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来到长沙后，文强化名文浮生，经父亲托人介绍，在城里三兴街一所回民敬信小学，当了体育兼国文教员。周敦琬则前往北平，在私立艺文中学当了英文教员。

教学之余，他俩都十分关心时事，想从报纸上的消息中找到中共地下组织的蛛丝马迹，但却一无所获。

当时，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已经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损失殆尽。

在长沙，自从1932年底中共长沙中心县委遭到破坏后，直到抗日战争初期，再无中共地下组织活动。

在北平，仅在1933年一年间，中共地下组织就遭到了四次大破坏。1934年，中共地下组织又遭到三次大破坏。此后，基本陷于瘫痪状态。

在这个时期，四川中共地下组织也遭受了同样惨重的灭顶之灾。

曾与他们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被誉为“蜀中彭湃”的李家俊（担任中共川东特委撤销后建立的江巴中心县委军支书记），以及郑佑之（担任江巴中心县委秘书长），先后于1931年底在重庆被第21军特务委员会抓捕杀害。

接着，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的“二刘之战”，以刘文辉的失败告终。刘湘进占成都，第21军特务委员会的势力也扩展到了成都地区，全省各地一片白色恐怖。

此时，罗世文已不能在成都立足，被迫撤到川陕苏区，曾与他一起领导第七混成旅兵变的旷继勋，此时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被张国焘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的罪名秘密杀害。

罗世文也因与张国焘发生意见分歧，被张国焘打成“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关押审讯，几次险遭处决，随后，顶着莫须有的罪名，被红军战士押解着参加了长征。

曾与他们在重庆河街吊脚楼一起住机关的“三嫂”李和鸣——李鸣珂烈士的遗孀，回到南部县老家后不久，竟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害。烈士子女，无家可归，乞讨度日……

此时的长沙，有关红军的消息似乎已十分遥远。三年前，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的急风暴雨，已成为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民国时期长沙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自从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全国到处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湖南也一样民气高涨，爱国、救亡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文强毕竟是一个只有20多岁的热血青年，他不甘寂寞，忍不住又以文浮生、或若梦等名，写了许多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竹枝词”给各报投稿，真实反映了当时群众的抗日情绪，如：

甲午奇耻总未雪，神圣国土岂容裂。

倭寇侵凌北大营，辽东半岛皆染血。

水陆洲头鼓角闻，隔江民气壮三军。

天心阁上旌旗舞，怒指倭奴必自焚。

没想到，这些诗稿竟一投即中，得到发表。从此，文强一发而不可收，开始撰写新闻、评论投稿。

很快，他便以文会友，在长沙结识了不少新闻界同行，并且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先是《南岳日报》聘他为特约编辑和记者，随后，又有一民办小报《湖南建设日报》聘他作副主笔，另一位朋友又请他主持《湖南少年通讯社》。

不久，文强又通过堂叔文任武的关系，与湖南《大公报》《全民日报》等大报建立起友好联系，他们团结了10多家小报、40多家小通讯社，他们互通声气，同官办的大陆、博闻、正谊、亚东等所谓“七通”（七家大通讯社）展开斗争，扩大了影响。

1934年夏，湖南全省新闻事业协进会成立，文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常务理事长。

在与官办的记者公会较量中，他们占了上风，竟使得市政筹备处接受了他们送去的公函，限令记者公会停止活动，撤销注册，向新闻事业协进会登记……

周敦琬得知文强在长沙打开了新局面的消息后，从北平回到长沙，改名周坚如担任了少年通讯社的内勤记者，不久，又在协进会中担任秘书长。

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办报的艰难。

著名报人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一书中，写到他在1934年到长沙时，所了解到的湖南《大公报》情况：

这张报纸经费极困难，全靠张平子艰苦支撑了多年，编辑部只有他一人唱独角戏，此外，只有一个信差到各机关取稿兼收发并料理伙食。

四版稿子，全由张平子一个人编辑，尽管主要靠剪子、浆糊，也要费些功夫。校对也由他一人包办。每天从早到晚，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湖南《大公报》这样的大报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文强供职的小报《湖南建设日报》会是何种景况。

