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回民乐，专门到一中门口转了一圈，多年履迹不至，校门前的平房院落与煤场已踪迹难觅，昔日向西蜿蜒的小巷与西侧的大涝池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住宅小区与巍峨高楼。学校新建的大门风格古朴、庄严典雅，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窄小朴素，更富有了现代感的张力。站在校门口往里看，校园明显比当年洋气多了，那种低矮简陋像长盒子的红砖瓦房已被几幢智能化的建筑所代替，样式、材质都颇具现代风格。一个男生从学校里走了出来，那是一张多么年轻的脸，嘴边一圈黑乎乎的柔软的短髭，额头上还不曾爬上一丝皱纹。青春的美，青春的骄傲，恍惚中，那不正是35年前的自己吗？当年这样的神情一定也曾经写在自己的脸上。
离开校园将近35年了。1983年，我从永固中学转学过来，跟着尚在县城工作的父亲读书，我当时就住在父亲的宿舍里。那时我去学校，经农副公司家属院、洪水乡城关六队居民区、村委会、经县工会俱乐部、一中家属院，再右拐就到了一中。那些年来，我不断地走在那条线路上，它当年的布局和我在那里的许多生活细节迄今历历在目。而更多的成长细节，犹如一卷来不及冲洗的胶片，曝光的只是零星的小片段。
刚到一中时，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这也是父母强压下发愤图强所攒下的利息。几个月之后，利息吃完了，成绩就降下来了。那时的我，志向并不高远，只盼能顺利升学，即便是中专亦心满意足。每次上街，看到那些机关干部和百货公司的营业员们开心地笑，我就想起了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的叹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朱自清的语气有点伤感，我则是悲愤。我初中几个同学考枝上技校走了，还有几个城市户口的同学招工到粉丝厂和酒厂当了工人，我就羡慕他们，想想自己还要上三年高中，还要过几年苦日子，心里的压抑感就涌上脑门，那种镣铐式的伤感便不自觉溢满了每个细胞。
初中生活的场景大多是忘记了。即使认真地回想一下，一种游离感或者说是错位感，也便摇曳着从心头升了起来。 但时间的流逝不可能没有痕迹，初中三年的班主任曹玉华老师，她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但好在她的次子也在我们同一年级里，所以她更像是我们的母亲。还有那个叫薛玉祁的英语老师，彼时她还是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小姑娘。她从不骂我们，万不得已批评时，声音也是缓慢而有磁性的，微微蹙着的眉，像是在随时暴露她的内心。我那时是个性格平平、学业普通的学生，既非老师们的宠儿，也非他们的眼中钉。坐在同学们当中，就像一滴水被淹没在了五十多滴水中一样。然而，不知为何，我对英语课情有独钟。我喜爱她领读时的悠扬语调，更喜爱她经过时，衣裙褶皱间隐约透出的淡淡花香。每次看到她的目光，她都是温软地笑着，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充实。当然还有杨培谓老师，每次要我们背课文，手里都拿着一个板子，背课文时如果不能达到“瓦缸里倒核桃”的效果，他就会在手心里重重地打上几下。那时候不理解他，觉得他的教学方法有些粗暴，也会偷偷地骂他。但现在想来，就我而言不正是得益于他的“粗暴”吗？现在，杨老师早已作古多年。有一年夏天去市委党校学习，曾见他坐在轮椅上瞅着花朵发呆，精神有些萎靡，记忆里那口若悬河的样子已荡然无存。还有郝康年老师，因高度近视，学生听不听讲他也不知道。几何老师粱吉红，走路大步流星，上课很严肃，不少同学都怕他。还有段光华、魏金凤、赵生普老师……他们清晰的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脑海深处。
初中生活的许多趣事，都难以从记忆中打捞出来了，许多同学的名字也不记得了，但有些人依然活跃在脑海中。关系最好的葛文光、王胥、吴兴宾都已30多年再没有谋面。还有那两个漂亮的女生王宝英、杨海红，记得她们走路总是脖颈挺直，脚步轻盈，每个细微的动作中都流露出一种高傲矜持，听说初中毕业后，她们就回了原籍河南，想必现在也成了慵懒的主妇，每日相夫教子，精心呵护各自的家庭。而我的同桌魏淑萍，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只是一个模糊影子。
