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收到回执单了，那封信真的寄错地方了！这可咋整啊？＂我一脸焦急地晃着手里的回执单，在营房前的水泥场地上转来转去。

那是1986年冬天，北风呼啸着掠过军营的白杨树，树叶哗哗作响。

我林建国马上就要退伍了，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夜里躺在床上，总是想着以后的日子该咋过。

王德明是我最铁的战友，从新兵连就在一块儿，大伙都叫他＂老王＂。他比我大两岁，皮肤黝黑，说话总是慢悠悠的，笑起来露出一口大白牙。

那阵子，我琢磨着给老家重庆的初中同学张玉梅写封信。我俩从初中就是同桌，她坐在我右边，头发总是扎成两条小辫子。每次我做错题，她都会轻声细语地给我讲解。

写了三天三夜，把全连队的草稿纸都用完了。老王看我写得投入，还特意从通讯班借来两张信纸。可谁知道一时糊涂，把邮编写错了。

＂你小子有出息了啊，写情书都写出名堂来了。＂老王嘿嘿笑着，手里摆弄着一台收音机，是他刚从供销社买的。

每次站岗，我都会数着天上的星星，想着她现在在干啥。远处的山上，不时传来狼的嚎叫声，听得人心里发毛。

我们连队在大山深处，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训练。天还没亮，就得背着枪在山路上奔跑，汗水湿透了军装。

那会儿连队里已经有不少战友接到了工作分配，有的分到了国企，有的回老家当了村干部。可我这儿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整天愁眉苦脸的。

连长看我这样，拍拍我的肩膀说：＂建国啊，当兵就是要学会吃苦，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过完年，我背着军绿色的帆布包，挤上了回重庆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蒜味和汗味。

一路上我翻来覆去看那张回执单，上头写着：＂重庆市江北区纺织厂张玉梅收＂。车轮与铁轨的碰撞声，伴着我的心跳。

回到重庆，家里人看我还没找到工作，整天唉声叹气。我爸坐在竹椅上，抽着大前门香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格外苍老。

＂你说你，当了三年兵，连个工作都找不到，这让街坊邻居咋看咱们家？＂爸爸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妈在一旁抹眼泪，她的手上全是洗衣服留下的褶皱。为了补贴家用，她在街口摆了个卖糖水的小摊，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买冰块。

正发愁的时候，邮递员老李骑着自行车来了，叮铃铃的车铃声透着一丝希望。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蓝布邮包，鼓鼓囊囊的。

是那个素不相识的张玉梅回的信，信里字迹工整，像是用尺子量过似的。她说她是纺织厂的会计，看到我的来信很意外，但被我的真诚打动了。

看完信，我心里莫名踏实了许多。晚上躺在床上，想象着她写信时的样子，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她说她家住在厂区的筒子楼里，每天骑着永久自行车上班。楼下有个姓李的修鞋老师傅，天天听着评书，养着一只花猫。

她的信里总是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说到厂区门口的煤球摊，说到食堂阿姨的红烧肉，说到车间里织布机的轰鸣声。

可最让我心疼的是，她还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每个月的工资大半都用来买药了，有时候连顿像样的饭都舍不得吃。

六月的重庆，热气蒸腾。我特意去照相馆拍了张相片，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照相师傅还夸我：＂小伙子，一表人才啊！＂

我穿上崭新的白衬衫，站在纺织厂的大门口。铁门上的红色五角星已经褪了色，门卫室里放着小人书，收音机里播着《今天是你的生日》。

远远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她穿着藏青色的确良衬衫，笑起来露出一点虎牙。我的心跳得厉害，手心都是汗。

张玉梅的家在六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墙上贴着电影票根，还有小孩子用粉笔画的跳房子格子。

屋里十几平米，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的她妈妈笑得那么灿烂，哪像现在这样卧病在床。

老人家躺在里屋的床上，冲我笑了笑，眼神慈祥。床头柜上摆着一大堆药瓶，还有一本翻得发皱的《红楼梦》。

可我家里人知道后，炸开了锅。我妈直说：＂一个带病号的家庭，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现在多少姑娘排着队等你挑呢！＂

！＂说完，气得摔门出去了。

邻居王婶子也来劝：＂建国啊，你可要想清楚咯。照顾病人多辛苦啊，年轻轻的，何必给自己找这个累呢？＂

正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老王来重庆了。他在沪州一家工厂当了技术员，腰上别着个大哥大，神气活现的。

＂建国，厂里缺人手，要不要来试试？＂他说着，掏出一包玉溪，递给我一支。

我还没开口，张玉梅却说：＂你留在重庆吧，我妈这病离不开人。＂说这话的时候，她眼圈红红的，嘴唇都在发抖。

那天晚上，我在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夏夜的风带着湿气，知了在树上使劲叫唤。

张玉梅小口小口地喝着汽水，说：＂要不，咱俩就这样算了吧。＂汽水瓶上的水珠滴在她的裙子上，洇出一片深色的印记。

我一下子站起来：＂你啥意思？＂声音大得把楼下的花猫都吓跑了。

＂我不能让你为难。＂她低着头，＂你家里人不同意，厂里人也说闲话，你还年轻...＂

我打断她：＂我林建国当兵的时候，啥苦没吃过？咱们连最难的训练我都完成了，这点困难算啥？＂

＂可是...＂她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我握住她的手：＂你放心，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

后来，还是老王帮忙，给我在重庆纺织厂介绍了个工作。虽然是临时工，工资不高，但能和张玉梅在一起。

每天下班后，我就去帮着照顾她妈妈。换药、擦身、煎中药，我一点儿都不嫌累。老人家总是拉着我的手说：＂好孩子，亏了你啊。＂

慢慢地，我家里人看我俩感情真挚，也不再反对了。我妈还特意炖了一锅鸡汤，让我给张玉梅妈妈送去。

1988年春天，我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老王专门从沪州赶来，还给我们带来一台录音机当贺礼。

楼下的修鞋老师傅放了一挂鞭炮，那只花猫吓得直往楼上跑。食堂阿姨包了一大笼包子，邻居们端来了各自拿手的菜。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张玉梅的妈妈后来身体也好多了，现在天天在楼下和老姐妹们下象棋，那本《红楼梦》也终于看完了。

我们的儿子都上初中了，跟当年的我一样调皮。每次他问我和他妈妈的故事，我就会说起那封寄错的信。

张玉梅总是笑着打断我：＂得啦，都说多少遍了。＂可我知道，她心里和我一样清楚，那封信不是寄错了，而是寄到了最对的地方。

就像我们连长说的：＂人这一辈子啊，有时候错过了，反而是对的。＂回想起来，要是没有那个错误的邮编，要是没有老王的帮忙，要是没有那些困难，我和张玉梅的故事或许就不会这么值得讲给儿子听了。

前两天，我在收拾老照片的时候，又看到了那张泛黄的回执单。窗外又是一个夏天，楼下传来小孩子追逐打闹的声音，和那年的傍晚一模一样。

知了还在叫，北冰洋汽水还是那个味道，只是已经很少有人写信了。那个年代虽然过去了，但有些东西，会一直留在记忆里，就像那个寄错的地方，其实是最对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