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回忆录，虽力事准确，总难免带些主观的色彩和回忆者最近立場和观点的反映。在这里所述的，是从1926至1951年的情形。我把这二十五年分作四个时期:以1926至1937年为初期;1937至1945年为蟄伏期;1945至1948年为强求发展期;1949至1951年为挣扎图存期。

一、 1926年至1937年一 宗教学院的形成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由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館(即汇文神科大学)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等机构合并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初为燕京大学校长之时，它就成了燕京大学神科。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海淀新校址,神科即改名为宗教学院。它是燕京大学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文科、理科分化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为大学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宗数学院呢，在大学中的地位虽与文学院理学院相同，却招收大学文理科毕业生为学生。从理論上說，該是一个有研究院程度的学术机构。实际上，虽然当时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等野心勃勃，大事鋪张，宗教学术研究却是談不到的。学院内不仅沒有能够从事研究学术的大学毕业生，而且简直不存在什么“学貫天人”的教师。不过,宗教学院在燕京大学之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学原是美国教会借以发展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工具，宗教学院直接担任着大学范围内的宗教生活和維持宗教气氛的责任，当然可以在大学里耀武揚威,大有发言的权力。刘廷芳、洪煨莲等和司徒雷登决定要把宗教学院的理想和精神渗透整个大学，办法是让宗教学院的教授們都在大学的文科理科里兼任教授。这还不算，1926年洪煨莲是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另一位宗教学院教授当宗教学系的主任。迁到海淀新校址之后,大学里组织了一个“燕大基督教团契”,专任主持师生員工的宗教上的种种工作。宗教学院里的教授当然在团契里担負重要的职司,有的当司敎，有的当教员部主任，有的襄助讲道和宗教学习班。大学附近的小教会不能适应知识分子的宗敎要求,人們索性把它撇开,把团契当作了教会,自封自立地制造出一套規章制度,为要求进敎的大学师生职工施洗礼，設圣餐,开堂宣敎，举行礼拜。

在大学的行政会議和教务会議上,宗教学院的院长、教授都占重要的位置。宗教学院教授的陣容表面上也相当整齐。在簡章上(当时的簡章是用英文写的)敎授們都有碩士、博士等等长长的头銜。不提头街只提名字就有刘廷芳、洪煨遂、司徒雷登、李荣芳、赵紫宸、簡又文、許地山、徐宝謙、王克私(瑞士籍)、大懿嘉(英国籍)、柏基根(爱尔兰籍)、范天祥(英国籍)、陈垣、吳雷川、巴狄德水(美国籍)、寇潤嵐(美国籍)、誠质怕等。在这些人中,有好几个已经是在中国教会范围内的開人。院长刘廷芳和后来继任当院长的李荣芳、赵紫宸都继承一种名师主义,用簡章上挂名的大名鼎鼎的先生們去号召数中的青年,让他們对于燕京大学心向往之，心誠求之，而争取来当学院的学生。

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在剧变,有志的青年都在关心国事,不会願意把自己埋沒在終身宣传基督敎的工作中。拿教会大学中“书香門第”、“高門大戶”的子弟来說,他們自有他們的出路，即使进了数，也不会想去做传敎的牧师。尤其是教牧人员的子弟,若不是为宗敎狂热所感染,也很不容易想作教牧工作。在这时期以前，中国社会給青年的出路少,教会給他們的报酬还有誘惑性,教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宗教狂热的驅使下，曾经有全班毕业生投入教会工作的。时代逐漸变易,这种情形也改变了。牧师的儿子看到父亲一輩吃不飽、餓不死,自然要向教会外面找机会;只有才力低劣的，才“绳其祖武”,“不改于父之道”。而絕大多数牧师也心里有数,里把儿子献給上帝,事实上“听其所之而止焉”。因此宗教学院要找受过完备的大学教育的成績优良的学生,眞要“踏破铁鞋”去搜求。

招得稀稀疏疏的几个学生，把他們灌輸了一些中国所用不着的东西,且不問所灌輸的是不是毒害他們的东西,即使让他們毕了业,得了神学士学位,教会里也沒有容納他們工作的地位。第一是数会不能供給像样的薪金，也不能让他們在教会内高出老教牧人員而騎在他們头上。第二，毕业生們总不免趾高气揚，信众們实在不能从他們得到什么好处。抽象的道理,不要說在教会里,就是在社会上无論那个角落里都无用处。

这些道理，宗教学院的教授們并不會研究过,也从来不合討諭过，一开始就糊里糊途举办了一个美国人拿来的大学范围内的神学院。沒有学生,就由院长亲自出馬,游行长江南北，招誘教会大学中行将毕业的青年,有一个收一个,不举行考试，不考究成績的高低,所学的是文、是理、是工、是法都不問，只要有数会负责人一封介绍信和学生所毕业的学校一封证明书，速同四年分数单，要大宗教学院的男女学生自然而然地就入了院。付不起燕京大学所定的学费膳宿费，自有助学金在那里预备着给每个学生一年三百块的“思賜”。所收的学生,难得有几个人够得上作一些研究工作的。

