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长安》作者：张明扬
近些年来，以唐朝为背景的影视剧颇为流行，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繁华绮丽的时代。比如，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上元节前夕的长安城，在危机四伏中，死囚张小敬和少年名士李必争分夺秒拯救长安，让我们看到了盛世背后隐藏的危机。还有《妖猫传》里，主角癫狂诗人白乐天借妖猫的离奇故事，缓缓揭开了杨贵妃死亡的真相，以及大唐兴衰的隐秘往事，带我们领略了那个时代的奇幻与神秘。
然而，这些影视剧所展现的只是唐朝历史的冰山一角。在真实的历史长河中，还有一场比影视剧中更为惊心动魄的巨变，它彻底改变了大唐王朝的颜色。那就是让天子弃城而逃，百姓流离失所的“安史之乱”。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弃长安》，便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让我们得以走进那个风云诡谲、英雄辈出的时代，从而探寻盛世崩塌背后的隐秘真相。
本书的作者张明扬是一位资深的作家和历史写作者，曾任《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主编，专注于历史写作近二十年，著有《此史有关风与月》《崖山》等。
他所创作的《弃长安》是一部深度剖析大唐王朝由盛转衰节点的通俗历史佳作。
书中以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围绕唐玄宗、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关键人物展开，辅以李白、杜甫、高适、颜真卿等文人的第三视角，来带领读者沉浸式体验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画面，细致还原了公元755年前后，大唐朝廷内部的权力倾轧、军事战略的失误以及社会民生的动荡，从而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盛世崩塌的震撼与无奈。
同时，引导我们深入思考唐朝命运转折背后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因素，为我们当下的生活及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与经验教训。
好，接下来，我们就从：盛世表象下的权力暗涌、安史之乱的骤然爆发、战局失控与长安沦陷，以及唐朝命运的深刻转折，这四个部分来了解书中的精彩内容。
盛世表象下的权力暗涌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名言：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作为大唐帝国巅峰时代的开创者，唐玄宗李隆基在励精图治了几十年后，终于有点懈怠了。他逐渐沉迷于过往的成功喜悦之中，放松了对帝国的管辖。而李林甫的上位，成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相，李林甫不仅在位时间久，而且真正做到了权倾朝野。
唐玄宗在位44年，共用宰相26人，几乎成为开元盛世代言人的姚崇和宋璟的拜相时间也不过6年3个月，而李林甫一人则盘踞相位近19年，其中居宰辅之位就有16年，而与李林甫同获奸相之称的杨国忠也只当了3年8个月的宰相。他的上位，不仅标志着唐玄宗贤相治国的历史彻底走向终结，也标志着盛唐气象的经脉已经断绝，尤其是开元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的黯然退场，更预示着帝国的衰落的征兆已经显现。
张九龄原本深得唐玄宗的喜爱，但文人刚直的品性总让玄宗有些不爽，这时为人奸诈狡猾，善于玩弄权术的李林甫就显得尤为可爱迷人了。他极力迎合唐玄宗的喜好，做什么都与张九龄相反。比如在废太子问题上，张九龄主张太子是国本不可动摇，但李林甫却悄悄跟唐玄宗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要问外人意见呢？”这种善于揣测领导意图的臣子，当然是深得领导喜欢。所以，在李林甫的一番甜蜜攻势下，张九龄被弹劾出局，李林甫坐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之位。
在他担任宰相期间，朝廷内部的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只要是不跟自己合作的官员都被他整治或迫害。他的“口蜜腹剑”成为了当时官场的一大代名词，大臣们人人自危，不敢直言进谏。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靠消灭其他政治势力所得到的权力，必将被新的政治势力所收缴。就在李林甫认为稳坐钓鱼台的时候，杨国忠的崛起了。
杨国忠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市井混子，但凭借着杨贵妃的关系，他迅速在朝廷中崭露头角，并接管了李林甫的宰辅大权。实话实话，杨国忠的崛起是彻底将大唐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李林甫为相时期，他虽然无德，但不得不承认，李林甫的政治才能超绝，并且精通律法，主持了唐代行政法典《唐六典》的修订。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唐朝各项法典加起来一共7026条，其中李林甫一人修订的法律就多大3432条。可以这么说，如果李林甫不死，让他一直专权下去，唐朝可能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
