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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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祆教是一种具有异国特色的古代宗教，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祆教的传入与丝路的发展密切相关，它通过粟特商胡与西方的商贸往来，使祆教从西方传入东方，从而间接地传到了西方。
大约是在十六国时代，祆教从中原地区向山西传播。《唐康元敬墓志》所载，九州摩诃大萨宝康元敬之父，即为并州太原之人，而两宋之时，则多为粟特地区之人。中国古时九州有肆州之称，“肆州”即今忻州。
九原岗壁画墓是在忻州一块田野中发掘出来的，从墓葬规格和出土文物和文献材料来看，它应该是一座北朝后期的墓葬，它的墓主应该是一位高官。
这座墓的壁画规模宏大，绘画技术成熟，题材丰富，其中东壁、西壁、北壁壁画保存得最好，内容包括神灵、怪兽、狩猎场面、建筑等多种形象资料；
展示了中原地区北朝的丧葬文化理念、社会文化信仰和军事生活。文章着重探讨了这幅壁画所蕴含的祆教文化的意象资料。
拜火坛形象祆教中，“火”被视为上帝创造的最高和最具力量的事物，代表着光明、神圣、敏锐和强大。有些祆教祭祀的礼仪中，把火焰放在一个火台上，由带面具的祭祀人员带领僧袍信徒进行祭祀活动。
张小贵先生在他的《中古华化祆教考述》中对琐罗亚斯德教火殿祭祀所采用的“火台”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对其进行了分类。
第一种是底座呈正方形，圆柱状，其上有凿刻的纹饰，上面有一个大盆，用以盛火，烧灰。此火盆应为皇室所用，至今未见实物出土。
第二种类型火坛整体呈柱状，中间柱体部分较细，在其上下各有两级或三级均匀的层级。这种是经常用到的形制，被称为“标准火坛”。
第三种类型的祭坛比前一种更加纤细，这种类型的祭坛在巴比伦与亚述人的印记上被找到过，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考古遗址被发现。
中世纪中亚盛行的“火祭台”，其形态特征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台”稍有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找到“莲纹”。在克拉斯诺列申斯克大墓葬中，在莫拉-库尔干地区发现了一种带有火焰的容器（图1）。
但是，忻州九原岗的一座大墓中，也有荷花图案（图2）。这是一座坐落在“门楼图”墓室顶部的火坛；
底座为方形，柱体有棱边，柱体上装饰一排朝下的小莲瓣，柱体上方置一个硕大的火盆，火盆四周装饰仰莲，火盆内有熊熊燃烧的火焰，在火焰的上层又幻化出三朵小型的莲花。
在中国考古学界，类似于“荷花”图案的图案，在西安出土的一座安伽墓（图三），是一座三头骆驼，驮着一个巨大的圆鼎，鼎下有两片花瓣，花瓣上燃烧着一朵荷花。
一九七九年太原隋禹洪墓所出土的三层仰莲（图4），其造型与一般的火祭坛相似。在佛教美术中，荷花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纹样，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因此，在祆教的祭坛图像上，有荷花纹的存在，表明了两宋以后，祆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它的形态因中国传统风俗和特征而有所改变。
另外，九原岗墓壁上的火罐图像上也有串行图案。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光明，是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最常用的一种花纹，在中亚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大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它从波斯带到了中国。
在北朝，串珠纹多出现在器皿的边缘，到了隋朝，又逐渐形成了圆形的连环图案，这是一种以纹饰为主的图案。
九原岗壁画上的“串”字纹饰，是以圆形的外沿为边缘，与外围的莲花花瓣交错排列，在大型的火盆两侧，还点着两支小小的烛火。在这一时期的一些宗教建筑中，蜡烛灯也是常见的。
“有翼兽”图像在九原岗的墓室内，共发现了十几个“有翼兽”的图案，东西两面的“升天图”和北壁的“门楼图”分别有“有翼鸟”“有翼马”“有翼狮”等，形象不一。“有翼兽”图像传自波斯，源于祆教。
“有翼兽”的形象是从波斯流传下来的，起源于伊斯兰教。朱偰先生所写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有《希腊式之石柱与亚述之石兽》一章；
说：“在六朝诸陵墓，皆有石兽，无论为麒麟天禄或辟邪，皆具双翼，此种作风当自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传来。”
他还说：“今考中国史籍，所谓天禄辟邪，实传自波斯，而起于汉通西域之时。及既传至中国，初则置诸宫门之外，以壮观瞻，后则列诸坟墓之前，以为守护，至于六朝之时，遂浸成风尚矣”。