教会里面不需要宗教学院的毕业生。宗教学院不能不設法派他們做教会大中学校宗教教育的教师或干事、男女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基督教文字机关的譯員或写作者。这样的人才，能为在中国的教会做些什么,宗教学院的“名师”們从来也不會考查过,只让他們去传播他們所学的那些洋东西，使之发生“浸潤之渐”的影响。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耶穌所說的,“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那末,燕大的宗教学院究竟要干什么?胡开旧章程来看一看，它的宗旨是要“以耶稣基督的人才供給中国教会，要教育他們,使他們在圣艺上(即宣教艺术上)得有熟练的技术，也尊爱他們优长的遗传,了解我代经学神学方面的思想的发展,明白最新的与宗教真理有关的哲学和科学潮流，清楚地同情于所有要使全世界信众团契得以进一步实现的努力,使他們有志向有才能，能够助成一个其正的中国教会的建立，能够对于教会为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的主张与使命抱有热情;对于彰显上帝大能,使諸凡信者得到拯救的基督的福音,拥有活生生的、日益精深的个人经验:对于服务他們的国家和他們的上帝的至上的机会，怀着志向,願将所有热情和生命力投入宣传福音的事业之中。”(这些話不大像中国話，因为它是从1926至1927年宗教学院英文簡章上翻譯过来的。)到了1932年,簡章上关于宗教学院宗旨的話,啊子压低了不少。高調是刘廷芳做院长的年月里唱給美国教会听的:在院中其他的教授們看来，实在有些大言不惭。压低了调子的英文簡章里說:“学院的宗旨是要通过本院所教育的、有着生动的个人基督教经验的、有着进步的教会意识的、有着要求个人和社会重生的热情的、有着历史感、科学态度和方法的男女，为中国助成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生活的基础的奠定。”至于什么是个人的基督教经验，什么是进步的教会意识,什么是个人和社会的重生,什么才是历史感,什么是科学态度和方法,誰也沒有淸楚的概念。什么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础，基督教的生活基础,尤其是莫名其妙。

說到这里,若問一問宗教学院师生的生活如何,我以为只有一个回答:松懈得很:学生与大学学生住在一个宿舍里，他們感动不了大学学生,大学学生却能轉移了他們。“圣善”不能变移“世俗”;“世俗”却大可以变移“圣善”。

据司徒雷登的看法,宗教学院学生在大学里有机会扩展心境，延长眼界,不至再为宗教关門閉戶的狹隘所限制。果然，学海思潮撞击着宗教信仰,人就不迷信了;人一不迷信，热誠也就烟消云散，宗敎也就沒有作用了。司徒雷登对于这点不是不了然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宗教冷冰冰，对于美国式思想与生活倒反而会热腾騰的。

論到宗教学院的生活，当然是宗教生活。大学里每日有朝会(就是早礼拜),宗数学院参加了这个，学院里就不必有适合于神学生特殊需要的早礼拜。每晚学院里該有晚礼拜，但是敢授們散居在燕东园、燕南园、朗潤园，誰也懒得晚上临睡前出来領导学生做晚課。一切听其自然。到了礼拜天，燕大基督敎团契主持大学礼拜，宗教学院也就参加在这个礼拜里头。学生实习可以到工人礼拜方面去試做,不然,还可到城里教堂里去服务，由敎会方面来导学生，不用学院中的教授去费心。老子的“道法天”,“天何言战”庄子的“逍遙游”、“优哉游哉”,正是燕大宗教学院的写照。宗教学院到底要干什么,誰又知道?

在思想学术方面,敢授們无不侃侃而談,夸夸其談。刘廷芳要以基督教中現代派的开明思想在宗教方面发展一个“燕京运动”。学院内受了美籍哲学教授博晨光的影响，有一个时期討論着放弃圣经旧新两約中的旧約,而以中国文化中古圣先賢的圣訓代替之。基督数既然无所不包,当然可以与中国的文化遗传冶于一炉。可是教授們知道旧約里讲些什么,却不了了于中国文化的底蘊,而动不动就提中国的遗传。自然,上帝是視之而不見、听之而不聞的，所以神学教理只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上帝本身不过是所謂其理，不过是理想，心向往之,人的精神就会提高。整个学院都不知道上帝究竟是否存在。至于爱人爱主的口头禅，依然是乱墜的天花;博爱、不等、自由，原无須乎实在的内容。

在学术方面似乎沒有什么可說。教授們写了一些不带研究性的书籍，学生們交来了一两篇尙可接受的毕业論文。洪煨蓮所希望写的中国教会史停留在希望的影子里,我自己的著作只有“圣保罗传”还可以丢在资产阶級的作品堆里当一件小东西。但是学术，资产阶級的学术,虽然談不上,杂文和小作品在基督教教会里倒产生了不少影响。在学院的初期,北京有一证道团,刊印了一种月刊叫做《生命》,由刘廷芳主編。后来北京的开明基督徒知识分子又刊印了一种周刊,叫做《眞理》。过一个时期二刊合一,变了《眞理与生命》,由我主編,延长到抗战之前，大約有九年光景。胜利之后，《眞理与生命》变成了上海出版的《基督教丛刊》的一部分。这是后話。在这些刊物上,和在刘廷芳独办的《紫品》月刊上，宗教学院散布了大堆大堆的燕大气氛的基督敎美国现代派思想。

