沥着曾经的变化。雾蔼氤氲中，我摘下厚厚的眼镜。擦拭去一层尘灰和雾气，眼前的祁连山是那么朗，康沿河的水是那么静，屋后的白杨树是那么高，天地间的肃穆让人宁静，白墙，红瓦，狗和羊，还有画在白墙上的一幅幅水彩画，在炽烈的太阳和纯明的蓝天下，格外显眼。一垄垄整齐划一的麦苗，如史书里一行行汉字，也在微风的轻拂下清晰鲜活地诉说着往事。

祖辈们经历的诸种风雨、坎坷，黑暗的、残忍的记忆，似乎也在亲情不无深挚的回望中，化为轻淡的云烟，此时，想伸手握住亲人从虚茫的时空里伸出的手，温暖或疼痛，都在这紧握的一瞬间留驻，或者散失……

叁

记忆就如一部吱吱呀呀的放映机，将一组组老镜头，慢慢摇过来，又慢慢摇过去。旧时空被开启，那些温暖的记忆喷薄而出……

祁连山是背景，大地就是画框，时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画中的母亲在田野里劳作，她的脚下是碧绿的麦田，身后面就是村子。房屋都由土坯垒成，墙面糊着一层黄泥。远远望去，微灰泛黄的房舍和墙面相映辉，显得线面结合、简约而素淡，像一幅写在大地上的水墨图。几十户人家密密匝匝地挨着，曲曲折折的巷子，如肠衣一样，将一家一家连接起来。树木都挤出去了，那一棑棑杨树林沿着村外的地埂葳葳蕤蕤地列开，绵延几里，在村北形成了一堵墨绿的树墙。透过密密的树木枝叶，可以看到田间路上，河畔林中，人影绰绰。村南是伺养室，前院就是村校，后院是圈舍。村校是一个只有一二年级的复式班，总共也就十来个学生。两个年级的同学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老师教完这一边的，就开始教那一边的。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和着青草的味道，牛粪燃烧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着。院前小杨树上的细枝嫩芽也在用力生长，门前的河沟里的小草也冒出了绿油油的尖儿。几对麻雀在屋檐上稍作停留，便急匆匆飞走了。村旁一只瘦小的花狗，朝着生人“汪汪”地吼了几声，就往村里退，然后站定了瞪眼，眼神闪着几分警惕。

村子通往田间的路大多是土路，有的被雨天的拖拉机胶轮或铁脚扒得坑洼不平，不太好走，但走惯了的乡亲却不计效这些，穿着布鞋，扛着铁揪一高一低的走着。二叔则猫着腰，一只手拉着小山羊，另一只手提着旱烟，烟丝已经抽完了，他蜷起左腿，将烟锅在鞋底上轻轻磕一下，然后别在腰带上，边咳嗽边慢慢的走着。来到地埂前，他将小山羊栓在芨芨草上，而他则半跪在地里，和婶婶点种着一些菜籽。一手握铲，一手点种，拇指和食指从毛线的手套里露出来，黑色的泥土挤满了每一个指甲缝。当了多年村干部的他，以前经常喝的酩酊大醉，这几年不当了，心思便放在几亩承包地上了。三个堂弟和一个堂妹都还小，过重的生活负担使他瘦削、憔悴、衰老，仿佛是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其实，60年代初，二叔在公社里工作，被爷爷叫回了家种地，受苦受累不说，孩子们也都全成了农户，不是这几年出去打工，全趴在村里了。每每说起这些事，二叔就埋怨爷爷。这些年，二叔对村子里的事很热心，加之又当过多年的村干部，所以大事小事，都请他去做管事。当然二叔也总是显现出他较强的组织能力，吆五喝六，把事情办的非常圆满。小叔是一个肌肤黝黑、身材敦实、手脚粗大的汉子，他十六岁辍学务农，也是一把好手。记忆里，他经常使着骡车在拉土，嘴里吊着烟，烟雾的头顶是氤氲着。干的热了，他抺去了汗水，然后褪下了身上的夹袄，放在一旁的地埂上，接着干，没有一点疲倦的样子。春日里的母亲，一点也不闲着，除了一日三餐，整天蹲在麦地里剔除多余的杂草。她将地里的杂草和野菜连根用手中的铲子挖出来，不一会儿，母亲身后的筐里就盛满了各种各样的杂草和野菜。当然，那时缺食少粮。一些野菜也就成了我们日常的吃食。比如苣苣菜、黄花子等等。刚刚高中毕业的哥哥，在大队里当电工，空闲时间就会来到地里帮母亲干活。修整一下地埂，挖一下沟槽，他干的很慢，常常会听到母亲高一声，低一声的指点他。那时，姐姐随父亲去城里读书了，每周星期天才回一次家。我和弟弟还有几个堂弟都在村小学读书，上算术课的时候我经常走神，我一直想象祁连山顶上的那些松树是怎么长上去的，还有那些地里的鸟窝，水来了怎么办……我被这些缥缈的东西困惑着，我的算术课乃指以后的数学课一直是我所有的课程中最差的，读高中时依然如此。

