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的“仁”并不是一天就铸成的。历史新剧《清平乐》中，刚开始宋仁宗就与韩琦在坊间辩论皇帝对错的问题，其中辩论的就是关于“汴京营生百姓”的政策问题。历史上的韩琦作为三朝老臣，其实他一生的执政风格都是倾向于“优待平民”、尊重“民为万本”的社会原则，所以也被称为贤相。剧中正值青年的韩琦满胸抱负，的确那种“以民为本”的理念贯穿了他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仁宗治盛”这个盛世，贡献了巨大的“仁”和“善民”的力量。

宋仁宗和韩琦在梁家铺子里的辩论，其中内容对于宋仁宗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在实际上，北宋早期的商业经济，的确出现此类“不平等”、“排斥百姓”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来自于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和思想并重，许多人都认为，不务农的百姓，就是“不务正业”，他们不同于“士族家庭”，有官方权利所带来的便利，也不算彻底转型成为“商人”。因此，社会商业资源就出现了不平均的情况。

对错之辩

在宋之前，国家的商业的自由度十分之低，古代凡是利润高的行业，都有所谓的“专卖、禁卖制度”，专卖即是指“国家垄断”的高利润产业，禁卖则是代表百姓阶层不允许染指。宋仁宗时代，也同样在历受这样存留下来弊端的思想和正在成长的“商业社会”所带来的矛盾的煎熬。就如汴京的商业，普通老百姓在城市内地位极低，经商也是抬不起头，主要暴利行业都掌握在“势贵族”的手里，贵族们拥有着局部垄断性的社会资源，久而久之就造成汴京的商业出现畸形，来自各地民间百姓的商品不能快速拓展，压迫的状况层出不穷，对于北宋统治者来说，这样的基本现象是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消极作用的。

那么从天圣年起，宋仁宗就致力于城市改革，以点带面，“从汴京再到全国”，想要打破的，就是在“坊市”思想上存在的“贵贱隔阂”。从城市公共用地的重新划分，再到物价的调控，宋仁宗想要做到的，就是在基础条件上，保证可见的平等。可城市的改革，并不能深化到观念的改变，宋仁宗并没有一开始就抑制“富人”的利益来源，所以城市改革的时间十分之长，在北宋早期就积累了大量资源的“势贵族”，并没有因为城市改革而损失太大的利益。于是直到“庆历新政”，直到韩琦回到汴京，才开始在根本的思想上，进行贵贱商人的平等化。

韩琦的出身既可以说是“仕族”，但因为父亲早逝，他通过科举走到仕途的道路，又不比当年的范仲淹轻松多少。所以看过社会百态的韩琦，在“重农”，以及促进商业平等化的想法上，和宋仁宗是如出一辙的，韩琦不是纸上谈兵的政客，而是真实的改革家。

①、击破壁垒，实行自由市场

以汴京为例，汴京城的商业最高层次的资源，几乎都是在贵族手里，这也是“专卖制度”下的一种延伸。韩琦在其《安阳集》中曾对此提到，认为是“历世之弊”。他认为历代的“全面垄断”，是对民间百姓经营的一种扼杀，开放但不全部开放，适当分出贵族或者皇家手中的商业资源，共享给百姓，这就是韩琦在京任职时，对民间促进商业的一种核心思想，也称为“俾通商利”。而韩琦也认为，只要平衡了百姓的贸易资源，就可以做到：“历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称颂”的境界。而这，也是宋代自由市场高度形成的政策根源。

②、鼓励小农经济走向开放销售

自古以来是“重农抑商”，而韩琦却不同，在北宋商品经济勃发的时候，他既“重农”也“重商”。他认为农民也同样可以成为商业的一环，成为提供原料的“商人环节”，这也同样意味着，小农经济走向贸易的转变。这种思想是具备时代特性的，因为北宋政府难以再压制暴增的原材料及其价格，因此，韩琦的重心就放在了平衡农商之上，韩琦认为，农商结合，更能致国富，而且北宋的贸易，除了国内，也还与西夏和契丹有着密切的往来，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商品经济的腾飞已成趋势。

③、开放边境耕地，增加农民的收入

宋代边境的耕地大多都是空置状态，因为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耕地的结果除了遭到破坏，随后便是被掠夺粮食。在至和二年，韩琦就对此上书宋仁宗，建议开放边境耕地，而他本人也在加大打击契丹对北宋汴京的入侵，从而获得数十里范围的安全区域，最后宋仁宗也同样满意韩琦的观点，通过了请求。而韩琦此举，既保证了边境资源的有效生产，更是解决了边境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令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明显的增长。