相对于懵懂的初中生活，高一仿佛就是一杯青涩的酒，我们尽情地喝着，不知不觉就醉了。最葳蕤的一丛记忆，笼罩着高一的那次春游，全班同学要去马蹄寺，进行一场爬山比赛，情节非常单调，但对我来说却是盛大的节日，一个月之前就倒计时，最后一天看天气预报。春游的前一天，兴奋到几乎是失眠，不断地跑到屋外去看星象。望见星星似乎比钻石还要珍贵。第二天，我们利用班费租了一辆大卡车，50多个人就挤在卡车的车厢里。车帮的四周用绳子拦住，我们站在车厢里，手里紧紧地抓着绳子。我心仪已久的那位女生恰好与我并肩而立，在这拥挤的车厢内，车辆的每一次颠簸都让我们的身体不经意间轻轻相触，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她肌肤下流淌的温热，那是我与她最为亲密的接触，也是青春岁月里一抹难忘的记忆。下车时，我拉着她的手，让她踩着车厢慢慢地下去，第一次拉着年轻女性的手，她的手温软滑腻，这个印象至今挥之不去。
还有一次集体活动是学校里举办迎新春文艺晚会，我们班要挑几个男生和女生排练集体舞。起初，我满怀期待地参与其中，然而，在排练与一位女生的拉手动作时，我的胆怯与慌乱让这一幕反复重演，始终无法达到要求。舞蹈老师无奈地指出，我的动作僵硬如同木偶，将本应充满活力的青年舞演绎得老气横秋，最终，我只能黯然退场，由另一位男同学接替我的位置。那个时候，班主任对集体活动还是比较上心。后来到剧团的舞台上排练，我也被拉着去了。排练结束后，我和另一位男生，还有两个女生一起结伴回家，冬月挂在天际间，给人一种脱离实际的美。四个人经过一条黑色的胡同时，大家故意走得很慢。那样的黑暗，在心里却是微微颤动的光明。现在想想，那不就是我们的芳华吗？
到了高二，学校分文理科。我们文科班竟达到了78人之多，而且女生就有30多个。大家由开始的羞涩和不熟悉，慢慢打成了一片。高二的学习生活显得漫长而又短暂，很多课程我都学得一塌糊涂。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放在了读小说和写诗上，那时我读了《伸出你的舌苔抑或空空荡荡》《早恋》《少年维特的烦闹》《穆斯林的葬礼》《血色黄昏》《人生》《绿花树》……似乎觉得文科班不用考大学，而是培养作家的。
当时教我们语文的是孟澄海老师，那时他也很年轻，尤其是他拥有深厚的古文造诣，诸如《过秦论》《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六国论》这些昔日看似晦涩难懂的经典篇章，在他的讲解下变得妙趣横生，时不时还夹杂着一些个人观点陈述，近距离地为我们还原了那些跨越千年的历史场景。他还经常推荐我们读一些小说，并让粉笔字写得好的张兴荣同学在黑板上每天抄一首诗，其中不乏那个时代风靡一时的朦胧诗作，诸如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注：此处《墓志铭》可能为非准确篇目，故替换为北岛的另一著名诗作《回答》），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及《日记》（注：《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可能记忆有误，故以海子另一著名作品《日记》替代，以保持准确性），等等。他还推荐我们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和冬妮娅的那些章节都被我翻皱了，我被他们的爱情感动得热泪盈眶，并深感自己生不逢时，我也多么希望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那样我就可以不用考学了，就可以在战火纷飞中燃烧自己的爱情和青春。教我们历史的夏泽老师，人非常随和，那时他也非常年轻，课讲的生动有趣，从三皇五帝讲到路易十四，从焚书坑儒拼到星球大战，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把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讲了个遍。地理老师陈得璋是一位有4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他讲课很有特点，而且经常对我们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忆东西时，不要死记硬背，而是要勤于用笔记下来，特别是地图，要学会画下来。时光荏苒，三十五年转瞬即逝，然而，当年课堂上老师们授课时的神情风貌，以及自己被点名回答问题的瞬间，依旧历历在目，宛如昨日重现。