教授們在思想上大旨相同，在末节上往往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司徒雷登在宗教上并不认眞,不知为了什么,他要宗教学院維持着大学的基督教性质，为大学高举着一种誰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基督教哲学,一种如他說的“燕京大学哲学”。他要宗教学院的教授們担负影响非基督徒大学教授与学生的責任,引領他們信奉耶穌。这是千难万难的责任。叫神学家、经学家們怎样把自己摸不清的道理讲給大学教授和学生們听，而深深地感动他們呢?在勉强而行之的气氛中,他們和大学中的信教教授們开一两次討論会,聚聚餐,也就吹了。有时候,院内的教授們在自觉自願的基础上組织了新祷会,大家跪下来祝告上天。一两个人做了祷告,大家跪在地上死靜,似乎不是味儿,所以这种作法也成了不验的神方。总而言之,宗教学院里的教授們，沒有一人領过一个大学教授或大学学生来請求入教,申請傾受洗礼。

在讲“爱主爱人”的宗教学院里,“爱”是过不了实验的关的。洪煨遂与刘廷芳好像是死对头，二人各以不同的方法拉攏自己的帮手。我受不了洪教授的优越感，也当不起刘教授放在我身上的期待;誰都不听,又不免得罪了人。在华籍教授方面,每个人与我,我与每个人，都有一些或显或隐的矛盾。爱的团契只是梦幻泡影。西籍数授方面,則美国教授巴狄德水和英籍敎員伍英貞又是死冤家。偶然間,这个給我露些口风,那个給我落几点眼泪。有一次，徐宝謙敎授股法請了司徒雷登作刘廷芳与我之間的調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强弱悬殊,自然一場无結果。这种状况弄得司徒雷登喟然长叹,說道“中国人是多才多智的，但总是一盘散沙,三五个人在一起就是个不团結。”宗教学院开教授会，司徒雷登做了温文周到的祷告,影响着討論,其像是敌国的外交家一样,各有所本。二宗教学院是怎样萎顿下去的在燕京大学组织中,首屈一指的宗教学院,不数年間就萎頓了,只是苟延残喘地存在着。它正“嫩蕊商量細細开”,却不道“妒花风雨便相催”;而这个妒花风雨,就是表面上力图宗教学院发达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929年燕京大学在許多教会大学中,領先向国民党政府請求立案,一方面通过教育部僉事、后来的教育部常务次长吳雷川向国民党政府說明,大学范围内有一个宗教学院，但不請求立案，让教育当局眼开眼閉,容許宗教学院在实际上存在下去;另一方面,将大学文学院中的宗教学系解散，把一部分宗教課程分布在文学院各学系中,作为选修課目。这样,大学里减少了一位以宗教学院教授担任的系主任。在大学方面兼任教課的宗教学院教授們則原封不动。宗敢学院的学生依旧混在大学学生之中，与他們共食堂、同宿舍、合学生会。在教授会議中,虽沒有宗教学院的正式代表,宗教学院院长和几位兼任教授依然占据席位,不过不大爭取发言而已。在大学行政会議里，宗敢学院院长以大学一分子的資格出席会議，偶然亦說說宗教学院的事情。不过立案之后,情形变化了。一方面文、理、法三个学院各求发展,須要增加数师人数、課程数量和经費的数字。宗教的課程不得不逐漸收縮，勉勉强强地躲在文学院的英文系、哲学系、史学系里,“为耶稣基督的眞理作见证”。宗教学院則“人要争气气不爭”,学生人数旣寥寥无几,“研究”程度又不如大学中硕士待位生的高深,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不了什么影响。教师多,学生少,不得已增加了专修生、特别生、短期生，使他們包裹在稀零雾的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周围,壮壮他們的精神。一位教授敢两三个学生，在经济上的确不是好生意。司徒雷登就在急于发展文、理、法各学院的思想之下，拿出了压縮宗教学院、让它不死不活的主张。从长远的眼光看，又从敢会深切的需要方面看，自謂爱上帝奉基督的人应当排除众难，培育宗教学院这枝幼苗。司徒雷登若在宗敎信仰上,为道理热心,为什么偏要扩大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而偏偏让宗教学院黯然神伤呢?

恰恰在这时候,美国来了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要为燕京大学在美国有錢人中間募集捐款,高积基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不得不开展的方面,只求勉力維持;在可以减削的方面就决定收縮，借以减少常年经费。宗教学院当时有多少基金，似乎只有司徒雷登自己知道。据說美国人捐錢是要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救中国人的灵魂;据說司徒雷登利用宗教学院的名义，在美国募到了不少錢;該为宗教学院用的款子,而投入了大学其他方面的用度，也违反了捐款人的主意。在大学里常有人說,宗教学院財用充裕,产业丰富，有一座宁德楼,又有一个宿舍,又有不少教授們的住宅。1932年是我的休假年，徐宝謙作宗教学院的代理院长。他觉得宗教学院经济方面的情况不佳，坚决要司徒雷登說明宗敎学院是否有这些財产，要他一个明文的规定，免得日后事情不好办。这使司徒大为不快,几次交談,毫无結果。我复任后也婉言詢問，只是不敢撩虎鬚，扑虎头。司徒雷登在立案后,虽然不做校长,却做了所謂“校务长”,势位权力并不會减削了一絲一毫。他是“民主”不过的，他是主张“自由”的,而决定权,至少在宗教学院里,是他一人掌握的。他使宗教学院在一切方面与大学混在一起，宗敎学院似乎占了莫大的便宜。在院务的管理上,经济的出納上,另屋宿舍的分配上，一切一切都由大学总务财务方面,在司徒雷登的指使之下代办，不用费学院絲毫的心。一旦有变，宗教学院除了指定的一座宁德楼之外,其他可以于旦夕之間一无所有。

