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1日，德黑兰的夏日被一声巨响惊醒，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参加伊朗新总统佩泽什基安就职典礼的途中，遭以色列精准暗杀身亡。

这次爆炸的回音在街头回荡，这些回音还扩散到了中东甚至整个世界，所有人都充满了震惊与疑问。

因为，这已经不是以色列第一次在伊朗境内出手。

在2020年11月27日，首席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在阿布萨德镇附近被卫星遥控机枪击杀。

除此之外，以色列还在伊朗境内进行了非常多的特别行动任务，而这一次次行动，如同利刃刺入伊朗的“心脏”，让其国家安全防线显得脆弱不堪。

那么面对以色列这个老练的对手，伊朗情报‬和‬最高安全防卫为何屡屡失手？

是伊朗‬的‬对手技高一筹，还是自身防线早已布满裂隙？

以色列在伊朗境内制造出大动作，在近20年来，2009年的‬“震网”病毒，就是一个开始。

2009年，震网‬病毒的袭击震动了全球，这款由以色列与美国联合开发的恶意软件，通过感染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的工业控制系统，使超过1000台离心机超速运转，最终报废。

伊朗核计划因此推迟数年，这一事件被视为网络战的开端。

2018年1月31日，以色列摩萨德执行了一次大胆的窃密行动。

情报人员在德黑兰郊区沙巴德地区潜入一座不起眼的仓库，仅用6小时便带走55,000页文件和183张光盘，总计半吨核档案。

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展示这些成果，宣称“伊朗在撒谎”，公开羞辱其核计划。

随后，就是前面提到的，伊朗的首席核‬专家法赫里扎‬德‬被刺杀‬，他‬被‬刺杀‬的‬方式非常“先进‬”。

2020年11月27日，一辆蓝色日产皮卡停在阿布萨德镇附近的高速公路旁，车上藏有遥控机枪，狙击手通过卫星在数千公里外操控，发射12发子弹击中目标后，车辆自毁，几乎未留下线索。

而以色列这些行动的成功，离不开以色列的技术与策略优势。

摩萨德依托美国的技术支持，拥有先进的网络设备、信号情报和卫星系统，比如‬2009年的“震网”病毒，就是利用了伊朗西门子系统的漏洞，而伊朗因制裁无法采购同等设备，网络安全部门各自为战，毫无招架之力。

再比如2020年的遥控机枪暗杀，则展示了以色列在无人机和远程操控领域的领先地位。

相比之下，伊朗传统反情报手段：

如人工监视和物理防护，在这些新威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以色列的精准之刃，不仅刺穿了伊朗的防线，更暴露了其技术差距的深渊。

伊朗反情报的失守，很大程度上源于体制机制的内生困境。

如今的伊朗有着两大情报机构。

第一个是情报与安全部。

第二个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

这两个情报机构虽同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领导，但是在分工合作上没有任何连接，两个机构形同陌路。

情报与安全部成立于1984年，下设五个局，包括反情报局，但其职责泛化，不仅要防范以色列，还要应对美国、英国等多国威胁，针对性不足。

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则在2009年伊朗大选动荡后成立，原隶属革命卫队情报处，后整合国内安全局和巴斯基民兵情报局，形成八个局，包括反情报局和核设施保护局。

但问题是，其下属的“保护组织”除保护核科学家外，还要负责机场安全和高级官员保卫，任务分散，难以专注应对以色列的暗杀行动。

所以，伊朗的情报工作组织之所以如此不利，他们的组织协调的缺失就是一个重要关键。

虽然伊朗宪法规定，革命卫队应与情报与安全部共享信息，但实际中两者独立运作，甚至展开恶性竞争，伊朗的统治者也没有对此有任何的限制和管理。

这就导致出现了革命卫队抢占情报与安全部的境外人力情报业务，扩展至信号情报、网络空间指挥和技术情报领域的‬情况，两个部门看似健全，但在工作上却未形成合力。

这种碎片化导致情报搜集和分析效率低下，可能错过以色列行动的关键线索。

例如，2018年档案窃取前，伊朗未察觉摩萨德的情报搜集活动，事后也未查明具体漏洞，意识形态的浓厚色彩则进一步加剧问题。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情报机构以宗教忠诚为基石，负责人多为宗教学院毕业生，1983年议会法案要求情报部长拥有神学院学位，晋升以忠诚度而非能力为准，专业人员上升空间受限，意志‬低落。