民国长沙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当年，在长沙大西门与小西门之间，有一个叫藩城堤的地方，有一片占地约40余亩，一字排开的两进、二层、包括大小房间约30间的旧式建筑，是文强的祖父在清光绪25年前后联合13县文姓头面人物集资建立起来的文氏世馆。

建馆的目的既便于省内文姓头面人物来省城聚会，又便于文氏子孙到省城入学寄宿。

文强这时租用了文氏世馆东边一间较大的房间居住，相邻的一间花厅，除个别时候举行例行族众会议外，平时也由他支配，用作了全省新闻事业协进会和少年通讯社的办公处。

尽管事业有所发展，但文强仍时时想到自己的处境，不得不提防着有朝一日被国民党当局“缉拿归案”。

为了找到靠山，他想到了父亲文振之早年在同盟会时的好友程潜和李烈钧。经多方打听，得到了他们的通讯地址，文强分别写了信去向他们问安。

程潜的回信十分热情，并说到希望文强能有一天到他的身边帮助工作。

程潜与文强的父亲曾于辛亥革命前一起留学日本，也一起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结成密友。

程潜与郭青夫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8年，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因与桂系军阀争夺两湖地盘，被时任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桂系头领李宗仁以“跋扈不法”等罪名扣留，后被停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权，软禁于武汉三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得以恢复自由，重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文强在长沙期间，程潜曾回过湖南一次，在长沙与他见过面。谈话中，程潜先建议文强到陆军大学去学习一个时期，他好将其挑选到身边工作。

随后又说，先作另外的工作过渡一下也好，等他有了实权，再到他身边不迟。

文强的叔父文任武、文饱秋等人，早已从四川报纸上得知他在四川干共产革命和被捕、脱逃、遭到通缉等经历，一再告诫他，不要露出“红帽子”，也不要卷入地方政治斗争。

他的父亲还曾建议，请程潜向蒋介石说情，下令撤销对他的通缉令，以绝后患。但是，文强考虑到程潜与孙中山关系虽好，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算好，程潜去说情，反而有可能弄巧成拙，便将此议搁下。

尽管有这些顾虑，但文强毕竟已经习惯于以天下为己任，一切以国事为重，而国家大事与政治又总是牢不可分的，终于还是又卷进政治斗争中。

这时，长沙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1933年秋，湖南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两派斗争更趋激化，长沙的国民党人分成了甲乙两派，人们按照甲乙二字的外形，分别叫这两派为钻子派和皮刀派。

钻子派依附于国民党中央CC系的势力，皮刀派则是以湖南省主席、老军阀何键为首的地方势力。两派之间勾心斗角，势同水火。

文强他们在创办新闻事业协进会时，是利用钻子派的关系得以登记，因此，尽管他们不愿介入地方派系斗争，但却很难保持中立，被皮刀派视为了眼中钉。

文强在长沙本已十分注意谨言慎行，但终于还是因其嫉恶如仇的本性，惹出了麻烦。

在湖南历史上，每遇大旱，即会出现官绅结合的迎神求雨活动，绅士倡导，官府“响应”，无论是清朝的巡抚还是民国的督军、省长，都要假装顺应民心，积极参加祭神活动，以掩盖当局在抗灾救灾上的无能。

这种活动，往往一闹就是十天半月，并且由各地团总老爷挨户派款，借神敛财。

1934年8月6日，因湖南全省大旱，长沙士绅又大搞“迎神进城”“禁五荤求雨”的鬼把戏。堂堂省主席何键竟也通电全省，要求禁五荤以祈雨，并于次日亲赴南岳祝融峰祭神求雨。

文强哪里看得惯这样的荒诞愚昧之举。他搜集到一些团总派款的单据，向报界揭发士绅借神敛财的恶行，并在《湖南建设日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此事。

当时，长沙有一个市团防联合办事处，是彭德德怀率红军攻打长沙时土豪劣绅们逃到城里临时建立的非官方组织，还有20多个团总，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这些人见文浮生小子居然敢发表抨击他们的言论，大为恼怒，便由7个团总出面，向长沙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文浮生诽谤了市团防联合办事处的团体名声和他们的个人名声，向他问罪。

