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从太行山突围脱险以后，回到洛阳，即一病不起。
医生诊断为伤寒重症，经过治疗、休养了近半年，才恢复健康。
这段时间里，文强倍感温暖的是，身边有了一位精心护理照料的“护士”——葛世明。
本来，葛世明已于1943年春按照文强的嘱咐，携文强与周敦琬之子文又强（文致中）辗转到了西安。
但是，那时文强已北上进入太行山，他们未能见面。
当日军开始对太行山国民党军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时，葛世明心急如焚赶到洛阳，却无法得知文强的消息。
在焦急无奈中，葛世明甚至想到了求神问卦，测字算命，乞求神灵保佑文强的安全。
后来，比文强早半个月逃出日军重围的宋波所率的另一个情报组，与文强完全失去了联系，但却毫无根据地一会儿说他已阵亡，一会儿又说已经被俘。这些相互矛盾的消息，更使得葛世明心乱如麻，寝食难安。
直到文强平安突围出来，历经患难的两人才终于重逢，文强父子也才再次相见。
7月里，文强在洛阳完成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姻：遵照周敦琬的遗嘱，与葛世明结为夫妻。
在简朴的婚礼后，两人还另设香案，遥祭周敦琬于九泉之下，祷告她的在天之灵保佑他俩永远相亲相爱，携手报效国家。
这年，文强36岁，葛世明刚满30岁。
——此后，葛世明为他抚养文又强，又陆续生了三个儿子，与文强在戎马倥偬、聚少散多的日子里共度了六年艰辛的时光，直到1948年在内战炮声中分手成为永诀。
婚后，文强以身体欠佳，且因华北根据地失陷后，华北办事处已形同虚设为由，主动请辞去华北办事处处长及对外的军委会高参职务。
重庆复电照准，并调升文强为军统局第三处处长，专管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司法等业务，令他病愈后即到重庆军统局本部报到。
不料，一次偶然事件的发生，又使文强未能去重庆履新，而改任了另一职务——中美合作所临汝训练班副主任。
这件事还要从1943年4月15日说起。
当时，正值日军集结部队准备对太行山国民党游击根据地实行大扫荡的险恶日子，在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举行了一次由中美两国官员出席的签字仪式。
中美合作所签字仪式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海军部情报署代表迈尔斯——即旧译已为人们熟知的梅乐斯。
从这一天起，由中美两国战时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成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
这个被简称为中美合作所的战时特别机构，后来遭到了许多责难，甚至在美国也有人认为它是帮助中国的“盖世太保”进行法西斯活动的反动机关。
其实，当时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特务机关，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况且，这种机构在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
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了中苏特种情报所，又称中苏情报所或中苏合作所。
何耀祖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首任所长由中方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任，副所长中、苏各一人，中方为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苏方为瓦西列夫将军。
中苏合作所由军统局具体操作，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搜集日军情报，苏方则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
该所设于重庆城内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外，还在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苏方人员住宿的两幢宿舍，在南岸放牛坪设立了特种电讯总台，负责测向、破密。
同时，在兰州七里河设立了电讯支台，辅助总台侦收边远地区日台电讯。
为了便于联络，合作所在重庆城内遗爱祠11号（石房子）专门设立了无线电通讯总台，负责与派往各地的情报组（分台）和兰州支台的通讯联络。
在重庆市商会内开办了谍报人员训练班，学员从军统局临澧训练班挑选，也从社会上招收及通过私人介绍，共约五六十人，毕业后派往沦陷区建组设台。
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热情，该所建立约三年后即撤销。
接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受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由军统局辖下的忠义救国军借偷运日货之机将其藏在卡车里护送逃离沦陷区。
到达重庆后，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情报交流，英方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决定让这支部队开赴东南亚战场配合英军作战）。
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
周伟龙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在别动军司令部驻地还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对军统局武装忠义救国军的下级军官进行敌后作战战术和爆破技术等训练。
戴笠以军统局原混成队为基础，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加上军统局人员，组成了别动军七个纵队，拟开赴东南亚作战。因此，第三纵队徐光英部已集结于桂南待命。
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
“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
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由于双方都缺乏诚意，致使这一合作夭折。同年4月，中英情报合作所被蒋介石下令撤销。4月29日，英方人员撤到印度。
还有，同年3月，缅甸国防部国防局局员、英国间谍鲁宾逊与国防局顾问、中国军统局特工李汉元，到重庆与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洽谈合作。