经济要縮减，司徒雷登就向宗教学院开头刀。宗教学院每年预算中最大的开支是中国教授們的薪金。一个教授的薪金一年就是法币四千余元。西籍教授全是宣教士，薪金由其所属差会发付，学院不用費一文錢。拉几位西籍宣教士来填补中国教授們的缺，宗教学院就可省下十大笔錢来轉移給大学用。司徒雷登对于要用而可用的人們是礼賢下士，十分“謙和虚心”的;对于曾经得用,但可以不再用的人，則一脚踢开,等于出售废物一样。他把新約副教授、一位老实忠厚的誠质怡先生推到金陵神学院里去。許地山是燕京宗教学院的毕业生,又是牛津大学文学学士,曾经研究人类学,对于宗教比較学是一个出色的学者。他看情形不对,在院内的功課不多,不得已想到香港大学去执教鞭,司徒雷登求之不得地把他送走了。徐宝謙是机警的，自己想法到江西黎川去作农村工作。司徒雷登自然十分贊成,以后也不再提要請他回来了。洪煨蓮掌握着文学院的历史系,又把哈佛燕京学社的工作拿在手里,金蟬脱了壳;只在学院的預算里占据了他六分之一的薪水。我自己是被告老回国的美国宣教士賈腓力指定設宗敎哲学讲座的人，又是当学院院长的中国人,用不着挪动。此外尙有一位数龄最长、年紀最大的老教授、希伯来文专家李荣芳。司徒雷登說用不着他,决定要把他送給金陵神学院。他說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要发揚中国文化遗传，研究基督教学术的,而一位希伯来文老敢授却必须轰出去。我与洪煨蓮、刘廷芳向司徒雷登挽留李荣芳,从晚上八点钟争到早晨三点钟,沒有能改变他的决心。第二天早晨，我独自与司徒雷登爭辯,說明我不能放走李敢授。学院不成其为学院，我亦不能再作下去。若学院留住李教授，我願将我的薪金分一半給他。司徒雷登这才改变了决定,不让我分担李的薪金，勉强将他留下。从此之后，学院中仰仗西籍宣教士和大学中受到排挤的西籍教师們担任功課，中国教授就寥寥无几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动蕩不安,北方的政局尤其不稳定。宗教学院不但沒有发展的可能，而且有全部被取消的可能。正在这几年里,金陵神学院前院长美国人饒合理,在两位美国百万豪富的老处女身上用了工夫，得到了出人意表的收获。老处女姊妹双双地亡过了,在遺嘱上将一部家产贈給金陵神学院,据說有一千二百万美元之多。有人說沒有那个数目，但无論如何是金陵神学院永远吃穿不尽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从此就千方百計，想法子要它“分我一杯羹”。可是,方法用尽,一文未得,这是后話。

金陵神学院旣然于一朝夕之間成了暴发戶,尽可施展本,把我們这个可怜的宗教学院消化在它的肚子里。不少美国人士觉得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用不着两个高級神学院，燕京宗教学院实在不必再苟延残喘。正在这个当儿，美国教会方面派遣了一位宗教教育专家、耶鲁神学院长魏格尔到中国来察看神学院和宗教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实况。在察看的程途中，魏格尔自然要到宗教学院来看看。他与司徒雷登决定了什么計划，学院里似乎沒有人知道。在学院为魏格尔开的座谈会上,思想倒相当接近,也許是因为司徒雷登从中暗示的緣故。大家以为宗教学院是燕京大学的一部分，既当继续在大学里維持大学的宗教气味，又当发揮它現代派的自由思想，以与金陵神学院的正宗派、教会派作一个双峰对峙的存在。也許因此还可从金陵分到一些油水。就这样，宗教学院的继续存在得到了肯定。据司徒雷登的意思，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还是有发展前途的。实际上，人們并不觉得现代派、自由派与正宗派、教会派有什么对峙的必要。除了金陵能掌握教会的人才和思想,燕京能勉强影响些“民主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之外,在建造中国教会方面,用不着两个花錢很多、学生很少的神学机构。对于司徒雷登来說,宗教学院不过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他果然是为了合乎“現代思想”的开明基督教費心么?还是把宗教学院留下，当作发展大学的工具，去推广美国在中国的“友誼”影响，使他在发展他的事业中更有便利?