但人算不如天算，杨国忠与李林甫相比，更加贪婪和短视。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断地培植亲信，打压异己，甚至联合安禄山一起告发李林甫谋反。虽然唐玄宗不信，但俩人的谗言说得久了，玄宗多少也有点犯嘀咕。
毕竟重用胡人是李林甫提出的，这是他的功绩，也是大唐王朝灭亡的根由。原本按照唐代的选官制度，蕃将一般得不到重用。但李林甫认为蕃将作战勇猛，并且无党派作为后盾，比朝中文人靠谱多了，于是怂恿唐玄宗重用胡人担任统御一方的节度使。
李林甫此举无疑是担心文人掌权会影响自己的仕途，但也间接促进了蕃将力量的崛起。纵然有高仙芝、哥舒翰这样的猛将获得了进阶之途，但也有安禄山这样的逆反之人，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李林甫由此在胡人群体里享有极高威望，仅安禄山一人就对其言听计从。因此出于对李林甫的忌惮，唐玄宗逐渐收缴了他权力，开始移交给杨国忠。最后李林甫在痛苦与恐惧中走完了自己“口蜜腹剑”的一生。
李林甫的死亡，除了杨国忠笑的最大声之外，在遥远的范阳，也有一个人乐开了花，他就是安禄山。
安禄山作为唐朝时期的一位重要边将，手握精兵约二十万。玄宗时代一共十个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相当于今天山西、河北、辽宁、北京、天津的全境和河南、山东部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样的人，他能甘于一辈子给皇帝当打工仔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安史之乱的骤然爆发
李林甫在世时，凭借强硬的政治手腕和权力威慑，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安禄山。然而，李林甫死后，朝廷中再无人能够对安禄山形成有效的制约。安禄山失去了最大的顾忌，开始肆无忌惮地扩充自己的势力。
另外，杨国忠的步步紧逼与私欲膨胀，进一步加速了安禄山的反叛。杨国忠成为宰相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断打压其他势力。安禄山作为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在朝堂和地方都有重要影响力，自然威胁到了杨国忠的权力。之前两人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李林甫在，还可以合作，但随着李林甫的权力被分割，两人又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手。
安禄山的野心其实从他担任节度使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萌发了。但安禄山对唐玄宗多多少少还是有感恩之心的。自己能从边境的一个偷羊贼成为威风凛凛的节度使，离不开唐玄宗的赏识和提拔。他也不止一次声明自己要感念唐玄宗的恩德。
有一次宫廷宴会上，唐玄宗看着身形肥胖的安禄山，开玩笑地问道：“你这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安禄山听闻，立刻跪在地上，一脸憨厚地回答：“臣肚子里没有别的，只有一颗对陛下的赤胆忠心！”
虽然这句话有很大的作伪成分，但谎言说过一千遍就是真理，人心都是肉长的，天天说要报答玄宗的安禄山多多少少也会被自己的谎言所影响。
所以根据各种资料来看，安禄山原本打算在玄宗过世之后再进行反叛，他不忍让玄宗晚年经历这种痛彻心扉的痛苦，更不忍让他看到自己亲手缔造的盛世帝国变得刀兵四起，满目疮痍。对此，即便是对安禄山极尽批判之言的《资治通鉴》，也不得不承认“以上待之厚，（安禄山）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的心理事实。
但随着杨国忠从天宝十二年到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3年至公元755年，不断在唐玄宗面前进谗言，诬陷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安禄山深知自己与杨国忠之间已经势同水火，为了自保，只能选择起兵叛乱。可以说，安禄山很大程度上是被杨国忠逼反的。
最后，太子李亨储位的稳固，也是安禄山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安禄山与太子李亨之间交恶已久，他担心太子李亨即位后会对自己不利。随着太子李亨在朝廷中的地位逐渐稳固，安禄山感到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避免被太子李亨清算，安禄山决定铤而走险，起兵叛乱。
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叛乱，安史之乱正式爆发。安禄山“讨伐杨国忠”的口号虽然有强行为反叛找理由之嫌，但他从内心也确实看不上杨国忠。虽然二人联合剿灭了李林甫，但李林甫一直是安禄山的政治偶像，这倒不是因为李林甫对他有提携之恩，而是因为他敬畏李林甫的权谋。
