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偷坟掘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但是田叔却靠这个发家的。

在《史记》中《货殖列传》是第一百二十九卷，为列传的第六十九篇；而《田叔列传》则是第一百零四卷，为列传的第四十四篇，前后两文提到的“田叔”应为同一人。

《货殖列传》在介绍田叔时，前文还有一句，“此其章章尤异者，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并非有爵位封邑，或者有俸禄收入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的。

“这些人”是指前文提到卓王孙、程郑以及关中富商大贾田啬、田兰、韦家、杜氏等，而田叔明显不同于“这些人”。田叔吃俸禄是官家身份，与江湖人士有区别，而且田叔与“这些人”的致富手段也不尽相同，即“掘冢”——掘坟盗墓。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给一个盗墓贼立传扬名呢？

“田叔者，赵陉城（今河北无极东北）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根据司马迁介绍，田叔是赵国陉城人，祖上为齐田后代。

“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田叔喜欢剑术，却在乐巨公家学习黄、老学说。

喜欢剑术却学习了黄老学说，这很明显个人兴趣与专业选择不对口。然而，无论是出身，还是专业为田叔日后走上仕途奠定了基础。

“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田叔为人严正廉直并以此自得，喜欢与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游。“赵人举之赵相赵午，午言之赵王张敖所”，赵国人把他推荐给了赵相赵午，赵午又推荐给赵王张敖。

由此判断，田叔比较会做人，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说话管用的人。也正是因为人缘不错，所以在朋友的一致推荐下轻松进入了仕途。

“赵王以为郎中”，张敖任命田叔为郎中，比较低级的官吏。“数岁，切直廉平，赵王贤之”，田叔在任几年，表现得峻切刚直清廉公平，赵王张敖认为贤能之才。

从赵国开始田叔混迹于朝堂，从张敖郎中到汉高祖汉中守，再到汉景帝时为诸侯国相，几番宦海沉浮，田叔最终死在鲁国国相任上。在《田叔列传》中，司马迁还顺便记录田叔的小儿子田仁。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田仁因为身强体健成为卫青的门客，多次跟随出征匈奴。在卫青推荐下，田仁为郎中，没过几年升任为丞相长史，接着又失去官职。后来派他侦视检举河南、河东、河内三郡。最后，田仁在司直任上，“坐纵太子，下吏诛死”——因为私自放太子出城而获罪，被汉武帝诛杀。

“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田仁与我关系很好，所以把田叔、田仁放在一起记叙。这是《田叔列传》文末一句话，司马迁难道真是因为与田仁的个人交情而给田叔传记？这个可能或许存在，毕竟田叔是正直爱民的好官。当然，这形象与掘坟盗墓截然不同。但是，田叔并无亮眼的政绩，完全可以与石奋、直不疑、卫绾、周文等合并记叙，而没有必要单独列传。所以，这个可能又不太符合逻辑。

田叔作为三朝元老，曾供事于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在汉高祖时，见证了张敖叛乱；在汉景帝时，审理梁孝王叛乱案件，而这些又是格外重要的历史事件。

“未及迁”，赵王张敖没有来得及提拔田叔，“会陈豨反代”——恰巧碰上了陈豨在代地造反。“汉七年，高祖往诛之”，即前200年，刘邦亲自带兵前去诛讨陈豨。

此处存在明显错误，根据《高祖本纪》，汉五年（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反；汉六年（前201年）十二月，韩信被人上告谋反，刘邦用计擒韩信改封淮阴侯；汉七年，匈奴攻打韩王信马邑，韩王信因此据太原造反；而陈豨造反在汉十年（前197年）八月。因此，前200年刘邦应是自西向东平叛韩王信，由此路过赵国。

汉五年刘邦分封诸侯王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禹县）”。汉六年，刘邦改封韩信为淮阴侯的同时，“徙韩王信太原（今山西太原）”。

太原与邯郸基本不在一个方位，但是刘邦在平叛韩王信时两次到赵国。

“（汉七年）二月，高祖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过赵、洛阳”；“（汉）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古城村）”；前198年，赵王张敖因为谋反被废为侯，“九年（前198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

从空间来看，无论是平城还是东垣，距离赵国邯郸路途遥远；从时间来看，七年绕路到赵国，八年再次踏上赵国。刘邦出征平叛却绕道到邯郸，是为看闺女探亲，还是另有目的？

无论是《高祖本纪》，还是《张耳陈余列传》，赵相贯高、赵午“谋弑”已成定论，那么《田叔列传》中为何再次重复呢?司马迁对同一历史事件基本做到避免重复，譬如“鸿门宴”在《项羽本纪》详细记录，而《高祖本纪》仅用“语在《项羽》事中”一笔带过。

所以说，司马迁刻意重复不是强调，而是隐藏着秘密。那么，关于贯高“谋弑”或者张敖谋反与田叔有什么关系呢？

汉七年，刘邦路过邯郸。“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张敖亲自端食盘献食，表现得十分恭敬，刘邦十分傲慢，嘴里骂骂咧咧。

