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驻守在武昌的清政府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成功打响了辛亥革命武装反抗清政府的第一枪。武昌起义之后，各地纷纷响应，清政府在短短几个月内宣布灭亡，辛亥革命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也被推举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为了表彰在武昌起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革命人士，民国二年（1913年），民国政府为武昌起义的参与人员颁发了荣誉勋章，并表彰了这些辛亥革命的元勋。
说到辛亥革命的元勋，不得不提武昌起义的总指挥蒋翊武。孙中山先生曾经高度评价过蒋翊武，并且称赞他是辛亥革命的首功：“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说来也很奇怪，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等人发动了很多次经过周密准备的起义，都失败了。而武昌起义几乎是仓促举事，却一举成功。这里蒋翊武功不可没。
蒋翊武，原名保襄，亦作保湘，字伯夔。光绪十年（1884年）12月21日出生于澧州（今澧县）一个城市平民家庭。 父亲蒋皋南年轻时到城内丁公桥一家小油坊里学制豆油皮。老店主没有子女，去世后，蒋皋南接受了他们的微薄产业。蒋翊武是长子，父亲为培养他成长，便节衣缩食送他读私塾，四个弟弟则先后出去当学徒。
光绪十六年（1890年），6岁的蒋翊武就读于澧兰书屋，在周宣生、晏开甲门下启蒙读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与同乡学友杨载雄、黄贞元等转读于安福（今临澧县）梅溪桥私塾，从师蒋作霖，开始接触维新时事政治，并为之宣传。因戊戌变法失败，考长沙时务学堂未果。
蒋保襄
年少时的蒋翊武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学堂书，他读书刻苦认真，但行为举止与常人略有不同，小小年纪就经常问一些奇怪的问题：“爹爹，为什么有的人穷，有的人富？”老实巴交的父亲答不上话，只能敷衍说：“那都是命，老话不是说嘛，冷的风，穷的是命啊。”不信命的蒋翊武慢慢有了一些特别的想法，那就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社会，特别是当自己的几个弟弟因为家境贫穷而被父母送人后，这种思想就更加强烈。
后来随着蒋翊武知识阅历的增加，他的眼界日渐开阔，逐渐产生朦胧的家国情怀，开始放眼天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奸淫掳掠，蹂躏古都。远在千里之外的16岁的蒋翊武在老家失声痛哭，家人不解，他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洋鬼子踏我国土，辱我国格，毁我国器，戮我国民，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继续求学于梅溪桥。同乡学友杨载雄参加湘军“劲字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适逢满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族兄蒋念堂考取秀才，蒋翊武不愿与试，轻蔑地表露：“奴隶功名，要它何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蒋翊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就是在此，他结识了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并成为他们的一员，西路师范也成为了他革命的起点。黄兴、宋教仁组织长沙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因参与其中而被官府追查，被校方除名，遭遇到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年少的蒋翊武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因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蒋翊武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本想前往日本留学，不过因为日本歧视中国留学生，所以蒋翊武被迫留在上海。在上海期间，他进入革命人士办的中国公学，开始大量接触革命人士，并在他们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开始创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为将来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蒋翊武的办报行为触动了清政府的利益，不久后他的报刊被迫停办，他也由上海前往武昌。当时武昌有一部分清政府的新军，他们的革命活动十分活跃，因此到达武昌后，蒋翊武也决定参加新军。宣统元年（1909年），蒋翊武加入新军，计划从新军内部策划推翻清政府的活动。
