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民国的旧中国政府，抄袭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制度，大唱“司法独立”。实际上往往对司法粗暴干涉。兹就其有代表性的三事，列举如下:(一)督军干涉司法;(二)专员干涉司法;(三)县府干涉司法。

一九一九年，湖北督军王占元，愤其私设之金店在湖北高等审判厅败诉,迁怒于该厅暂代厅长陈长簇，遂一面派其军法处长陈汉卿代该厅长，一面派兵迫陈长簇交印。陈长簇不敢私相授受，逃往南京转赴北京司法部请示。该部畏王占元之威势，不敢抗拒，只得请王另选一人，由部加委而为湖北高等审判厅厅长了事。这不过是当时那些声势煊赫的督军们干涉司法的一例而已。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湖北高等法院推事任内，办理选举诉讼案。被告为炙手可热之襄阳专员(忘其姓名)。依当时法律，此种诉讼，应以高等法院为第一审兼终审，案中事实决不能不自行调查。而调查事实，自当传讯被告以证实原告情事之是否属实，兼以给被告申辩之机会。此在一般人民为被告时，传讯被告，本属不成问题，但对官威不可触犯的专员，则不能不特别小心。我于是先商诸民庭庭长刘道贞。刘以传讯被告，无对专员不适用之例外规定，可迳传讯。我诘以传后遭其法外攻击，院方如何应付?刘始认为可虑，转商于法院院长史延程。史以依传讯属公，畏人攻击属私，循私忘公，事殊不可，遂指示依法传讯。果不出我所料，该专员接到传票后，大发雷霆，比即乘车来到省城，报告武汉行营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并要求何传我至公署面加斥责，何允照办。其时适在旁的傅鹤琴秘书，系一司法界较有经验之人。婉言依现行法律传讯似无不合。并说史延程院长系他旧友，可否由他先会史院长想个彼此兼顾的办法;藉以避免行政干涉司法之嫌。何初尚以专员威信所系不准，经再三劝说，始准傅趋法院一行。傅到院说明前情后，史即以法律规程和我请示经过告傅，并言政府对内对外，一贯主张司法独立，兹推事传讯被告之权都没有，司法独立安在?如果依专员之主张传讯承办此案之吴推事，将来原告在报纸或杂志上广事宣传，不特于何主任不利，且恐贻外人以拒绝收回领事裁判权之口实。傅秘书听后，无以辩解。但言总要想个彼此兼顾的办法才好。经协商结果，认为法院传讯被告专员不错，不过可由被告委任一律师到庭答辩，被告本人可不赴案。傅据此复命，何怵于冒犯妨碍收回领事裁判权之大不韪罪名，始取消专员传我面斥的荒谬主张。这类倚仗权势蔑视司法的专员，当时所在皆有。

抗战期间，我在湖北南郡地方法院(管辖枝江、松滋、宜都三县司法事务)院长任内，枝江县有一百年未决之县府与县属八亩滩农民因棉地所有权争执案。枝江县长无视法纪，擅将张、贵、阮三姓农民代表诱至县府拘押，农民根据当时法律，诉请南郡法院提讯释放。承办推事吴葆生于提讯后，迳将该三代表当庭释放。县府召开会议，竟决议派县自卫队包围法院，着我将该三代表交出重押于县府。徐县长(忘其名)主张暂缓派队围院，俟他先派教育科长邀我到会，不来，则再派队着交。科长到院后，面称棉地案关系全县学款，我若不到，徐县长只好照上述决议案执行。我当即随科长到会，依法答辩。当时人多嘴多，狂呼将我押交之声，不绝于耳。结果要我随同他们带队到八亩滩逮捕该三代表，如逮捕不着，将来交出之责仍须由我负担。我在此形驱势迫之下，只好同去。其时县方虽有快枪六、七十支，机关枪三挺;但农民手执土枪和戈矛抵抗，聚众达数百人。行至该滩附近，双方一经遭遇，县卫队即被农民杀伤三人。县方当晚开会，决议次晨分三路进攻。会议时我亦在场，县长问我意见，我说此案全卷我已阅过多次，其主要原因即在官方徒凭压力，不顾事实，不足以使农民心服。认为非经双方和谈，达成协议，不能彻底解决。若一味诉诸武力，不但不能解决，且将酿成大流血案，其法律上根据安在?责任究由谁负?后果何堪设想。如同意和谈，我愿由县方派一接近双方之人士，引我向农民试谈和解条件，再作计较。县方初尚坚拒，最后徐县长以自己责任难负，勉强应允。我至八亩滩后,当即提出双方撤退三华里,双方商派测量人员测量有争议地亩的实数、由农民赔偿县方被伤卫队医药费三个先决条件,再解决本案之实体法上问题。其时日寇已逼近县境，双方均表同意，并立即执行撤退三华里条件。抗战胜利后，枝江县政府不照原和议执行，将八亩滩棉地争执案迳送湖北省政府办理，希图以省府压力将棉地完全收归县府。省府收受此案后，由财政厅召集湖北审计处、湖北高等法院以及省府各厅开会解决,我以湖北高院庭长兼代理院长资格参加。会上,大多数意见认为八亩滩系由长江干流的浮沙淤积而成，其所有权应归国库，因之，此案应由代表国库的枝江县政府将棉地收回，以重学款。如遇抵抗，则由省府随时指派附近兵力协助执行。会议主席财政厅长吴某(忘其名)因我过去曾参加此案调解，要我发表意见。我说:“淤积棉地之所有权纵应归于国库，但农民由开荒而继续在该地耕种百余年，其加工之劳力,亦似未可磨灭，应在承认国库所有权基础上给农民以永佃权(农民在南郡法院请释三代表时，亦让步只求取得永佃权)，且其佃租应比一般亩租少一半以上。如大家同意，可将此原则性建议，交枝江县政府召集包括八亩滩农民代表在内的县属各法团共同解决;若对明属司法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争执事件，主张由省府派兵协助执行县府片面主张,不特于法无据，且亦无以服农民之心，难保其不以死相争，似非此案的根本解决办法。”此项建议，当经審计处代理处长吴先孔附议，财政厅长赞同，遂一致通过。嗣后枝江县府依此建议办理，结果双方达成协议，制成和解笔录，使此百余年未决之八亩滩棉地所有权案得到最终之解决，这种县府干涉司法之事，在旧中国屡见不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八辑，有吴献琛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