《中学生语文报》的一次征文活动中，李慧明的一篇作文获奖并刊发在了报纸的头版上，霎时之间，她一下成了名人，也成了我们羡慕的对象。全国各地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对此她先是欣喜，后是恐惧。一天作业都做不完，哪能有时间回那些信。但这样的热度也保持了好久，到高三开校时，我还看到有人给她写信。那时的校园里，黑板报上满是关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激发了师生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画上全是蓝蓝的天、绿绿的树、白白的鸽子、红得像苹果的笑脸。经常出黑板报的有董恒山、张建民等老师，那时他们都是教务干事，我非常喜欢他们写的字，还有他们的粉笔画和诗。其实，那时我也爱写诗，可惜我写的诗没有人看。女同学爱看肖复兴的《早恋》，男同学爱看《血色黄昏》。孟澄海老师也不爱看，他爱看的是散文。但我还是写了许多，整整写满了两个日记本，我的读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同学武学峰，一个是县农副公司一个姓杨的售货员。
寒假时，不知是推荐我看了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神鞭》，我原本对这类题材的小说并无兴趣，然而读罢《神鞭》，却被其独特的文字风格深深吸引，以至于我后来在这本书上所做的读书笔记，竟超过了语文课本。我把这本书当作我在寒假的后花园，不断地从现实中翻墙而出，在后花园的暗香里想念春天。
高三是中学生活中最紧张的一年，我们的班主任也由杨明老师换成了普昭年老师，他说着浓浓山丹口音的普通话。“你不好好学，将来一定是高四高五的学生，地球随时等待你去挖！”“你们多少要用点功吧，馍馍搭子一袋一袋从家里背上来，总不能全部倒到教室西边的厕所呢吧！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他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对于迟到的同学，有时会严厉训斥，甚至让他们站在教室最后一排以示惩戒。但是他人很好，数学课教得更好。他不紧不慢，粉笔在黑板上嘎嘎地响，写的公式整齐划一，等他把一支粉笔用力地一顿，黑板就写满了，当然也就下课了。每天早操，普老师总早早地在队列中点名。迟到的人基本比较固定，不过庆幸的是老师把我和另一个同学分不清，为此那个同学替我挨了不少训。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同学们也会找点调味剂。课余之时，几个男同学就一个不落的给大家起外号，长得黑的那个叫黑猫，长得瘦的那个叫麻秆。女生的外号最多，胖的叫冬不拉，瘦的叫橡皮，脸红得叫团长，走路踮着脚尖的叫小圆点……。
1989年春节过后，高考的气氛布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即使蹲在公共厕所里，也能听见有人背单词和念历史书的声音。许多住校生为了最后的部分冲刺，都住到了校外的民房里。3月份的考试成绩，我的名次又往前靠了一下。但是，我心里清楚，如果靠这样的成绩，预选关都过不了。但此时，我的文学烧已经发得很高了，在此期间，我还读了《班主任》《人啊、人》《棉花垛》，我已经沉醉在了小说之中。由于我们班太大，新的教室已经无法容纳，便将我们班的15个同学分到了高三复读班。虽然此时，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硝烟弥漫，但该有的轻松还是有的，张国的大伯在团结巷有一间平房，因他们在西藏工作，房子便暂时留给张国作为考试复习的场所。我们几个人便以此作为活动的场所，从团结巷某户居民家捉来一只鸡，我又从父亲的酒柜里拿来几瓶酒，做暂时的轻松，缓解高考的压力。