这就导致了本就不强的伊朗情报组织，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人才泄露，甚至是秘密泄露。

1996年，情报与安全部创始人阿布·阿尔·卡萨姆·米斯巴希叛逃德国。

2007年，革命卫队前国防部副部长阿里·雷萨·阿什加里投奔美国，早在2003年他就成为美国线人，这些叛逃者带走的情报，可能为以色列提供了行动的钥匙。

伊朗反情报的困境，不仅源于内部，还被复杂的内外环境所放大。

国内，反政府组织成为以色列的隐秘助力。

人民圣战者组织成立于1965年，曾在推翻巴列维政权中发挥作用，却因反对霍梅尼的神权体制走上武装反抗之路。

在2010年的时候‬，伊朗破获一起刺杀未遂案，证实该组织与摩萨德合作，以色列的渗透，已经进入了伊朗的基层社会层面。

2020年，伊朗指责摩萨德参与法赫里扎德暗杀，但这种指责苍白无力‬，没有起到一点实际性作用。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伊朗的经济困境也‬如一把钝刀，削弱了伊朗的情报防线。

21世纪初，美国制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交易。

2017-2020年这几年时间里，伊朗的军费从139.3亿美元降至30.3亿美元，军费骤降一百亿‬美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军费比例‬减少超过60%，基本上是毁灭打击。

这种军费的短板，就导致伊朗的反情报经费捉襟见肘。

2018年初，全国抗议因经济问题转向对神权的不满，2019年，油价上涨200%引发21城骚乱。这就给了以色列机会趁机策反公民。

2012年伊朗法院判处13人为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这13个人中，他们多被高薪或居留权诱惑，显然是经济层面的问题。

伊朗的地缘处境如同一张紧绷的网。

以色列与阿塞拜疆合作密切，过去十年向其出售100亿美元军事装备，换取情报基地使用权，2021年，1000名以色列情报员驻扎阿塞拜疆，他们被怀疑可能参与法赫里扎德暗杀，但这种猜测其实‬大差不差。

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让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建交，沙特虽未加入，但允许以色列客机飞越领空，关系缓和。

所以，伊朗可以说是被包围在情报网络中，跨境民族如俾路支人和库尔德人，因自治诉求与政府对立，也‬成为以色列渗透的棋子。

而‬“伊朗真主旅”曾执行暗杀任务，后来的美国资料证实其对多名官员遇刺负责。

从伊朗的边境来说，伊朗7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多为山地，这种地形非常难以防范人员的渗透，而‬边防漏洞让摩萨德与这些力量联络畅通无阻。

内忧外患交织，让伊朗的反情报防线在挣扎中渐显疲态。

据统计，在2007年至2020年间十几年间‬，伊朗至少有‬6名核科学家遇袭身亡，这对伊朗的核‬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打击。

在2024年。哈尼亚的暗杀则将这一危机推向新高点。核计划的受挫让伊朗在国际博弈中失去筹码，而哈尼亚的死直接冲击了“抵抗之弧”，这是伊朗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盟友对抗美以的战略网络。

随之而来，就是公众对政府保护能力产生质疑，信任度下降。

在‬战略上，伊朗面临两难：

不反击，盟友信心动摇。

反击，则可能招致美以两国‬更强报复，引发中东局势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伊朗自己本身的保密措施薄弱，也是这种危机的根源。

比如，法赫里扎德其实‬早在2018年就被内塔尼亚胡公开点名，其个人信息被伊朗媒体广泛报道，成为显眼目标。

与之对比，新‬中国在“两弹一星”研发中对科学家实施严格保密，甚至家属不知其工作内容，这种高度强大的保密体系‬，就能保证国家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人员的人身安全得到双重保障。

所以‬伊朗的疏忽，让以色列得以精准锁定目标，反情报的最后防线形同虚设。

客观来说，安全防线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政治与社会的试炼。

而‬2024年哈尼亚被刺杀，这件事情成为了伊朗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伊朗两大情报组织的分裂，也是摆在明面上‬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伊朗唯有缝合内部分裂，直面外部挑战，才能在未来的棋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