蒋保襄
宣统三年春节（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成立革命组织“文学社”，联络新军中进步青年，名为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为运动新军中的进步人士，进而推翻清朝腐朽统治。在敌人的军队中，建立一支自己的庞大的编制完整的地下革命军，其困难之大难以想象，但是蒋翊武和他的战友们做到了，他们戏称这种运动革命军队的方式为“抬营主义”，就是要像蚂蚁搬家一样，不动声色地耐心运作，这样，虽然清军建制未变，名义未变，驻扎地未变，甚至表面上的长官还是那些人，但是真正的军事力量却掌握在了革命党手里，整标整营的革命力量，像被抬走了一样。正因为如此灵活的运作方式，才使得后来即使面对起义指挥部被摧毁地被动局面时，地下革命军仍可以在一夜间顺利夺取整个武汉三镇，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
文学社成立之后，蒋翊武等人陆续整合了新军中的不少自发性革命团体，如武学研究社、义谱社、益智社等，将文学社秘密壮大为当时湖北新军中影响力最大的革命团体。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清廷将湖北新军中的部分兵力调往四川镇压革命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湖北的反革命势力，蒋翊武等人分析后认为必须利用这个起义良机，便以文学社社长的名义与另外一个在新军中影响力较大的革命组织——共进会进行合并，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临时总指挥，经过深入讨论，蒋翊武对起义的方案进行了反复推敲，对革命党人做了细致的分工，并将起义时间初步定为10月底。但由于革命党人孙武在制造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导致起义指挥部被捣毁，为起义准备的炸弹、名册、旗帜等都被查抄，清廷按照名册大肆捕杀革命党人，起义活动似乎就要宣告流产。
在生死关头，蒋翊武以临时总指挥身份，将起义时间提前至10月10日，并连续发布十条十款军令，决定起义。工程八营的熊秉坤、金兆龙、程正瀛等人接受军令后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进而取得了辛亥首义的胜利，立下不世之功。辛亥首义胜利后，身为总指挥的蒋翊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的尊重，反而受到排挤而远离权力中心，但是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为维护革命果实四处奔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革命大局，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再次出山，先后以护理总指挥、北军招抚使身份与袁世凯的北洋军进行坚决斗争。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蒋翊武并没有以首义功臣自居，他辞去一切官职，协助宋教仁推行民主政治。袁世凯窃取劳动果实后，极力打压革命进步势力。民国二年（1913年）革命党的领袖人物——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黄兴等人忍无可忍，再次高举义旗，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蒋翊武也“誓志杀贼，保障共和”，以鄂豫招抚史身份在岳州（今岳阳）开展反袁斗争。
蒋保襄
“二次革命”失败后，蒋翊武被袁世凯政府通缉，他决定经广西转道安南（今越南）去日本，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汇合，继续开展反袁斗争，一路上还可以联络革命志士，聚集革命力量。可惜，天不遂人愿，在途经广西全州时被步军统领秦步衢捕获，由全州押解到桂林。秦步衢查明被捕者就是袁世凯下令通缉的要犯蒋翊武后，兴奋异常，一面要求部下对其严加看管，一面越级直接向袁世凯邀功请赏。袁世凯命令广西方面将蒋翊武就地枪决。
9月3日蒋翊武被押至桂林后，被囚禁在第一师第一团团部，陈炳焜师长对这位开国元勋给予了一定的优遇，命刘家正负责招待。蒋翊武很清楚袁世凯、黎元洪的残忍，心里已知时日无多。虽然心中尚有无数放不下的人，放不下的事，但他的革命信念并未有丝毫的动摇。他想通电武汉、长沙号召旧部未获允准，于是写下多封遗书，有致同志黄静谦、于哲士、吕松亭，勉以后图及托孤，有致父母及爱侣刘氏姐妹，处理家事及后事。给父母的第一封遗书是匆忙间写的：“双亲老大人慈鉴：男心急无暇写信，所有一切已详致黄静谦及刘媳函中，请往观是要总之，家中不必时以男为念。各弟兄当安分求进步，非比男在生时也。如稍有余时，即详函陈，只恐无再写信时也。泣请万福。不孝长男，翊武跪禀。再，男于八月二十九号行抵广西全州。被该省统领秦步衢查拘。九月一号押解桂林省城，解决当在此数日也。总之，男死，幸有宗仁。家中扶养宗仁成器，即如男尚生存也。”