当时的几个同学我只记得有苏贵勤、刘天斌、武雪峰等、戎永学，还有谁不记得了。鸡是刘天斌和武雪峰去抓的，后来听说是杨姓同学家的鸡，也有说法是汪姓同学家的鸡，到底是谁家的，只有天知道了。只记得那天晚上大家都喝多了，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眯着眼睛互相倾吐心事。一个个子挺小，看上去挺本分的石姓的同学向大家宣告，只要高中一毕业，就立刻选修爱情课，因为他已经在偷着和某个女生恋爱了。还有人提议，在7月9日后，要搞一次狂欢，看通宵录像和去舞厅里狂欢。那种对即将到来的未来的迷信和憧憬，我在那个湖北作家方方的小说《十八岁进行曲》和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都看到了。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那个石姓同学最终没有抱得美人归。我们高三文科班最后只有三个男生各自套住了一个女生，其他的都肥水外流了。
5月初，操场两边嫩绿的色彩顺着地势蔓延流淌。我攥着语文书跟着蜜蜂在早开的花丛里乱窜，但我一篇课文也没背下来。操场上、树下和其他空旷的地方，都是手捧书本日夜啃读的学生。还有那个位于学校北面的“三台阁”，也是我们背书的好地方。我和几位同学常去那里，仰卧在散发着温暖而略带苦涩气息的草地上，仰望天空中云彩的变幻莫测，偶尔有几只鸽子掠过，吱吱的叫声清脆悦耳，如同枯枝轻轻划过玻璃的声音。一些缥缈的梦想也和云朵一样，飘来又逝去，了无踪影。二层上有个航模室，经常会看到邓昭老师领着几个学生在研究他们的航行模具，那几位女生容貌出众，然而她们的姓名和班级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然而，参与这个活动的全是城里的孩子，当我们经过时，她们甚至不曾投来一丝目光。土台子上挺立着两棵榆树，其上常有丑陋的松毛虫肆意爬行，它们脊背一耸一耸，速度快得仿佛铁道游击队中的敏捷身影。
高考临近，我们的生活几乎成了三点一线的循环，每天清晨，我们便在昏暗的教室里大声朗读英语、语文和政治，英语的艰涩难懂、语文的博大精深以及唯物辩证法的灵活多变，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候。历史老师夏泽、地理老师陈得璋、政治老师张连俊经常给我们油印复习资料和试卷，那些散发着油墨香的卷子也伴着我们经历高三年级的整个春夏。
毕业前夕，最后一次全班活动，就是大家在操场边拍照，面对朝夕晤对三年高中生活之久的操场，都有些恋恋不舍——但也只是“有些”而已。谁都不会怀疑，将来自己会不会回到这里来，让它的柳丝风轻轻拂过自己的脸颊。因此，“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成了告别时屡屡被提及的一句话。那张毕业照片上，大家列成四排，站在摆放好的长凳上，背景是后面的教学楼，更远处“三台阁”的阁楼占据了照片的右上角。我立于后排，长发垂肩，更衬得脸庞清瘦，颧骨分明，双颊微陷，透出一种不健康的单薄。后来在兰州上学时，同班的一位女生说，看到我就让她想到了吃不饱饭的苦孩子。而今，我却为腰间赘肉难以消减而苦恼。
35年过去，世事变迁，我们班78个人的人生境遇也是各不相同。韩德科在魔都成了知名律师，出国如同散步。杨瑚考取了经济学博士，现为市政府特聘的经济顾问，韩吉罡成了开方大学主要领导、刘德雄也成了师大马院的党委书记。郭辉阳在珠海与他的爱人一起，在商海里拼下了一片新天地。那个老大哥夏泉，现为新疆一家杂志社的摄影记者，他拍的照片经常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上。还有那个叫“嘎子”的吴晓明，多年来笔耕不辍，与孟老师一样成了知名的散文家。但大部分人如我一样，心绪寡淡，与世无争，过着平民百姓的平凡生活。还有一些同学，自高中毕业后，音信全无，不知身处何方？对于那些过往的记忆，我一直像守财奴一样珍藏着。拂去岁月的尘埃，每一幕回忆都闪烁着时光的温润光泽。我深知今时今日已无从记起彼时彼刻的细节，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它不过是我们青春年华璀璨于世的清浅轮廓。寥寥几千余字，怎可能将35年的记忆临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