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谢力军
——武汉境域地名变迁简史
作为一座城，武汉出名较晚，比那些N朝古都晚；作为一座城，武汉历史很长，比很多大城市长。
要将一地的历史串联起来，媒介可以是事件，可以是人物，但最合适的应该是地名，每个地名都涂抹有社会变迁的颜色，标注着自己的身份地位，闪烁着开疆拓土的刀光剑影，吞咽过时代结下的果实。再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像地名的变化那样，如此清晰并形象地勾勒出一座城市的历史影像。梳理武汉境域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变化。一串名字从历史深处跳出，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锵然有声，那是一座城市数千年演进的历史回声。
盘龙城
第一次听说盘龙城，旋即想到那位传说中“肇开混茫”的盘古，就像前几年听到“方舱”，立马想到“诺亚”方舟一样。我自作聪明把这样的联想称为“信息衍射”，它总是发生在字面相近且属性隐约相关的事物之间。
1974年，北大历史系教师俞伟超年富力强，正是伸展抱负的年纪。他带着一批实习学生，来到武汉黄陂的盘龙湖半岛，开始针对性的考古发掘，这也是我国专业人员对盘龙城遗址的首次正式发掘。多年后，当年参加发掘的一个实习生回忆说：
到了柱础出来那天，大家都要疯了……那天天已经黑透了，可是同学们谁也不下工地，那种兴奋外行不能想象。测绳一拉，提起探铲，隔两米五打下土，噹噹噹下面是一块石头，噹噹噹又是一块石头，一揭表土，掀开就清楚了，一座二里岗宫殿出来了！
二里岗文化是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标志的早商文化。盘龙城考古发现证明，这里是当时商朝的南方行都，为商朝向南扩张中打下的第一根楔子，是武汉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城堡遗址。这一发现直接将武汉的城邦历史前推到3500年前。 到了改朝换代后的公元前1120年左右，周武王分封燕召公，在今北京境域建立了燕都，北京遂加入华夏城邦俱乐部的行列，比盘龙城遗址晚了约400年。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与年代确认是一件大事，俞伟超和同学们兴高采烈，稍后他们去湖南，路过黄锡全同学在江陵的家，师生们踏着泥泞的道路冒雨去了他家，黄母提前杀掉年猪，款待珍贵的客人。
俞伟超是我国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环境考古等新学科的奠基人，被誉为“新考古学派”的开拓者和考古界的思想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黄锡全同学后来成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主持随州曾侯乙墓及江陵纪南城遗址的大型考古发掘工作。
上面那位回忆盘龙城考古发掘的北大学生名叫张承志。你猜对了，就是那位写了《黑骏马》《心灵史》的知名作家张承志。
盘龙城发掘的大量实物和遗迹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武汉城邑历史的源头；是中原文化在长江流域生根开花的结果，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早期亲密接触；在盘龙城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证明这里也是华夏青铜文明的发轫之地。
这一点要特别满怀自豪地说两句：与武汉尽在咫尺的大冶，有着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古矿冶遗址的发现是改写世界冶金史的大事件，这里是创造中华民族灿烂青铜文化的故乡。当时的铜矿属于十分紧要的战略性资源，就像如今的石油资源一样（想想大国在中东的角力吧）。商朝南下，以及此后春秋战国持久的争霸战，控制这一资源地域的战略意图十分显豁。
这座孤悬南地的商王朝桥头堡，存在了约200年，在“南蛮”袭扰、水土不服的情势下，最终还是被弃置。可见从古到今“农村包围城市”都有不错的记录。周以前的历史地理多无可靠文字记录，史籍没有什么关于这座城的记载，我们至今不知这座城当时叫什么名字。
沙羡县
在今人看来，盘龙城之后绵延千年的时间长河里，武汉这方土地处于寂寂无名的状态。按照史书的说法，直到刘邦得了天下，武汉境域才有了正式“户口”。治国安邦，首先要把行政区划梳理清楚，这是刘邦作为开国者责无旁贷的事。
《汉书.地理志》载：“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户五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十一万九千二百一十八。县十四：西陵，有云梦官。莽曰江阳。竟陵，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郧乡，楚郧公邑。莽曰守平。西阳，襄，莽曰襄非。邾，衡山王吴芮都。大，故弦子国。鄂，安陆，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沙羡，蕲春，鄳，云杜，下雉，莽曰闰光。钟武。侯国，莽曰当利。”
所领14县中，除了“竟陵”“安陆”“蕲春”等我们熟悉的名字，列第9位的是“沙羡”。这就是各种资料中说的“武汉地方建制始于西汉，为江夏郡沙羡县地”的出处。时间为高帝六年，即公元前201年。此时的江夏级别是郡（注：历代有学者如全祖望、王国维等另持“武帝元狩二年”设置说，把江夏郡设置的时间推迟到了公元前121年），江夏作为地名出现的年代则更早，屈原《九章.哀郢》有句：“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根据《哀郢》写作年代，江夏这名字的出现比高帝置江夏郡早得多。