村中央的涝池坡上，总有几个姑娘媳妇边冼衣服，边细细碎碎的私语。几个没有上学的孩子，在哗哗的水边边捏泥人儿，或在水边打水仗，溅起一团团水花，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叫，幼稚的双眸象一汪清辙的河水，折射出美丽的光彩。在一阵阵鼓声里，走出几个货郎担，挑着沉甸甸的担子，用一些日常用品换几个小钱。几个老人围前围后的地在和货郎讲价钱。几个小孩也睁着大的眼睛，好奇的盯着这外乡来的人；几个烫着卷发的年轻后生，穿着那个时候已经算时髦的喇叭裤，围在那里，伶牙俐齿地你一言我一语说笑着。也有老人折下一枝刚刚吐出树叶的绿枝，轻轻褪出一段完整的嫩皮，让他的孩子衔在嘴里呜呜啦啦地吹……

大院前面，一盘石磨趴在树荫里，几只懒散的鸡歇在上面。薄薄的石板铺成的地上泛着一层青白的亮光，上面永远地丢弃着一串串黑珍珠般的羊粪蛋儿或碗碟大小的干硬的牛粪饼子。那时村里没有电，乡亲们碾稹子，都是靠这样的石碾子。经年的岁月里，粗糙的石头都被磨得溜光滑亮。偶尔，会有人来碾粮食，便会有三五个老人聚了过来，蹲在旁边，聊着家常，或者吧嗒吧嗒地吸一阵子水烟，一天的时间，便陪着磨棒的丁丁当当声流走了。

由于村里住的都是一个祖先的后人。相互间称呼不是爷，就是叔，当然偶尔也为土地而争吵、为粮食而红脸、为田间的过水而动粗，但事情过后，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平时做饭吃饭，不是在自己家，而是端着碗串门，或者蹲在自己家的门口吃，一边吃，一边大声地说话。谁家里有了大事，便出一个代表坐到一起商议，抓阄表决，公平公正。如果遇到红白喜事或者是修房盖屋这样的大事，更是全村的大人小孩一起出动，有力出力，无力出钱，你帮一点，我帮一点，就把事情搞定了。儿时的印象中，乡村的夜晚是丰盈的。甚至说，不仅仅丰盈，还有更多的美深藏其中。而月亮，就是所有美好之物的无私提供者。正是它，让劳作归来后的人们生活在一派温情里。从村东到村西，每家院门前，都会有三三两两的人们，谝闲谎，纳鞋底，家长里短……我们穿行其间，偶尔也做各种游戏，斗鸡啦捉迷藏啦。我总会一头扎进近旁的一个草堆，把它作为首选藏身之处。因为我藏得比较隐蔽，其他小伙伴都被找到了，我依然可以安静地躺在草堆里。直到他们使劲地呼喊我的名字，我才得意地从草堆里跳出，向他们炫耀我的厉害。有时，玩捉迷藏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在草堆里发现几个鸡蛋——那是急于下蛋而找不到“家”的母鸡留下的。把鸡蛋拿回家，让母亲给我煎荷包蛋，与玩捉迷藏本身相比，还要高兴许多！

虽然久居城里，但我的记忆、想象和情感，还在农村。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个祁连山下的小村落。那熟悉的院落、杨树、野花、磨房、涝池以及镌刻在我记忆深处的美好往事裹挟着的村校和伺养室，当三十多年时光渐渐隐去，村庄原有的一切已是面目全非，好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已经成为埋在土里很深很久的人。但每每想起，记忆里的一切往事却是愈加的清晰。对我来说，乡村的时光是短暂的，但那些短暂的时光在我的脑海里都构成了细碎的记忆。在春去秋回的日子里，已沉淀成了一种永恒的不变的情结。