《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也就是说，李林甫比狡猾的安禄山还狡猾，所以安禄山怕他。但杨国忠一没有本事，二没有权谋，却想要害自己，所以杀掉杨国忠自然也就成为了安禄山起兵的理由之一。
战局失控与长安沦陷
安史之乱兼有“地方反叛”与“胡人乱华”的双重性质。其中，安是指安禄山，史是指安禄山的副将史思明，两人均为胡人。一方面，安禄山作为唐朝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起兵反叛唐朝中央政府，这是一场典型的地方反叛。另一方面，安禄山是胡人，他率领的叛军中有大量的胡人，这场叛乱也带有一定的民族冲突色彩。
这群人血气方刚，野心勃勃，生命旺盛，他们意识到自己实力的强劲，草原狼头旗和汉家“功名只在马上取”的双重尚武文化哺育了他们。安史叛军一路上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大唐帝国由此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博陵之战是朝廷与叛军之间实力升降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博陵失陷之前，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叛乱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安禄山不过是一时的叛乱，很快就会被平定。
在博陵失陷的前一天，唐玄宗还和杨玉环在华清宫沐浴，享受着盛世的荣光，沉溺在温柔之乡。然而，博陵失陷后，安禄山的势力迅速壮大，唐玄宗这才意识到安禄山已经成为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自此将安禄山视作强敌。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恨，唐玄宗杀了安禄山在长安的质子安庆宗。
当儿子被杀的消息传到安禄山的耳朵里时，安禄山痛哭道：“我何罪，而杀我子！”在此之前，安禄山很可能心存侥幸或不愿意面对事实，认为自己反的是杨国忠，名义上没有造李隆基的反，未来自己的政治抉择或许可以根据战局发展而保持开放性，或裂土分封，或与李隆基平分天下，两人君臣一场，未必一定要斗的你死我活。但安庆宗的死彻底打破了安禄山的幻想，他与李隆基恩断义绝，两人之间再无妥协空间，只能缠斗至死。
唐睿宗在位时，为防止边塞异族入侵，设立了节度使这一职位来拱卫边疆，使得唐朝的军事特征由“重内轻外”变为了“重外轻内”。
因为兵力大部分掌握在节度使手中，这就导致了内部城池格外空虚。其他节度使勤王需要时间，而安禄山率领着他的虎狼之师攻城下寨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攻取陈留后，安禄山大军一路西征，兵锋直指洛阳、潼关、长安一线。当李隆基还假模假样地说自己要御驾亲征洛阳战场时，洛阳失陷的消息，便提前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洛阳失陷后，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建立了大燕政权，唐帝国出现了一国二主的局面。这使得唐朝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河北地区数十个郡县接连倒向大燕政权，这给唐朝的平叛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少有的几个忠义之士如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刘正臣等人即便奋力一搏，也难撼动安史叛军的强大军事根基。
在后续的战局发展过程中，唐军指挥又接连失错。唐玄宗急于求成，不听从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正确建议，在潼关之战中，受杨国忠蛊惑，逼迫哥舒翰出关迎战，结果导致潼关轻易被破，哥舒翰被俘。
潼关是长安的重要屏障，潼关的失守使得长安失去了最后的防线，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最终，唐玄宗在无奈之下选择弃城而逃，昔日辉煌的都城长安陷入了极度的混乱。杜甫《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句诗，正是对此后长安残破现状的真实写照。
但此时的唐玄宗顾已不得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他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跑！然而，此时的长安城还没有落入安禄山之手，也就是说，在唐玄宗出逃的那一刻，长安的主人依旧姓李，但唐玄宗只顾得拉着他心中的“玉环妹妹”和某些重要的官员、皇族逃离这个是非之地，留下了满城的百姓，和照常上朝的大臣在身后。长安，就这么被遗弃了……
唐朝命运的深刻转折
唐玄宗的逃亡路线很明确，那就是向南，毕竟安史之乱的主战场都在北方。
天宝十五年（即公元756年）六月十四，也就是李隆基弃长安的第二天，他们抵达了陕西省兴平县西北的一个驿站，这就是著名的“马嵬驿”。