二 、1937年至1915年

在抗战时期,宗教学院只是蟄伏，沒有多少值得叙述的事情。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侵略中国的战爭。日本与美国在那时还彼此莫逆于心。司徒雷登很快地得到了日寇軍方的“諒解”:燕京大学不抗日，日軍也不干涉学校内部的工作与生活，学校照常开办，宗教学院也照常开办。中国教授們在无法向后方轉移的困难中,只得权且住下,埋头敢学。抗战初起，我向司徒雷登探听美国对于中日战争的意向,要知道与我們有着“传統友誼”的美国如何拨助我們,并且拨助到什么程度。司徒雷登对我說:“一个国家应当自卫,自己去打自己的仗，另一个国家是不能代替它去打仗的。”那末,为什么一个国家应当自己办教育,另一个国家却来为它开大学呢?这就成了一件費解的事情。有一天,天气晴和，早祷之后，司徒雷登从楼梯上下来,与我并行,說道:“这样的时节，我們能在美国旗的保护之下不静无扰地开学校,是很幸运的。”这样的話是有心人說給沒有心肝的人听的。司徒雷登对待他所雇用的人，在他得意忘形之时,就是这个样子。后来,珍珠港事变发生了，十几位敢授被日寇逮捕入狱。獄中风聞日寇当局要燕京复学，司徒雷登因此要教授們回校教学,借以保卫学校,使学校設备不被日軍糟蹋。这虽是传言,狱中的教授們不免心中煩愁。司徒雷登看中国“士大夫”的名节，比保卫美国人在中国的一小部分設施还大大的不如。胜利之后，每个坐牢狱的教授讲师却都得到了一千美元的賞賜!

芦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之間的一段时間里，宗教学院教授一大部分留着教学,一个小数目的正式生与特别生留着受教，生活只在沒有进步的圈子里旋轉。除了基督教团契的学生小組縮小，在新祷唱詩間磕牙以外，一切活动都停頓了下来。工作日程几乎天天是一样的。

1938年年終与1939年年初，基督教国际宣教协进会在印度馬德拉斯邻近的坦巴兰召开了該会第二次世界性会議。我应邀赴会，于1938年秋季出发,乘机到昆明一行,看看后方的抗战情形。1939年我回燕京,是年秋季是我第二个休假年,我与香港安立甘会会督何明华相約，到昆明去向逃难学生讲道一年。因此在1937年至1941年12月8日这一段四年半的时間里,我在宗教学院的日子不过是两年光景。1941年12月8日燕京十几位教授被日寇宪兵抓去,先投入宪兵队拘留所,后这入日寇軍事监狱,我是其中的一个。从那时到1945年8月15日,宗教学院几乎是旧約里所說的在示阿勒里存在着。(示阿勒是古希伯来人的阴間,其中的鬼魂只有一个影子式的,似其非眞、似假不假的存在。)

三、1945年至1948年

胜利之后,在1945至1948年这三年半时間里,燕京大学恢复了旧时的状态，经过了一系列的变更。日軍一投降，大家欢迎司徒雷登从外交部街的三人拘留所里出来，一方面燕京就忙着复校，一方面大家看司徒雷登飞往重庆，又飞回美国作他的政治活动。宗教学院由于教师不足数,学生无法招,决定比大学迟一年开学。李荣芳与我就在大学里敎英文,敎康德哲学,担任些燕大基督教团契的工作。

美国教会方面派人到中国来，了解战后基督教传教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需要，好为这些事业布置美方所认为应有的方案。我希望整顿学院教师的陣营,来一个以中国教授为主的新气象,又从中国胜利后需要“正人心、振精神”的唯心观点出发,希望招得一班品学兼优、才力充实的大学毕业生为学生。宗教学院的经费一直是支絀的,截长补短,还是捉襟見肘。旣不知道学院究竟有多少基金存在美国,或买股票,或收利息,可得常年经费几何,又不明白学院是否有一座宿舍，几栋指定归学院所有的教員住宅。我以为要办好学院不是沒有法子的,但若全由司徒雷登頤指气使,学院是永远不会为基督的福普放光輝的。因此我作了簡单的計划，乘司徒雷登在美国的时候,几乎每周給他写一封信,請他注意我所提出的問题，更請他看重宗教学院可能的貢献以及中国对于福音合理宣传的急迫需要。基督教素来操纵在西籍宣教士手中;他們不要中国数牧人員受到与他們相等的高深教育，而在教会里凌駕在他們之上，所以在中国的教会里总沒有該有的高級人才。时期到了，宗数学院应該为敢会負起造就人才的責任来。去五六封信得一封答书,去十来封信得一封滿紙奖励安慰的空談，一切是不得要限。司徒雷登心中在恼火，嘴里在甜言蜜語,我哪里会知道。他回到中国来，宗教学院正预备重新开张，也在准备选院长。院长是两年一选的,連选得連任。在司徒雷登的指使之下,宗教学院把几年前他所不惜一脚踢走的李荣芳选为院长，把拼命想办好学院的我一脚踢了开来。

我随即与香港英国人何明华通信,把事情告訴了他,說我决定离开燕京,想在圣公会中安静下来，著书立說。何明华立刻答复，为我准备好了一切,薪金不减,待遇优裕,只要我去,无不如意。这倒使我犹豫起来。若是“以暴易暴”,則我将安归?中国已可不亡，香港却还在英国人控制之下,我該离乡背井去找渺茫的天堂么?正在委决不下,美国教会三个重要机构分别来信，要我到美国去参加国际宣教协进会的小型世界性会議，去参加末一次的世界教会协进的筹备会議,去为美国神学院联合会作一次巡迴演讲。我得了学院的同意,都答应了。我想到美国去,因此我又把这些事情告訴了何明华,何明华說,他完全了解,不过香港的門是经常为我开着的。