针对民生问题，韩琦和宋仁宗都是默契地保证大部分百姓的利益。韩琦逝世后，其所在任过的大部分地方百姓都请愿为他修筑生祠，根源就在于，韩琦十分重视百姓的生计和灾荒。早在仁宗宝元二年，韩琦就宋仁宗派往四川应对饥荒，韩琦到了四川后，没有与当地官员“虚与委蛇”,而是直接先对所谓的“贪残不职吏”进行清除，总共除掉冗官六百余人，然后通过一系列赈灾的运作，鼓励生产，恢复民生秩序，就在这次饥荒应对中，救活一百九十余万的四川饥民。

韩琦在经历了漫长的抵御西夏事业之后，与范仲淹一同回归汴京，那么这个时候的时间，就到了庆历年，也是著名的庆历新政的开端。在庆历改革的时候，韩琦的“七条新议”中，就有明确指出“收民心”的方针。收民心是赈灾和鼓励生产同步的一系列政策，这个想法引起了仁宗的赞同，以至于后来庆历新政大部分都失败了，但是重民生却一直持续进行着，并且最后构成“仁宗治盛”的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之景。也同样在庆历年，韩琦前往河南应对饥荒，此次除了罢免“闲官”，他还主张减轻农民百姓的赋税，这也符合他和宋仁宗“善待”百姓的执政理念。

到了后来，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韩琦、范仲淹等主要改革派被贬职，韩琦在贬职后的生涯，就经常要求前往有着“民生”问题的地区，进行改革，如当时著名的“衙前”制度，就被韩琦发现“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不良现象。于是经过一系列权衡，就罢除了这项体系臃肿的“衙前”制度，保证了底层百姓的根本利益。

韩琦

①、仁宗的性格：亲和重声誉

宋仁宗在历史上其实是个十分注重他人评价的皇帝，所以宋仁宗对于民生的问题才会如此关注。因为早年的刘后摄政，仁宗的学习重于实践，他对礼法的极致和皇帝形象非常看重。无论是在对于言官的宽容上，还是对基层百姓的关心上，都尽量让自己做得更好。宋仁宗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他更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的时代也涌现许许多多的人才，大多数朝廷精英，都是出身平凡的普通寒门学士，宋仁宗重用他们的根源就在于，“以阶级治阶级”，才能更好的创造安稳的盛世。

②、韩琦的性格：直接且注重效率

韩琦在1027年中进士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充当言官的角色。他的本性也和《清平乐》中演绎的一样，不会忌讳他人的身份而谨言慎语，在宝元元年，宰相王随更因为他的弹劾而贬值。在民生问题方面，韩琦也是同样的，他清楚北宋的“闲官”太多，才导致一系列乱象丛生，先是京城的商业环境，再到地方的百姓生活环境，都是如此，所以罢免官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成了韩琦修改阶级的有效武器，但也因此这样，才导致保旧派反弹，导致庆历新政的失败。但是韩琦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却是十分宝贵，正如苏轼的“以民为天”，那个时代清醒的政客，看到的都是百姓阶层正在崛起的本质。

宋仁宗的“仁”，在古代皇帝庙号中是最早出现。仁之一字，在于盛世之民生，老子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刍狗”。那么以天万物民生为本，则才成仁。宋仁宗在位，他的民本主张是为北宋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稳固作用，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也造就了宋仁宗。其在位四十余年，获得的尊敬是真实的，仁宗是守成之君，后来者对他的评价是“仁宗虽百事不会，独会做官家”。那么在人民眼中看来，好皇帝的标准很简单，那便是善待天下人民。也是这样的仁宗，在他逝世后，悲恸的人从京城到全国，几乎都能看见为他“哀悼”的百姓，这就是仁宗的个人魅力。

那么韩琦也是同样的，韩琦从基层走入最高的仕途，看到世间，遵守以民为本，为百姓做过的事情一件又一件，他既是仁的实施者，在思想上和宋仁宗有共鸣，想来也有互相影响的成分在其中。韩琦走过的时间要比仁宗更长，历经三朝，岁月风霜沉淀得深厚，直到后来王安石变法，诸多民生之法，都有韩琦的“以民为本”的影子。韩琦的民间影响力也是极大的，正如欧阳修所说：“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所以韩琦不仅是北宋的臣子，更是天下百姓公认的“孺子牛”。

而这对君臣的“仁政”，真真实实地刻画了一个时代。

“仁宗治盛”是一场百姓被重视，被照顾到的盛世，也同样是古代历史中，难得的重视百姓的时代。加上仁宗时期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善待基层百姓，则是催化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奠定了北宋人民一大段美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