但是，长沙新闻界全都站在反对借神敛财立场上，律师公会也站在进步新闻界一边。

接下来，文强又在同行帮助下，搜集到一大批以往报上刊登过的抨击迎神敛财活动的文章——

那时候，士绅、团总们有恃无恐，不把新闻传媒看在眼里，从未提出过反驳或更正。

正在法院审理此案期间，却有人从背后捅了团防联合办事处一刀。

此时主持长沙市政筹备处的何文元，既依仗自己与何键同姓同族的条件，又拉上了国民党省党部中央系的关系。为了争取新闻界的支持，发出布告，宣布市团防联合办事处是“乘共匪进攻长沙时擅自成立之不法机关”，予以取缔。

这一来，使得那些士绅、团总们不知所措，乱了阵脚。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判决文浮生无罪。

文强走出法院时，一大群支持他的新闻界朋友将他像得胜英雄一样簇拥着送回文氏世馆。但是，团总们不服，又向省高等法院上诉，仍被驳回。

这次胜利，使“文浮生”出了名。但出名不见得是好事，他很快就面临了更为险恶的局面。

民国长沙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昔日，文强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时，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经城西湘江中的小岛水陆洲（即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中写到的“桔子洲”）乘船两次过渡。

那时，他便看到岛上林立着外国人修建的别墅洋楼，围满铁丝网，中国人不能靠近。

文强对此现象极为反感，每次经过水陆洲，都要在沙滩上拾一小颗白色鹅卵石带回家去，用墨笔写上“仇讎”二字，用白纸包好，珍藏于插花笔筒中。

寒来暑往，笔筒里装满了这种“仇讎”石。

1926年，北伐军过长沙时，因军情紧急，文强未能回家探望，老母闻讯，遣胞弟文健来省城相晤，还特地带来了装满“仇讎”石的笔筒给文强过目，并告之母亲望他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努力杀贼。

九一八以后，日本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可是，日本军舰仍然继续到长沙停泊，向中国人民的武力示威，抗日情绪高涨的民众再也不能容忍。

就在与士绅、团总们的官司打赢不久后的一天，文强得知，省府居然派出了代表，登上驶来长沙的日本军舰表示慰问！不禁怒火中烧。

作为一个青年新闻工作者，他绝不能容忍这种媚敌行径。文强马上组织人写了一篇社论《荒谬言动》，矛头直指省府当局。

何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主政湖南的是有名的军阀何键。大革命时，何键原为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北伐中，湖南农民将“革命军人”何键的父亲作为地主恶霸捆绑游街示众，何键得知后一直怀恨在心。

不久，他煽动留守长沙的部下许克祥等人发动反共事变，袭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工会、农会、党校等机关，屠杀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人士，这就是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又一次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

以后，何键主政湖南多年，“剿匪”“清乡”，率部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一、二次围剿，并在第五次围剿中担任西路军总司令，中央红军长征后，又任追剿军总司令兼湖南省保安司令。

省府看到“文浮生”主持的报纸谴责社论，先是派人告知文强，要他对社论作出更正，却被他一口回绝。答曰:

世界各国新闻界，从无对社论作更正的先例。

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一天，一伙受到指使的特务、流氓冲进文强住地，也就是湖南全省新闻事业协进会和少年通讯社的办公地点文氏世馆，砸东西，扔屎罐，闹得乌烟瘴气。

临走时，他们还丢下一句话： “要捉拿文浮生归案！”

事后，文强去警察局报案，却被告知，那伙人是“四路总部”特务营的便衣。所谓“四路总部”，即是何键担任总指挥的原“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部”。

文强又一次危险临头，可是，他认为，全国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有舆论支持，何键不敢对他怎样，还想坚持在长沙，继续推进刚开创的新闻事业。

不过，他的叔父和父亲都劝他最好先避开何键的锋芒，不必与之硬顶，特别是要防止被何键查出文强在四川的“前案”，以“共匪”罪名加害。

父亲还劝他不要死守长沙一隅，“好男儿志在四方”。于是，文强与周敦琬反复商量，决定离开暂避一时。

离开长沙到哪里去？这时，文强想到了一个人。

此人就是他的老朋友廖宗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