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七十大庆，大庆的排場自然不小。閙了一陣,司徒雷登校长就一跃而做了美国驻华大使,飞往南京去了,陆志韦穿上了他的鞋,当上了代理校长。美国人賨維廉代替他做了教务长。1946年秋季那学期,我专心教学，不問院事。1947年，我又到美国去,美国愈来愈骄横，已不是三十年前我在那里留学之时的美国了。

除了赴种种宗教性会議之外,我专心为宗教学院謀求出路,想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援。我走的是三条路。第一是教会中重要人物之路;第二是金陵神学董事会;第三是纽約神学院。我去拜訪《时代》、《生活》与《幸福》杂志的经理鲁斯,他說已为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捐款，不能再为宗教学院筹划,只好等待来年。他所注重的是要办好中国的基督大学。1947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是使美国資本家担心的,若貿然在宗敎事业上投资,不仅不合算，而且会石沉大海，捞不回来。我又設法見到了甘博尔,他是燕京的董事，曾在北京作过宗敎工作。他的話直截痛快，說宗教学院簡直是一个贅疣,所要紧的是十三个在中国的所謂基督教大学,这些是扩展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要塞。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会开会，我旁听了一个钟头,所听的都是帮助中国的好話。我因有他約,沒有听下去。这个组织一年一次大聚餐,請我演說,我說这些大学是照亮中国的灯塔。今日回思,眞使我一身冷汗,羞慚不止。

6月初,发财的金陵神学院董事会开会,我应邀列席,只是无缝可以插針，只得听听他們的高論。会只开半天，大約三小时光景;会后交談,負責的人不管分我一杯羹的閑事。

于是我与协和神学院院长樊都生商談，心想燕京大学法学院与普林斯登大学发生了关系，得了一部分经济上的拨助，燕京大学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又与哈佛大学发生了勾结，得了经济上的支持;宗教学院若能与协和神学院来一个約定，互换教师，由学院常送高材生到协和神学院深造，再由协和在发展神学方面补助费用,岂不大佳?对于我的提法,樊都生似乎有些兴趣，只是一时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他让我在他学院里領早祷，在教授們的聚餐会上演說,在他教学的敎室里向学生們讲話,請我住在学院客房先知室里。每逢我出外旅行一次,回到紐約,就在先知室里住下。当时有一位宗教学院讲师吕振中,在协和作研究工作,快要得到碩士学位。又有一位我要聘請的兴詠春正在那里准备得一个哥仑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我要他到宗教学院去教新約或神学。我們同为宗教学院綢繆，使我加增了信心和希望。但是我沒有获得任何切实的援助。到1948年終北京解放之时，樊都生給我来了一封聘請的信，邀我于1949年秋到紐約协和神学院去当客籍教授一年。

司徒雷登当上了美国駐华大使,我以为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教会史教授王克私已由瑞士回来,主意很多，对我說要作好预算,又要弄到一个清一色的、拥护我的教授团体。到了重选院长的日子,賨維廉作主席,王克私提出建議,一致通过，我又被推为院长。我自己以为勉为其难是我应尽的責任，我要与国际的教会机构联格,要与国内的基督教协进会維持密切的联系,用这些关系来使宗教学院得到好处。我請到了宗教学院教会史学系毕业生方贶予，保持着与蔡詠春的联络，注意着金陵神学中曾在宗教学院进修过一年的蔣翼振。同时又在宗教学院当时的学生中留意，决心培养出几个人才来为学院出力。当然,做梦的人的做梦材料，是一些过去的经验和乱凑的形象。加上資产阶級从美国教育学来的“道理”，自然会觉得中国的政局虽然在急轉直下,共产党得了民心,一定要求立一个新政权,宗数学院还是可以照常办下去。在大变之中,資产阶级的世界不見得会变样，从司徒雷登手里接过来的烂摊子还是可以得到保存。胜利之初,洪煨蓮會安慰我,說像我这样做宗教学院工作的人,要晓得失敗就是成功。他暗示着宗教学院在大学发展中,依然只好蟄伏着,而我則不信,不知道“潜虽伏矣,亦孔之昭的奥妙。

1948年我又出国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去赴世界教会协进会的成立大会,出乎意外当上了該会六主席之一。我是六主席之中唯一的东方人,责任該是不小。回国不久，我飞往上海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会議。飞到了上海几乎飞不回北京,因为“空中霸王”已停止民航，专为蔣军效命。不多几日，北京得到解放，而我想办好宗教学院的迷梦,却沒有得到解放。在这时，我自己为了学院可以說是紧张工作的，而对于院内各种新发生的問题却沒有照顾到，对于学生心里想什么我确实也不知道。对于燕大基督教团契的种种,除却自己登台讲道外，一概不及过問,也一概不會晓得,而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却在我面前像太阳一样升起来，那夜鹰的眼睛就睜不开了。