比较广泛的说法是：“公元前350年，楚宣王熊良夫二十年(周显王十九年，)于涂口(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置沙羡县，境域属之（此说在多种方志中都有，如江夏、咸安等的地方志中）。言之凿凿，即谓前350年到刘邦在前201年“置沙羡县”这149年间，此地本来就叫沙羡。但都没列出所据史料，显为辗转转抄。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我没找到直接的证据。
皇天不负，终于让我在荀子那里找到了一条直接证据。《荀子集解.强国篇》：“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盖荀子生卒年代在战国时期，有学者考证其写作《强国篇》是前255年后的事，也就是说，其写的是前255年之前的事。另有私人藏家所藏秦兵器上的“沙羡”铭文可为佐证，知在秦治下此地叫沙羡无疑（梁云《秦戈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9.2.）。这是沙羡名称在前201年之前就存在的铁证。
历史进程与此说完全吻合：“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这是前278年的事，屈原因此自沉汨罗。南郡，时辖湖北荆州、安陆、汉阳、武昌、黄州、及襄阳等地，治江陵。沙羡一直属南郡。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正式分天下为36郡，南郡在列。
虽然没找到“前350年......”的证据。但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商鞅二次变法，这一年，在商鞅主导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在秦国推行县制，这是秦国走向鼎盛的开始。周王朝中后期春秋战国时（公元前约700年到前200年之间）治理体系的改变，是一个从分封制（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的演进过程，从最初楚、秦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不可逆转地遍地开花，沿袭至今，伟人说“百代都循秦政制”，绝不是一句唬你的话。
诸侯列国中，秦、楚、晋都较早推行了郡县制。楚国是最早推行县制的，最鼎盛的时期，曾经将灭掉周边40余个小国，“灭国置县”，小国的国君当了县长，但非世袭，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到秦始皇一统天下设36郡时，南郡主要涵盖了原楚国疆域，按照楚国推行县制的历史进程，沙羡当为楚国所置。后来者是捡的现成便宜。
直到大汉开国，沙羡成为史书有载的县级治所，此后在如《旧唐书》《宋书》《水经注》《三国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各类史籍中，沙羡地名的出现就很稀松平常了。
在各国废分封改郡县的初始期，县比郡大，县辖郡，而非郡县制成熟期的郡辖县。沙羡县治所设金口（涂口），后来设武昌（夏口城），包括了很大一片地方，现在的武汉也未必有它大。在至少大几百年的岁月长河里，沙羡治所无论是在涂口，还是后来的夏口，都是武汉境域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有史家赞其为“江南第一都会”，就像今天的江夏区被称为“楚天第一区”一样，美誉也会世袭。
沙羡的“羡”不读xian，读yi。 “羡”字下面本来是“氵”，三点水，写作“羨”。度娘解“沙羡县”，说《康熙字典》上就是“ 冫”，两点水，这是瞎说一气了。实际上，无论是《康熙》还是《说文》（陈昌治1873年同治版），都是三点水，陈刻本影印版体例为一篆一行，篆字的三点水写作“水”。
清代文字训诂学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卷八》中有注：“墓中道曰羨道音延。亦取㴱長之義。若江夏郡沙羨縣、音夷。”《康熙字典》中亦有类似解释。取的是“羨”字多义中的一义——墓道、水下隧道，古人相信这是“灵魂通路”。而沙羡，特指沙槽样的河床。
如今江夏区政府所在地纸坊，就有一条沙羡街，与熊廷弼街毗邻。沙羡街的路牌正确注音为sha yi ,还有路牌干脆就写成“沙義”，有被这字与音弄糊涂的年轻人门在网上提出了质询。这是个让现代人头晕的问题，1950年出台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羨”“羡”合二为一，从此没有了“羨”字。当年文化扫盲，办“工农识字速成班”，字的形状要简单，笔画少一笔是一笔，一些汉字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随之“简”掉了，书法家和学究们偏爱繁体字是有原因且有理由的。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公元前350年，也就是迄今2300多年前就有了沙羡地名，其与3500年前的盘龙城之间，还隔着约1200年的超长岁月。武汉境域在这1200年里没有见诸于史料的地名，这不符情理。遥想当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化大王旗，地理版图总在变来变去。有版图就有区划建制，有区划建制就有地名，和“网络”一样，没有法外之地。名字一直在那，只是我们不知道。
沙羡之后的两千多年里，这一块方的地名又经过了很多次变化，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称谓，如：郢州、汝南、郤月、沌阳、汉津、沔州、夏汭、鄂渚、鄂州、江夏、武昌、夏口等。有的地名取消了又恢复，换主子就换名称，换名称又多伴有所辖境域的变更。“行政级别”也是升升降降，时高时低，绕得人头晕不止。
这些换来换去、分分合合的变迁要说清楚，应该是一本数万字专著的体量。不敢洋洋洒洒，只好简简单单，且拣最有名且活到现在的武汉三镇的名称（武昌、汉阳、汉口）说道说道，虽然也不容易说清楚。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1938年江汉路•国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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