滕固还认为，“有翼兽”源于波斯，但到了六朝时期，才逐步实现了“汉化”。
九原岗墓室西侧墙壁上的“升天图”“有翼马”（图五），嘴里叼着一只动物，四蹄疾飞，踏云而行。此马背上有一双精短的短翼，由三缕羽毛组合而成。
这只“有翼马”的翅膀形状与西安市北部郊区范南村出土的一件汉代陶器“有翼兽”十分类似（图6），具有很强的“有翼兽”特征。据有关人士介绍，这块汉代陶器“有翼兽”有避邪性，其颈口开一方，可作基托。
山西隋禹宏墓葬中也发现了带鱼尾巴的飞驹，马尔夏克先生曾经在一场演讲中说：“山西隋余宏的墓葬中发现了带鱼尾巴的飞马，这在当时的粟特肯特地区的壁画中很普遍，它是用来供奉那些受到上帝庇护的人们的。
它是一只鸟类与一只野兽的结合体，在伊朗的一个信仰里，它代表着一个能带给人们好运气的幸运女神。得其庇护者，快乐而荣耀，失之则亡。对于伊朗人和粟特人来说，这一点非常关键。那些画着翅膀的形象，能朝某个人飞去。”
另外，九原岗的其他一些“有翼兽”也出现了与之相似的短翅膀，西面墙壁上的“升天图”描绘了一位乘“有翼兽”的神仙（图7)，而“有翼兽”则衔着一株灵芝，头部有一角，其翅膀形状与“有翼马”相似。
在墓室东侧墙壁上的“升天图”中，亦绘有一对“有翼兽”，其头部生有一对小翅膀（图8）。
只见墓室北面墙壁上的“门楼图”上，画着一头巨禽，形似雄鹰，身躯对立，头颅垂于身后，口中衔着药草，颈后有一团火焰，翅膀上有一片丰满的羽翼，分为四层（图10）。
在墓室西侧的“升天图”中，也有一尊这样的神鸟，画的是展翅高飞的样子。青州傅家出土的一块石刻《主宾对话图》（图11)，也有一只衔着装饰的飞鸟，朝左边飞去。
夏名采说这“有翼兽”就是《阿维斯陀》中的“桑穆夫”，这是一种更早期的中国壁画，具有祆教意味。
生命七叶树墓室北壁刻有“门楼图”，雕有两株神圣的树木，分别置于神禽两侧（见图9)，其形状和含义与祆教中的七叶木相似，是祆教主张“万物长青”的象征。
人虽已逝，仍存五种不灭之品，即“生”、“信德”、“智”、“灵”、“先知”等，因此，在墓前植长青树，象征生命之树长青。
生命七叶树的图像在太原隋虞弘墓石棺画像（图12、图13）、Mino博物馆藏石棺床画像中（图14~图16）都有出现。
虞弘出身于鱼人，在“沙宝司”供职，认可粟特文明，属于“粟特化”，其棺木上绘有祆教徒的图案，被认为是华粟特人的艺术品。明氏棺也是并州一带的一种叫“释氏”的粟特民族的遗迹，而后者则为“祆教”。
这些圣树的共同点是整体树叶大形相似，中间有个圆心，树叶围绕这个圆心分布开来，或五片叶瓣，或六片、七片，在具体造型上稍微有点差异。
一些学者将“门楼图”所描绘的神圣树木的意象定为佛教中的“道祖道树”，这一看法也颇具合理性。
正如荣新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不同地方的（美术）文化交互影响、融汇，会生发出新的图像特征，产生新的宗教功能。”
粟特人形象九园岗墓地的壁画上，曾有过西域人的图像。而在第三层和第四层的“出行图”和“回归图”之中，则出现了数名“胡人兵马”（图17)，他们个个虎背熊腰，腰间挂着长剑；
各个部落的人都有不同的气质，显示了在北朝的时候，古修荣地区的各族群互相交融的情况。在墓道西侧二楼，有一幅《马行画》，共绘三个系列（图18）。
第二拨人马中，一名男子牵着一匹马，后面站着三名男子，一名男子双目深邃，鼻梁高挺，眉毛粗黑，络腮胡，头发短密，为胡商形象。
胡商，一般是指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进行商业贸易的外国商人，又称商胡、胡贾、贾胡等。在北朝，进入中原的外国客商多为粟特。
从现在出土的许多考古遗址来看，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西夷商人在我们国家活动了。
自平城时代起，便已有大批来自西方的商胡入中原，一九八二年，大同南郊市轴承工厂发掘出八曲银杯、夔金黎花银碗等带有鲜明中西亚特色的金银器皿。而在交易货物的同时，也把波斯祆教文化带到了中国。
胡天神是中原地区对祆教的一种称谓，说明了在北魏时期，当时的上流阶层对这种信仰的狂热程度，极大地促进了它在中国的传播。
太原市的“驼运图”中，就有大食人和波斯人的画像。因此，胡商在北朝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结语总之，在北朝，由于丝绸之路的发达，山西地区的对外交往十分频繁，同时，来自西方的祆教也被传入了这里。
山西太原娄锐墓和中亚粟特虞弘墓均有发现火坛、“有翼兽”、生命七叶树和胡商形象的发现，以及九原岗的佛教和道教意象；
更显示出古代山西地区的祆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它宗教文化的交流、发展和融合，显示中国对外来文明的包容。
姜伯勤先生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情感和精神，因而也就能最终超越地域、民族、宗教的界限”
因此，对忻州九原岗的祆教墓葬进行考古挖掘，可以为我们探讨祆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最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为我们认识中国的祆教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影像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