四 、1949年至1951年

在解放后的三年时間里,我身为宗教学院院长,竭尽一切力量，設法保存司徒雷登的烂摊子。原来美国教会和它差遣到中国来传教的宣教士,并不打算救中国，使中国排除落后的状态，而是要用美国的改头換面的所謂基督教来灌輪美国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借以把中国变成为依賴美国的新式半殖民地。1945至1948年年終，美国势力和司徒雷登等在中国一切所作所为，都证明了这一点。我自己亲切地体会到，美国教会傾袖們所以要拼命使开在中国的十三个所謂基督教大学大力为他們造就亲美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因为时势对他們来說是危急的了。通过亲美崇美的知识分子，他們希望阻止中国人民的革命,而造成一个走第三条路线即所謂中間路线的亲美力量。对于他們来說，大学比一个宗教学院重要得多，可是他們万万想不到基督教大学翻身,会比教会翻身快到十百倍。司徒雷登竭力让宗教学院烂下去,就是因为这位“中国通”完全不认识中国人民与中国历史的和革命的发展。他办大学与校内的中国教授們不同,中国教授們要招质量好的学生，数量少不要紧;他偏要招背景反动的、才质中平的公子小姐們。所注重的主要是势力，次要是品质与学問。

在解放之初，宗教学院里还依靠着英国宣敢士修圣模、李霖朴、伍英真、貝卢思，美国宣教士范天祥、权雅各等在院内数功課。不过我已組成了一个所謂“清一色”的中国教师团体。我請到了方贶予教宗教史;蔡詠春教新約与神学,蒋翼振教教牧学。留在院内的老教授李荣芳依然担任旧約与希伯来文。我自己教系统神学与宗教哲学。此外在毕业生与将要毕业的学生中間选拔了三四个頔有造就的学生作助理。在我心目中，这个陣容比1926年我初到燕京时的宗教学院陣容还要整齐。同时，来院求学的大学毕业生也比从前数量多,居然超过十二人。若再收专修生、特别生、短期生，麻雀虽小,也就五脏俱全了。中国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在剧变,只是在资产阶級的思想里,世界是不变的。

1949年和1950年就这样过去了。不料抗美援朝运动起来，美帝国主义的猙獰面目原形毕露，它冻結了中国存在美国的资金，断絕了对于在中国的教会事业经济的接济。1951年政府就把燕京大学接管了，宗教学院不在国家教育范围之内，它怎样图存而延续它的烂摊子呢?在宗教学院面前立刻摆出了两个問题:第一个是宗教学院是否必須与燕京大学分家,分家便怎么样,不分家便怎么样?第二个問题是一旦分家，经济問题和管理問题如何解决?实际上党决不让宗教学院发生经济恐慌;党把一切願意与党合作的知识分子包下来,也会股法使宗敢学院按照教会实际的需要，改組或继续下去。

我与校长陆志韦作了几次商談,据他說,燕京大学是个教育和学术机关,純粹的神学院是沒有地位的。若是把宗教学院改组成为中国各宗教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政府会容许它在大学范围内成为一个部門。但若宗教学院不願这样办,那末,只有从大学方面分裂出来，自谋生路。在当时,只有李荣芳与我还住在教授住的洋房里，其他的教授們都已挤在朗潤园的中国式房子里和近几年买得的书鋪胡同一座中国式房子里。新时代里，教员职工皆該有住宅安身,大学教授都开始挤着住;宗敢学院教授們所退出的详房,如刘廷芳的大房子,洪煨莲的洋楼,西籍教授因回国而退出的住宅等等,决不会再返回到宗教学院里来。所余的問题,是怎样使伸入大学場地里面的宁德楼从大学里分划出来。宗教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們无不劳心焦思,忽而要在学院后面鏡春园里找出路,忽而想在大学对面的蔚秀园里寻安宅,打样画图,测量討論，作了不少虚无標緲的迷梦。睹凡努力,就是不要共产党的干涉,而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保存那个已经垂尽的烂摊子。师生們准备在管理上和兼課上亦与大学分开,在我身上施加压力,要我辞去大学内的兼职,只是我躲避了这一端,一直拖到燕京大学被北京大学吸收为止。

宗敢学院沒有錢活不下去,怎么办呢?于是乎开了教授会議，决定教职員一律减薪一半，誰也不勉强誰同意，如此做誰也不肯不投贊成票。其次，教授們商量将素来凌駕在教会之上的宗教学院放在教会面前,让教会来供給它养活它。学院写了告教会书,又请得了宗教事务局許可募捐的信件，差遣院长出去向数会中的资本家乞时。千斤重担压到我肩上,我便去天津、奔上海、甚至到馬庄耶稣家庭,一共捐到了大約一亿元,即今时人民币一万元。