从这封信里能够看出，蒋翊武已经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怕来不及与父母道别，因此匆忙写就。此后于9月4日接连又写了两封遗书：“男自革命后，于人无怨，于世无竞，只为他人卖弄，致遭此惨变。然事已至此，复何所言……今事已矣，惟家中之事，实有痛心”。“不能再为侍养，悲痛何极！”作为家中长子，他挂念双亲，对几个弟弟也放心不下，“双亲年迈，侍养无人，以后望各弟谨守家道，各理生业。有男在日，尚可维持一切，以后无复望也”。一直以来，他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家事国事，于他而言都有操不完的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忍住心中憾痛，对家中事务进行细致安排。存于朋友的一点存款，他首先嘱咐“还蒋恂九钱贰百串、蒋卯山处钱壹百串、唐松亭家接济洋五百元”，余下钱款“随行购买田产作为家中永远后用。盖家中只此存款，男以后不能再为接济，须宜节俭勤慎为要”。“家中榨坊，可以闭歇，即行搬往乡间居住。家中使用，当格外谨慎，男女尤当勤俭家事，万不可流于一蹶不能复振”。“四弟愿读书，可托黄静谦请当道拨给公费出洋，如愿经理家事，亦可”。对于自己的后代，他也向家人一一作出嘱托：“东儿（为蒋翊武亡妻所生之女儿）可择放一勤俭之家”、“徐媳来家未久，年青又无血嗣......东儿彼可认为亲生”；“宗仁更名承武，长大时当教养为陆军人才，万不可以男不在世姑息一切至彼不能成器也。现刘媳姊妹皆有孕，不久临产，如均是男，一名复武，一名幼武，一则教为实业人才，一则教为教员或政治人才”。这些细节，使这位28岁的父亲心里的万般不舍和对孩子殷切的期望跃然纸上。
信中提到的宗仁其实是蒋翊武的女儿，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遗书中提到“宗仁现仅数月”，因蒋翊武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孩子出生后一直没见过面，其岳父因女儿给蒋翊武生了个女孩而深感愧疚，脸上无光，于是谎称生了一个男孩，直至桂林就义之时，蒋翊武仍不知真相，至临终仍以为后继有人，因此屡屡嘱咐：“将来宗仁成人，尚可教养成为大器也”。这番遗憾，实在令人唏嘘。
被捕后，蒋翊武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即将临盆的两位夫人刘玉珍和刘玉琴。他的遗书写得最早的两封，一封给自己最信任的同志、同乡兼好友黄静谦，一为后图革命，二为托孤。另一封就是给玉珍和玉琴，表达自己悱恻的情感和最后的心愿：“芜田废地，已委之蔓草荒烟，同气连枝，原等于隔腹行路”......“如夫人遗腹，得雄便为家门之幸，取名继武；二夫人遗腹，得雄取名幼武。予之灵柩运回，葬于后园，每逢寒食盂兰，亦可以享清水寒灯，则予愿毕矣”。以后写给父母的遗书中还反复交代：“所做之屋须在田产临近，如将男柩搬回后，须安葬于刘媳住居左右”、“柩搬回后，须先问刘媳母子决定何地住居，以便将柩安葬临近左右”，字里行间洋溢地对妻子的挚爱，读来让人怆然泪下。
蒋保襄
就义前一日，刘家正向蒋翊武出示袁世凯下达的杀戮令，蒋翊武泰然自若，神色不变，道：“不灭袁氏，必误民国！”并与刘家正唱和，写下《绝命诗》四首，慷慨悲歌，直抒胸臆——“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作寒鸣。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
这四首唱和诗，颇具明末抗清将领瞿式耜、张同敞被囚桂林所遗《浩气吟》之古意，诗中既饱含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又有对刘家正的感激之情和对家人故乡的思念牵挂，可谓蒋翊武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真实写照。这首绝笔诗表达了自己对壮志未酬的惋惜，对革命政权落在袁世凯手里感到痛心；他的感伤，是完完全全为国为民的感伤，是没有个人得失的感伤。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这大好河山，莽莽中原。
民国二年（1913年）9月9日，是蒋翊武人生最后的日子，他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没有半点的意外和沮丧。中午，他一连喝了三升酒，然后从容地走出牢房。
蒋保襄
下午四时许，蒋翊武被押送到丽泽门外刑场。周围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行刑官呵斥道：“跪下！”蒋翊武大声发问：“请问，我为谁而跪？”行刑官的声调顿时萎靡下来，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是规矩。”蒋翊武将手中的镣铐一抛，冷笑一声：“哼！什么规矩？小皇帝都被打倒了，我还要给谁跪？这个世界，好的规矩不多，坏的规矩太多了，今天我就要打破这规矩！”
蒋翊武也知道行刑时间将至，大声高呼：“袁贼窃国，屠杀功臣；我以我血，唤醒众人！”然后盘坐在红地毯上，张开双臂对行刑士兵大声说：“来吧，就朝这里开枪！”
周围群众无不被他的气魄折服，想到这样一位首义功臣、辛亥首义的总指挥就要这样被杀戮，无不义愤填膺，甚至失声痛哭。行刑的士兵也静静站立，迟迟不肯开枪。负责行刑的排长见此情形，担心情况有变，慢慢走到蒋翊武身后，突然拔出手枪，从背后开了一枪，蒋翊武应声倒下，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那一年，他用自己的碧血丹心实践了自己对父老乡亲的承诺：“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