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超过3%、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3.7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接近40%……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能源成绩单”令人振奋。

全国“两会”期间，能源领域亦是多方关注的重点，代表委员们的讨论涵盖了煤电油气以及新能源等各细分领域的热门话题。在此，特别收集到两位院士代表委员的关注详情，以飨读者。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复生：关注二次电池储能的新方向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高质量发展有目共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将“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列为重点之一。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复生看来，作为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高电动汽车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之一，高效安全的储能技术不可忽视。

目前，二次电池储能已成为国内外重要发展方向，锂离子电池又是其中应用最广的二次电池。然而，由于安全性和全球资源短缺问题很难根本解决，我国锂钴镍等锂电池用能源金属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偏高。为确保能源安全，潘复生提出自己对镁离子电池的高度关注——安全性高、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一旦实现产业化将成为能源产业中的颠覆性技术。此外，镁基储氢材料作为固态储氢，具有资源丰富、体积储氢密度高、安全性能好、常温常压安全储运、材料成本低等核心优势，还有望助力氢能行业解决储运难题。

潘复生表示，我国镁资源储量以全球70%以上的占比位居第一，大力发展镁电池可减少对锂、钴、镍等进口资源的依赖，提升新能源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当前，世界各国镁电池研究均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则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不过同时，发展处于尚未产业化的阶段，镁电池研究门槛仍显著高于锂电池、钠电池等，相关研发投入首先来自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支持，来自政府的研发投入，远远低于同一时期锂电池、钠电池等研发投入。而今，欧盟十多个国家已开始联手合作开发新一代镁电池，美国能源委员会也加大对镁电池的研发投入。

此外，镁电池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电池体系，目前还缺乏统一的材料、工艺及产品性能评价标准和产品标准。针对镁电池技术的政策几乎空白，在产业规划、补贴政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严重影响着企业投入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

潘复生建议，政府企业联动为产业发展注入加速度。例如，在超长期国债项目、两重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等国家计划中启动和加大对镁电池开发与产业化的支持力度；成立专项支持镁电池在“十五五”期间完成GWh级产线建设。同时，完善镁电池政策工具箱，待产业化成熟后，将镁电池纳入新能源车补贴目录、新型储能电池优先采购清单等。

潘复生还提出，加强国内外合作，推动形成国际标准话语权。例如，组建全国镁电池标准制定专委会，牵头成立国际镁电池创新联盟，主导ISO/IEC国际标准制定，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镁电池示范项目，输出中国技术标准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关注碳排放双控转型的新风险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当前正处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这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关注的议题。他提出，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面临着四点可能的风险，值得关注。

新旧体系衔接问题。经前期发展，能耗双控已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机制，其与碳排放双控的管控对象高度重叠，新旧机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衔接过程中确保顺畅、有序、有效转换，难度较大。新机制易受旧机制的惯性思维影响，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及中央和地方职责划分等方面，存在简单照搬旧体制的风险。地方在碳排放管理上若是效仿能耗双控制度，可能出现“运动式”“一刀切”降碳或大量布局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等现象，从而限制产业发展或进行大量重复布局等。

配套政策体系不完善。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碳排放双控相关配套政策还需时间来落地和完善，其中涉及明确排放主体、核算统计排放规模、确定碳价等一系列工作，很多方面仍在初步探索阶段。如不到位，中央与地方、地方内部在碳排放的产业布局协调上一旦出现失衡，不利于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十五五”时期在碳达峰要求下还可能存在政策“冒进”风险。

碳排放统计核算的规划和协调难题。碳核算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多层级、多主体、多维度，不同对象、不同用途的碳排放核算边界和方法各不相同。我国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体系尚不完善，核算方法的科学性、准确性、规范性有待加强，尤其是工业过程的碳核算、原料固碳核算等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比如，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面临问题。

实施过程中可能涉及的成本问题。企业是碳排放主体，在碳排放双控过程中，难免要应对不同管理机构和不同管理机制的要求，比如全国碳交易、绿电交易、绿证交易、用能权交易等。多部门管辖的机制若缺乏有效衔接、互认和联动机制，将会产生额外的减排成本，增加企业负担和成本，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结合上述风险，刘中民给出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建议“十五五”期间重点攻克碳排放统计核算难题，逐步完善政策与治理体系，并加强政策的宣传与培训，坚持先立后破，把握好转型的速度；

提升政策科学性和灵活性，不能搞“一刀切”，既要从全局出发，充分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目标和责任分配方案，规范重大项目的碳排放要素单列途径，增强管理方式的灵活性，也要加强能源市场和碳市场体系的联动融合，动态调整政策目标的分解，为不同主体实现碳双控目标提供灵活的市场手段；

加强核算与统计关键问题的研究，建议加强对难核算关键行业的碳排放原理、基础参数和应用现状的研究，避免由核算方法不清或不合理带来的管理混乱问题，建议按照企业-行业-区域顺序做好碳排放核算。同时，建议在做好各个核算场景的基础上，尽早开展碳排放核算一体化工作，避免不同场景核算数据的重复性工作，也可加强不同口径数据的正确性的校核；

注重碳排放双控体系下企业的适应成本问题，做好碳市场管控目标与区域碳排放指标之间的协调与平衡，避免因重复核算或考核增加企业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