从刘邦性格来说，“箕踞”是傲慢本性，也是生活习惯。刘邦接见儒生、韩信时也是如此坐姿。“骂之”也没啥，张敖毕竟是女婿，况且刘邦又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但是，张敖手下看不下去，“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于是，十几个人劝说赵王张敖，“刘邦欺人太甚，不如也反了。”

由此猜测贯高“谋弑”有更深的原因，或者说张敖造反纯粹是刘邦故意为之，众臣岂能因为“箕踞”、“骂之”而造反。

而且，在《淮南厉王列传》中也曾记录，“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前199年，刘邦再次经过赵国，女婿张敖“献上”自己的爱妾。“美人”，是诸侯王后宫妃嫔的一个等级。而张敖“献上”的这个“美人”即刘邦之子刘长的生母。

这个“献”字背后有霸占的意味，又或者是羞辱成分吧。这或许才是贯高、赵午“谋弑”造反的关键！

当众臣密谋告诉了张敖，“赵王啮指出血”——赵王咬破指头出了血。此表现在《张耳陈余列传》、《田叔列传》重复了两次，既包含着张敖对老丈人兼皇帝愤恨与恐惧，又可能是对强硬臣子愤恨和忧虑。

“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史记·田叔列传》

我的父亲失去了国家，没有陛下，我们早就死无完尸了，你们怎能说这样的话呢？不要再说了！

“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高祖力也。愿君毋复出口。”——《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您这是什么话！当初先王丢了国，全仗着皇上才得以恢复，以至于我才有今天，我们如今一丝一毫都是皇上给的。希望您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这里司马迁明确张敖不仅没有谋反企图，反而劝阻臣下谋反。这就意味着贯高、赵午等“谋弑”纯粹自发行为。

张敖虽然继任为王，但是懦弱没有野心，如贯高所说“吾王孱王也”；其次，张敖与刘邦为翁婿关系，根本没有谋反的打算；其三，张敖没有自己的心腹，“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张敖欣赏田叔的才能却“未及迁”，所以根本不具备谋反的实力。

但是，贯高等人“卒私相与谋弑上”，最终私下里一起谋划弑杀刘邦。无论是《高祖本纪》，还是《张耳陈余列传》以及《田叔列传》明确田叔并未参与贯高“谋弑”。

然而，贯高“谋弑”行动败露了，是什么原因暴露呢？

汉八年，刘邦从东垣返回，再次绕道赵国，于是贯高等便在柏人县驿馆的夹墙内埋伏了刺客，准备乘机行刺。结果刘邦突然“心动”，所以没有留宿，连夜赶回长安。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今河北隆尧西），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史记·高祖本纪》

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欲宿，心动……不宿而去。——《史记·张耳 陈余列传》

刘邦“心动”是神乎其神的心理感应，还是做了亏心事而惊悚呢？大概是后者，毕竟屡次逼迫女婿造反，而且做法有点过分，不然不至于亏心。但是，在《张耳陈余列传》中，“汉九年（前198年），贯高怨家（仇家）知其谋”。密谋行刺怎可能被仇家知晓？还是刺杀失败后的次年。贯高的“怨家”是谁呢？刘邦“心动”是否有人告密呢？

“会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事情败露后，朝廷下令逮捕赵王和谋反的群臣。“于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于是赵午等人都自杀了，只有贯高主动投案被捕。

“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只有孟舒、田叔等十多人穿着赤褐色的囚衣，自己剃掉头发，颈上带着刑具，假称家奴跟随张敖到了长安。

刘邦下诏令明确赵国但凡有敢跟随张敖进京的罪及三族，所以赵午等人不甘受辱或牵连家人而自杀，但是孟舒、田叔等人冒死进京。或许田叔并未参与“谋弑”，又或许告密揭发了“谋弑”，而后者才是田叔敢于冒死的理由。

“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这表明贯高如果不是为张敖辩白也会自杀殉节。最终，张敖被释放，“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向刘邦推荐了包括田叔在内的十多人。

“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刘邦召见了田叔等人，谈话之后发现都是贤能之人，汉朝廷没有人能超过他们的。于是，“上悦，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贯高为张敖辩白无罪而自杀殉节，田叔被举荐即任命为郡守，果真是才能卓越？

“叔为汉中守十余年”，田叔被刘邦任命为汉中郡守，一干就是十多年。

“汉中”是汉元年项羽分封时，刘邦、张良通过项伯特意申请的封地，“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因此，汉中对于汉朝来讲意义重大，不仅是刘邦革命起事的大本营，而且萧何经营多年，相对云中等边境郡县，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汉文帝既立，召田叔问之曰：‘公知天下长者乎？’”，汉文帝即位之后，特意召见田叔问政。“长者”为德高望重，才能超群的人。