宗教学院募款是在1951年，政府帮助基督数教会解决经济問题而开的“北京会議”,也是在1951年。就在“北京会議”里面,我与蔡咏春等手忙脚乱地拉攏到会的敢会領袖們，請他們作宗教学院的董事，想通过他們来得到一个由教会担負的经济来源。不少数会領袖答应了这个請求，到学院来享受了一顿学生們烹調的好飯。可是这个董事会在这顿飯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在这当儿,学院中的老师們閙起分裂来,学生們也开始分起后来叫做“爱徒”和“非爱徒”的派别来。无产阶級在苦难中是坚固团結的,我們这个阶級在困难之中是矛盾越来越多，越发分裂，越发不团結的。教授們与教員們拿牛薪,受了熬煎,这虽是大家举手决定的,但内心不滿意,便在彼此妒忌和憎恶上发作了出来。从我所了解的基督教来說,大家为了基督的緣故而穷了些,該会使彼此更加亲热的,而結果竟适得其反,怨得誰呢?我晓得了,学院里这些圣徒們并不一心一意团結在上帝周围，并不眞正有一个共同的大事业，并不要走所謂十字架的道路。我們中間沒有任何眞信仰。其次,在这个困难境地中,旧恶旧怨一齐发了出来。李荣芳最反对請蔡詠春来，而我却千方百計把他搬了来,又偏向他,迴护他,比待別的教授更好。为了他，学院里分了两派，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抗局面。一派重学問,一派有自卑感;一派爱才华,偏爱比較有出息的学生，一派就自然而然和失意的学生們莫逆于心起来。学院成了一个正在烂下去的帝国主义的縮影。学院已经不是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大学”二字已从它的名称上取消,它已叫作“燕京宗教学院”;大学正在上高坡，而宗教学院則每况愈下,成了众秽所集的汚水池。

“污水池”三个字是名副其实的称号，是有事实为证的:(一)学院的师生是反共的，以上的事实已经說明了这一点。(二)当时所招的学生，人数比解放前多，大部分是来躲避現实的。有两个学生后来发現是被管制的分子;有一个女学生据說是国民党新妇女运动的骨干。宗教学院当时已经开始检查学生的政治背景，但是全无警惕，容易被虔敬的面貌、宗敎的外衣所蒙蔽。物以类聚，一点也不假。(三)大学里斗争一个国民党特务，他跑到宁德楼請求祷告,还請求介紹到香港去。我也就为他祷告,答应他写信給何明华，还不知道大学里的斗争和这个冒充学生的特务所以仰仗宗教的緣由。(四)学院里的学生与反动学生相呼应，用信仰来抵抗政治活动。燕京大学原有的属灵派、福普派学生反对抗美援朝,反对捐錢支援志願軍，反对在宁德楼礼拜堂悬挂国旗。他們一齐借用宁德楼作为他們活动聚会的場所。(五)学院招待耶穌家庭，耶穌家庭捐錢給学院,利用学院来掩蔽耶稣家庭的头子敬奠瀛等的罪行。从前学院是一个以現代派著名的、反对属灵派、反对文化程度低劣的小宗派的“学术”机构。解放之后,它变了面目,想与“属灵”的耶稣家庭打交道，也属起灵来。讲道理，殷圣餐，大学毕过业的宗教学院学生中,有人竟倒在地上发抖乱叫,“受了圣灵”。(六)钻空子的美国人,知道我會应邀为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就請我为他們办事。撤到香港的卫理公会干事美国人麦可哀写信給我，要我請求政府为他找寻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某牧师及其家人。會在浙江吳兴当过医生的八十多岁的美国人孟杰寄支票来，要我請求政府让被俘的美国士兵某买营养的食品。在湖南长沙办数育的美国人胡美写信来，要我請政府寻找一个美国兵。我把信寄交城内的軍管会,把支票退回，把一封信置之不理，遗忘在写字台抽屉里。从这些事情看来，宗教学院是不是一个汚水池。

我为宗教学院忠心耿耿,鎭日奔忙,学院里的学生活动几乎全不管眼。学生們用了燕大基督教团契的名义在宁德楼活动,我也无暇理会，学院的教授們也視为当然,不會动一个指头。

在这种局面之下，我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一方面我要为基督尽忠心，而逐渐感觉到自己并沒有抓到宗教的实际,虽然我已是一个客观唯心論者。另一方面我早已下定决心接受新政权的領导，决不做反对政府的任何事情。意思是中国再也经不起复辟与革命翻来复去的变动了,推翻新政权,在我看就等于摧毁已经不堪再乱的中国。无論我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如何，新政府总比蔣政权要好得多。我发生了要求了解、要求从痛苦中得解脱的祈向。宗教学院的事情正在我面前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三反来了。我虽然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反省与检討,感謝党的教导,我得到了初步的其正的解放。1952年到如今,几乎十年了;十年之中，我经过了社会主义教育，整风反右,和长期的学习,得到了更大的解放,懂得了更多的真理。回忆从前,我必不可免地要写出我认为眞确的事实来。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与整个燕京大学一样,是一个制造亲美、崇美、恐美、依靠美、艳羡美的，散布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想与气氛的所謂学术机构。它所传的不是救人而是害人的“宗教”，它所讲的爱是温情主义和伪善主义，全无一点实性。它所指的天堂永生，上帝的神治，地上的天国,耶稣的福音和基督的救治等等,全是假的，沒有絲毫客观的实际。它是美国基督教教会的产物，而美国的基督教教会早已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偶像和尾巴。它的消灭是必然的,不用再提它,让世界上不再留下它的影子吧!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有赵紫宸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