徐恩曾同意以国民党海外部名义，派中统局特工骆剑雄率6名特务、2名报务员，携电台2部，去缅甸腊戍。
不料，日军于4月25日占领腊戍，中统局情报人员罗大年遭到日军杀害，其余特工分两批逃回，这次合作就此告终。
1943年5月，还是那个李汉元，代表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安献令代表英国经济作战部（管辖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情报）负责人麦根基少将商谈签订了又一情报合作协定。
7月25日，协定生效，军统局从南洋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中挑选缅甸归国华侨青年32人，重庆电讯训练班报务员8人，共40人，送往印度受训后，派往缅甸开展对日情报工作。
1943年冬，军统局又从南洋训练班第二期学员中挑选越南归国华侨青年和重庆电讯训练班报务员共70多人，分两批去印度受训，后派往越南开展对日情报工作。
这一协定在日本投降后终止。
以后，英国人在1944年又曾重新提出情报合作意向，唐纵1944年3月27日日记记载：
“林主任交下中英谋略合作方案……英国人真厉害，一次不成二次三次无数次来，不达目的不已。”
1944年9月25日，他在日记又写道：
“对英情报合作问题，都是为了金钱物品，彼此的争议，原都如此。”
抗战后期，英国还打算帮助中国在沦陷区组建地下军，但被美国知道后，加以反对而未能得逞，英国首相丘吉尔为此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质询，而罗斯福电召赫尔利回国报告究竟。
唐纵1945年2月25日的日记记载：
“据英方表示，美国外交系由美孚公司及教士指导，彼等目的似欲排斥英国，以便战后独占中国市场。其实，英国之目的亦在争取中国之市场……”
1942年夏，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
但是，法方代表对所谈事项外行，军统局方面对这一寄人篱下的流亡政府又不大看得上眼，最终未能谈妥。
而真正合作成功的，就是中国与美国联合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双方参加工作的许多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确实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已经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信息。
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
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
“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
据当时军统局主管抗日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处长鲍志鸿回忆:
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中美合作所施放气象气球旧照
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
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
比如: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
不过，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戴笠，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得到的美式武器与设备器材，后来又被国民党当局用到了反共内战中。
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坏名声，连许多美国人也对其感到怀疑甚至厌恶。以至在这个机构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之后，在其原址上发生的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罪责，也被算到了它的账上。
许多人不再清楚它当初究竟是个什么机构，而只以为它是一个血腥恐怖的集中营……。
这是戴笠报蒋介石批准的中美特工全面合作草案，其基本内容是：
1.中美两国为共同对日作战加速击败日本之需，建立双方的情报交换关系，内容为共同合作，探测中国大陆气象情报和训练游击部队，以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
2.为达此目的，双方决定共同成立一合作机构，定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为“中美合作所”），所址设在重庆。该所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主任由中方派任，副主任由美方派任。合作期限从协定签字之日起，到战争结束之日止。
3.在情报交换方面，确定双方交换日本海陆空军情报及有关作战资料。中方向美方提供中国大陆气象情报。军统局负责将所获情报逐日报送中美站，译成英文后，用密码由国际电台拍发美国。
为收集中国大陆各地气象资料，在沿海及各重要地点建立气象台网，气象台设立地点应距离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附近二十至三十公里处。器材由美方供给，观测人员由中国派充。
4.在作战与训练方面，为加强对日游击和爆破，破坏交通、矿山、仓库等，由美方提供武器、弹药、爆破器材和技术训练，以军统组织的别动军等武装为基干，换发美国装备，（先定更换五万人的装备）挺进日军后方打游击，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美国派遣教官随同行动，共同作战。
5.在人员训练方面，决定在重庆等地设立中美训练班，抽调军统武装的军官与有文化基础的士兵接受训练。开设军事情报班、气象情报班等，经训练后，派往日军占领区和战略要点，收集日军情报，供中美对日作战参考。
6.为瓦解日军士气，对敌进行心理作战，并加强中方部队的政治训练，中美双方互相提供对日宣传作战资料。
7.在运输通信补给方面：
中美合作所美方人员食宿由中国负责，服装薪饷由美国自负，所需武器弹药、运输、通信等一切器材物资均由美方供应。双方人员的旅费，由双方自行负责。办公和特别费，由中美双方协商分摊。
从美国至昆明的运输，由美方负责；从昆明至中国各战区运输，由中方负责。在昆明、贵阳、西安、衡阳，设立专门的转运站与仓库，负责储存和运输人员物资。
8.为加强中国抗战力量，巩固后方治安，双方交换治安情报，在搜捕国际间谍、匪盗方面开展协作，由美方协助中方开办特种警察训练班，其器材设备等，均由美国提供。
9.为中国恢复建设之需要，在抗战结束后，由美国协助中国训练必要的技术人才。将中美合作所的军统有功人员送去美国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