肆

不自觉地突然对生命有了一种回望。

1969至1983年间，我在乡村里生活。大致算来，也不过13年多。上初中后，我随父亲到县城读书，就很少到村子去了。后来参加工作，从此在村庄的户口中永远抹去了自己的姓名。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非常深刻的记忆，渐渐变得黯淡、模糊甚至凋零。但其中的一些故事，就是我的整个乡村成长的经历：贫穷、快乐、真正来自于底层的隐秘温暖与幸福。

近40年的时光过去了，我的乡村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尽管我不常回去，但我也会常常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和声音。比如说：忠字台倒塌了，村里的水井打好了，从前当过队长的李生福病死了，李发英瘫痪了，那个小平娃子后来找的老婆又跟人跑了，大字不识一个的李贤贵之孙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李得怀的儿子在哈密赚了很多钱把他俩口子接走了……前几天还接到一个堂弟打来的电话，托付我为他办一件事儿，听着熟悉的声音，儿时的记忆忽地在脑海中弥漫开来。想想昔日的那些堂兄堂弟还有堂侄们，为了生计早就去上海、广东和新疆等地打工，这些年来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两面的已属不易，而其中的几个，则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

我仍然记得在村子里生活的一些情景。那时，我们家族有大大小小有近20个孩子，我们兄妹4个，加上嫡亲的5个堂弟妹和几个堂侄。从记事起，每天放学后，周末里，只要是有玩的时间，我就和堂弟生娃（育贵）、平娃（石贵）、弟弟明娃（东贵）、堂侄新久娃（得涛）、重孙娃（得宗）等几个一道，骑在墙样厚实的老黄牛背上，唱着牧歌出村，走向田野，走向山坡，走向河边。我们在河坡上做游戏，在田间找鸟窝，在地上打土仗，跑来跑去，和泥土、青草混在一起，身上浸染着大自然的气息，难得有个消停的时候。阳光从枝叶间透射下来，映出斑驳的点点金光，照在盛夏的草地上，也映在我们身上。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家境都很困难，几间土坯房，斑驳而陈旧，灰暗的房间里，摆着几样简陋的家什。房间的地面是土夯的，坚硬而潮湿，我记得每天早上，母亲扫地时都要撒上一些水，然后用芨芨草扎的条帚将土扫得干干净净。饭桌也很矮，一般要放在坑上，吃饭时大家要围坐坑桌上吃饭，有时也会坐在门槛上或干脆坐在街门的石头上吃饭。我记不清饭桌上都有什么菜了，印象最深的是主食差不多都是黑面馒头，还的稹子稠饭和青祼面条。由于父亲在供销社上班，相对于其他人家来说，我们的生活稍好些，所以常有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来我家吃饭。每次来之前，队长生福叔和明贵哥就来通知，母亲就提前就要筹划给客人吃什么饭，一天三顿怎么安排，到谁家借鸡蛋，到谁家借菜。还要安顿我们客人吃饭的时候不要盯着人家的饭碗和嘴巴，要客人吃罢饭走了之后我们再吃。

在兄妹之中，我排行老三。常言道：“穷莫当长子，富别当厶儿”。做为长子的哥哥虽然体弱多病，但在高中毕业后由于没考上大学，便在家务农，帮母亲干活，但他常常生病，春种、秋收、打场、浇地等，样样都是体力活，少一出力他就流鼻血，而且止不住。为此父亲央求当时的大队书记，让他去村校当了民办教师。1993年，他考入了地区师范学校，如今是一所中心小学的特教。嫂子是典型的农村妇女，这几年随哥哥在城里生活，他们育有一女，已经出嫁，日子过得自在而安宁。姐姐初中毕业后招工，在县城的贸易公司当营业员，后来下岗，自已开了一家童装店，生意时好时坏，一如她的婚姻生活一样。一子一女都在上学，生活的压力颇大。算起来，我算是幸运的，在上四年级时，我将邻村一同学的脑袋打烂，学校要开除我。回家后，母亲对我说，你哥读了个高中，你姐初中毕业，你也小学四年级了，不好好念书你就不要上了。但说归说，母亲最后还是找了学校的老师，让我继续读书，后来在县城里读完了初高中，在省城里上了大学，成了一名公务员。妻子工作虽不理想，但工资糊口足够，儿子已上初中，虽然调皮，但也不是那种不听话的小孩。弟弟中专毕业后，在一家企业当会计，后下岗与弟媳在外地开了一家汽配店，整天忙活，但也只能维持着刚够温饱的生活。由于分居另住在几个不同的城市里，一年之中我们几个也不常见面。逢年过节，在父母亲那里会相聚在一起，但除了寒暄之外，没有更多的交流。当然彼此间的那种血浓于水的至亲之情和牵挂，都默默的珍藏在心间。

