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瓜年年有，这个特别大。毕节“记者被打”事件的后续来了。

围殴极目新闻记者李某某的三人真实身份，竟然是当地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两名辅警！若不是官方的通报，打死我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官方的通报是这样说的：经查，5月30日，李某某在织金县猫场镇沙坝村发现一车辆跟随，遂用手机对跟随车辆进行拍摄，后下车找跟随车辆上的熊某等人了解情况。车上熊某（织金县公安局马场派出所副所长）、李某（马场派出所警务辅助人员）、陶某（马场派出所警务辅助人员）3人随即下车，在阻止李某某继续拍摄过程中，扭打造成李某某面部等多处软组织挫伤（经第三方鉴定为轻微伤），致使李某某手机、眼镜等物品遭损坏。

划重点：从官方的通报来看，将事件的起因归结为记者李某某，对跟踪的马场派出所副所长熊某车辆进行了拍摄，熊某等人阻止记者拍摄而发生了“扭打”。

这个通报显然又在玩文字游戏。

几天前，河北廊坊三河市的一名司机，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城管一眼，而遭到了城管的两番殴打。结果，城管局的情况通报，将城管工作人员的“故意挑衅”，写成“发生口角”；将“殴打他人”，写成“肢体接触”。这波文字游戏玩下来，就成了被打的面包车司机，用自己的脸，接触了城管的拳头和大耳刮子。

而毕节市《关于涉极目新闻记者治安案件调查处置情况的通报》，其精神内核，显然与廊坊三河市城管局的通报异曲同工：那就是避重就轻，玩文字游戏，拿群众的辨别能力开玩笑。

即便是从官方小心谨慎的措辞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首先，记者李某某此前就被行凶者当中的一人盘问过，还报假警，说记者是骗子，后派出所着警服的警察查实记者身份后放行，而后三人又继续隐藏警察和协警的身份，一路尾随、跟踪记者。

那么，问题来了，明知是记者，还鬼鬼祟祟地尾随跟踪，这个就不是执行公务这么简单了。

如果是执行公务或上级命令，那就请毕节市公安局或织金县公安局给出明确的答案：受哪个机构的委派和哪个领导的指使？

总不会是一个堂堂派出所的副所长，吃饱了撑的，拉上两名辅警小弟，没事到荒山野岭揍记者玩吧？

如果不是执行公务，那熊副所长等人的行为，就有为某利益团伙服务的嫌疑。在我们的认知下限里，一个派出所副所长，总不至于沦为谁的家奴吧？

上述两种情况，不论哪一种，都是错误的。

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

反观熊副所长的做法，是处处在破坏记者依法从事的新闻采访工作。

一个派所出副所长，不可能不懂得新闻媒体记者依法享有的采访权和知情权。

因此，通报中以“在阻止李某某继续拍摄，而发生扭打”做说辞，就是断章取义，在为熊某的违法犯罪行为做开脱。

在熊某等人尾随跟踪的过程中，记者李某某发现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采取“拍摄、下车询问了解”的方法应对，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常识，符合常理。

而熊某等人，并没有表明自己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即便是警察执法，在恰当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拍摄监督的。何况记者的采访，已经多次被干扰，被跟踪受到了威胁。

因此，毕节市的情况通报，以“阻拦继续拍摄发生扭打”，巧妙地”阐明熊某三人殴打记者，实属可笑的文字游戏。

一个正常的、依法行政的公安民警，对记者的采访行为，应当依法保护和提供便利条件。而该事件中，却恰恰相反，不仅殴打了记者，还采取野蛮的手段，用石头砸毁记者的眼镜和手机。事后，还返回用毛巾擦掉记者汽车门把手上的指纹，显示了其知法犯法的恶劣本性。

毕节市的通报显示，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依法对熊某、陶某处以行政拘留二十日，对李某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处罚。经织金县委研究决定，免去负有领导责任的彭某某马场镇党委副书记职务、提名免去其马场镇镇长职务；经织金县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免去熊某马场派出所副所长职务（已将其调离公安系统）；经马场镇党委研究决定，对李某、陶某予以解聘处理。

这个处理结果，群众依然有不满意之处，凭什么解聘了两个协警，而对三人中负有组织、领导责任的熊某，只做免职和调离公安系统的处理？

你总不能说成是两名协警，组织、领导了副所长，实施了跟踪、殴打、袭击记者的行动吧？

这种知法犯法的干部，放在公安系统出问题，难道放在别的岗位就没有危害了吗？

只有除恶务尽，才能惩恶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