“马嵬驿之变”是安史之乱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其两大主题是诛杀杨国忠与缢杀杨贵妃。在马嵬驿，禁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振臂一呼，要求诛杀杨国忠和杨贵妃以谢天下，认为大唐遭此大难全因这兄妹二人祸国殃民，这立刻得到了禁军将士的拥护。
杨国忠作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之一，早已成为众矢之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成为了乱军的刀下之鬼。《安禄山事迹》中还特意记载了这位诛杨英雄的名字——张小敬。而作家马伯庸仅凭《安禄山事迹》中的一句话“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就精彩绝艳地给张小敬创作了一部《长安十二时辰》。
士兵们杀死杨国忠后，仍然不肯罢休，强烈要求唐玄宗杀掉杨贵妃。唐玄宗极其不愿，因为杀杨贵妃无异于将自己挖心掏肺。但禁军将士陈列于前，刀出鞘弓上弦，虎视眈眈盯着唐玄宗。高力士这时候打破了玄宗的幻想，说道：“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这句话彻底把唐玄宗点醒了，如果他不杀杨贵妃，那禁军就要杀自己了。李隆基没有了选择权，他只能接受现实，于是吩咐高力士将贵妃带到了佛堂，缢杀了贵妃。但究竟是杨贵妃自己上吊而亡，还是高力士亲手缢杀，并没有准确说法。
马嵬驿之变后，唐玄宗继续逃往蜀中，而太子李亨则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唐肃宗即位后，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平叛。他们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战场上大放异彩，接连收复失地，逐渐掌握了河北战场的主动权。
安禄山在叛乱后，由于内部矛盾激化，被部下所杀。其子安庆绪继登大燕之位，但安庆绪的才能和威望都远不及安禄山，大燕政权开始走向衰落。
在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的努力下，唐朝军队逐渐扭转了战局，先后收复了洛阳和长安。唐玄宗也得以还都长安，但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权力，被唐肃宗安置于兴庆宫，并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控制。
唐玄宗在兴庆宫度过了一段孤独寂寞的时光，最终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郁郁而终，终年78岁。一代英主就这样惨然离世，甚至没有人关注他的死亡，不免令人唏嘘。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乱，使唐朝元气大伤，社会、政治、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写作于这个时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魂梦所系之地依然是长安。在气象万千的《秋兴八首》中，最忆的依旧是长安。正所谓“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长安的政坛就像一盘未下完的棋局，彼争此夺，反复不定，而国家和个人所经历的动乱与流亡，却有说不尽的悲哀。梦长安，忆长安，杜甫死后，文学史意义上的盛唐也终结了。对大唐的士人来说，长安是念念不忘的，是求之不得的，是所有人心底深处最炽热的欲望。李白、杜甫、王维至死也没有抵达他们梦想中的长安。长安永远地停留在了他们的记忆深处。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人、宰相、皇族、边将等各个阶层的人物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每个人都在寻求突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然而，他们最终都无法回到那个曾经辉煌的长安，无法挽回唐朝衰落的命运。
每个人都回不到长安。每个人都触碰不到长安。长安自此只是一个精神符号，永远地埋葬在安禄山起兵前的那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合上《弃长安》这本书，那些弥漫于书页间的烟尘与悲怆仍未散去。长安的斜阳曾无数次倾洒在朱雀大街，映照过盛世的车水马龙，可渔阳鼙鼓的动地声惊碎了幻梦，巍峨高耸的华清宫在硝烟中蒙尘，百姓的哭号淹没在历史的风声里。
帝王将相仓皇离京，那离去的背影，恰似盛世崩塌的注脚。曾经金殿上的歌舞升平，朝堂内的纵横捭阖，都化作了残垣断壁间的一抹余晖。这座被遗弃的长安，不只是一座城的黯然落幕，更是一个时代的怆然转身。它见证了人性的懈怠、贪婪、权力的倾轧，也目睹了命运的无常、时代的衰败。
我们于千年之后回望，仍能感受到那份沉重与无奈。这不仅是对大唐盛世的追思，更是对历史规律的喟叹。长安虽被遗弃，可它所承载的故事，却如不灭的火种，在岁月的长河中延续，警示着后人：辉煌易去，唯有清醒与坚守，方可在时代的洪流中，寻得那永不沉沦的精神坐标；繁华易逝，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守护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