汉文帝召见田叔，咨询这个问题又是为何？确实有些莫名其妙。

“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田叔谦虚一番，然后向汉文帝推荐了在赵国的老同事云中郡守孟舒。当时孟舒因抵御匈奴犯边抢劫不力而被免职。

孟舒与田叔一同被刘邦任命为郡守，孟舒被安排到云中郡——靠近匈奴的边境，而田叔被安排到内部安定的郡县。

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夫贯高等谋反，上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拒，士卒疲敝。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疲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故驱战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史记·田叔列传》

田叔向汉文帝推荐孟舒为长者，可以说解释的十分详细。对这段话不做过多分析，单就贯高谋反败露后进京赴死这句话来分析。

贯高等人谋反，皇上下达了确切明白的诏书，赵国有敢跟随赵王张敖的人罪及三族。然而孟舒自己剃掉头发颈带刑具，跟随赵王张敖到他要去的地方，想要为他效死，自己哪里料到要做云中郡太守呢！

莫非这也是田叔的心里话？又或者田叔当时并非慷慨赴死，而是早知会自己被重用？因为，贯高“谋弑”的告密者始终没有出现，而且相关涉案人员不过孟舒、田叔、贯高、赵午。赵午、贯高已自杀，而孟舒被任命为边境郡守，所以对田叔的任命安排不得不猜测其背后的原因。

“后数岁，叔坐法失官”，没有具体时间，也没有明确触犯哪一条律法，田叔“失官”肯定是汉中郡守。再联系《货殖列传》记叙，大概是田叔拿着俸禄干着掘坟盗墓勾当，毕竟当时做官所得俸禄并不是很多。

然而，田叔仕途并未因盗墓而终结。

汉景帝在位期间，胞弟梁孝王刘武派人刺杀了吴相袁盎，起因是袁盎曾进谏汉景帝不要传位给梁孝王。“景帝召田叔案梁”——田叔由此受汉景帝委托去梁国审理此案。

田叔到梁国后很快结案，然后返回京师汇报。

“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梁孝王世家》），田叔返回途中到霸昌时，在驿站马厩里将梁孝王谋反的证据全部烧毁了，只是空着手回复汉景帝。

汉景帝说：“梁王有派人暗杀袁盎的事吗？”

田叔说：“臣死罪！梁王确实参与了那案件！”

景帝问：“有罪证吗？”

田叔说：“烧了。请皇上不要再过问梁王的事了。”

景帝追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田叔说：“梁王如果不伏法被处死，这是汉朝的刑法不能实行啊。但是，如果他伏法而死，太后就会吃饭不香睡眠不安，这又是您所忧虑的啊！”

田叔建议不杀梁王，除了成全汉景帝“仁孝”美名之外，还有看清了梁孝王难以撼动汉景帝的地位。“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汉景帝非常赏识田叔，让他做了鲁国的丞相。

田叔刚到任，一百多名百姓拦路状告鲁王强抢财物。田叔抓住为首的二十个人，每人笞打五十大板，其余的人各打手心二十，对他们说：“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怎么敢毁谤君主呢！”

鲁王听说后非常惭愧，拿钱让国相偿还他们。田叔说：“君王自己夺来的，让国相偿还，这是君王做坏事而国相做好事。我不能这么干。”于是鲁王就亲自偿还给百姓。

鲁王喜欢打猎，田叔跟随相伴。田叔故意在烈日下暴晒等待鲁王，而不到馆舍休息。鲁王有所触动，从此不再大举出外游猎。

几年后，田叔在鲁国国相的任上死去。

汉景帝认为田叔贤士，为何没有提拔重用呢？田叔贤能为何在云中郡守任上干了十数年呢？而且汉文帝既然咨询才能官员，又是为何不提拔田叔呢？对此百思莫解。

“盗墓贼”田叔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相对其他列传比较平淡，几乎没有一点儿吸引力，从这点来说确实可能是个人交情。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个人自传中说道，五百年出一圣人，从孔子到他差不多五百年了。司马迁立志著述只为“扬名于后世”，《史记》背负如此使命，司马迁怎么可能为一己私心而改变初衷，所以田叔传记背后更值得品读：

其一，贯高“谋弑”或者说张敖“谋反”，说到底是刘邦杀戮异姓王的开端，让其他的诸侯异姓王看看，连女婿都不放心也不放过。

其二，贯高等人被逼无奈谋划了刺杀行动，然而刺杀未付诸实施便宣告流产，不排除田叔与刘邦暗中勾结的可能。

其三，从田叔任命云中守再到刘邦柏人不宿，再到贯高被告密，隐约之间似乎与田叔有关。莫非田叔是贯高“谋弑”败露的元凶？

田叔经历如此丰富，但是传记却如此简单，不排除被删减的可能。何况，附录在《田叔列传》的任安传记便是后人附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