由于生活的艰难，我那几个堂兄弟和堂侄相继辍学，过早地进入家庭劳动，以至他们出去打工，常常受文化的局限，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这是贫穷的代价，也是家长们轻视教育的结果。特别是我的堂妹，本来学习不错，但由于叔叔没有重视，结果她只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1996年的初冬，堂妹出嫁了，对象是邻村的一位民办教师。2005年秋，她们夫妻随几个堂弟去上海打工，在一次聚会后回房间的路上，堂妹夫被迎面而来的车辆撞倒，当场殉命。肇事车辆却逃逸了，至今没有找到，堂妹多次去上海市交警总队上访，但都是无果而返。留给堂妹的是一大堆债务和年岁尚小的孩子，母女两人相依为命，好在堂妹认识到了不上学的害处，尽管生活的很苦，但对她姑娘的学习却非常重视，从上海回来后，在县城租了房子，陪着孩子上学。今年初我去看她，说起丫头的学习，她说各门功课都非常优秀，在班级里也是名列前茅，这是值得让人欣慰的事。堂弟们则是命运各异，大堂弟育贵作为二叔的长子，只上了小学四年级，我还在上高中时，他就结婚了。对方是邻村的一个姑娘，人长的很漂亮，但受其母亲的影响，好吃懒作，听说她未嫁育贵时就与他们村上的一个有妇之夫有染。结果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而后育贵又找了现在的老婆，一起去上海打工。一次意外的工伤事故，损伤了他的声带，让他永远失去了开口说话的能力。二堂弟石贵在上完初中后，也早早娶妻生子，如今儿子已上高中，这几年他结束了在外打工的生活，回去村里种地，去年又花了四万多块钱，在原来的地基上盖了新房，生活算是稳定了下来。三堂弟柱贵上完小学后，就跟着育贵俩口子去上海打工，后来叔叔活动村干部，让他看管村里的机井，但干了不到一年，嫌工资低，又去了外地打工。前几年，他也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立业之事，本想会安稳下来，但这几年还是天南海北的跑，修水渠、修铁路、盖楼、当搬运工……一年难得回来几趟。不过听二叔说，几年下来，他也有了几万块钱的存款。当然，在外打工的滋味，不说我也清楚。最小的堂弟鼎贵是小叔的儿子，比我小十多岁，初中毕业后上了县职中，然后去广东东莞打工，受不了南方潮湿的气候，回来后在一个亲戚那里学习理发。前几天自已开了一个小小的理发馆，用汗水挤兑卑微的幸福和廉价的快乐。乡村的静谧和温暖，已经盛放不下他们躁动的心，他们情愿在城市奔波流离，甚至受尽苦难，也不愿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乡村去。当然，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依然会保持着那种忠厚、无言、温良秉性。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如今的村里，青壮年都到城市打工去了，留下的大部分是老弱残疾的老人带着小孩，守着各自孤寂、空旷的院落，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乡村、一个散发着灵性和光辉的乡村，变得苍老和世俗。当然，村子里的水泥路已取代了泥土路，砖瓦房已取代了土坯房。曾经稔熟的那些大伯、二伯们，已躺在了祖坟里，永远从村庄里消失了。也许，消失是乡村的永恒命题。但是消失，并不是断绝。一代一代，村庄就这么不断的变化着。浑然之间，我也已过不惑。

近40年过去了，生我养我的村庄还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我还认识，我也隔一些时间要回村子里走动走动。而一切都已经疏阔，一切都已经陌生，一切都已经离散，一切都已经远去。当我用四十二岁的身体眺望我十三岁之前的身体时，曾经的一切都如哗啦啦的水流，我看到它们无情地流去，仿佛看到自己的生命在一点点耗空，但那些岁月，那些人，那些往事，那些兄弟姐妹都在岁月的的变换中具体地体现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知道，无论时光如何变换，我与他们都会紧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