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近代史，汪精卫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人物，总结起来一句话——“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汪精卫

汪精卫的前半生足够成功，为了推翻封建帝制不惜以身犯险刺杀满清的摄政王载沣，还在狱中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遗言，感动了多少的仁人志士；汪精卫的后半生足够失败，为了争夺权力不惜背叛国家和民族，还无耻叛逃越南河内并且发表了“艳电”，从此沦为了日本侵华的工具和傀儡。

常言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不平凡的女人。而事实上，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也必定有一个“不平凡”的女人，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就是这样的女人。

本着实事求是和还原历史的态度，文史不假带您走近汪精卫和陈璧君，努力揭示这二人是如何狼狈为奸和祸国殃民的。而且，到了1949年建国前夕，宋庆龄、何香凝又为何要联名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求情去特赦陈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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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5月，汪精卫出生于广东省三水，字季新，原名汪兆铭，“精卫”只是笔名。其父名叫汪瑎，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清末文人，长期担任着基层官员的幕僚。

汪精卫从小就特别聪明，属于上好的读书材料，自然被父母亲寄予了无限厚望，肩负起了通过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的重任。不过，随着父母亲的相继过世，他的前途和命运都变得暗淡起来。

童年时期，无父无母的汪精卫只得跟随长兄汪兆镛生活，过起了寄人篱下的日子。汪兆镛是举人出身，步其父亲的后尘也走上了幕僚的道路，为两广总督岑春煊担任师爷，后来还被赏赐了四品顶戴。

汪精卫

或许，正是这种无父无母的经历，使得汪精卫的内心世界极不健全，总感觉低人一等，在外形英俊和成绩出众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自卑怯懦和优柔寡断。而这种巨大的性格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今后人生的遗憾和悲剧。

1902年3月，汪精卫按部就班参加广州府的科举考试，轻松成为第一名的秀才，引用一句广告词就是“so easy”。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二哥汪兆鋐和侄子汪祖泽也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被誉为“玉峰双秀，朱树三花”。

早在1872年，满清朝廷为了继续推行洋务运动，派遣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前往国外学习，之后演变成为了一种制度。成绩突出的汪精卫，自然盯上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希望借此能够逆转人生。

凭借优异的成绩和长兄汪兆镛的帮助，汪精卫成功取得了留学日本的名额，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命运。福兮？祸兮？

留日期间，汪精卫不仅学习专业知识，而且迅速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成了一名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通过出色的“三才”，他终于赢得了孙中山的赏识和器重，开始积极参与起草同盟会的纲领和章程。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多个革命团体进行改组，整合成为具有政党性质的统一组织，简称“同盟会”。该组织吸纳了一大批的革命青年，立志推翻封建统治并且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汪精卫就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留学结束后，依然在两广总督岑春煊手下担任幕僚的长兄汪兆镛已经为汪精卫铺好道路，安排他在广州担任日语翻译。不过，他却以志不在此为由婉拒了兄长，继续留在日本从事民主革命工作。

1909年春，汪精卫前去南洋筹备同盟会的分会，还担任了《中兴日报》的主笔。那段时期，正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保皇党最为猖獗的时候，不断鼓动民众支持君主立宪制。于是，他开始使用“精卫”作为笔名，与保皇党人进行论战的同时，大力宣传民主革命主张。

在南洋期间，汪精卫每到一处都会发表公开演讲以争取华侨支持，而且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对此，就连华侨领袖陈嘉庚都为之连连称赞，就连日后的政治对手胡汉民也由衷地表示:

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公演说过于精卫者。

汪精卫不仅征服了陈嘉庚和胡汉民，而且还征服了一大批的青年男女。其中，一个名叫陈璧君的华侨后裔就成为了他的铁粉，进而还成为了爱慕者。

陈璧君虽然其貌不扬，但却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富二代，父亲陈耕基是当地著名的橡胶商人。面对汪精卫的革命理论，面对汪精卫的倜傥外形，她深陷其中完全无法自拔，甚至不顾对方已有婚约的事实而疯狂追求。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清廷自然展开了疯狂的反扑，汪精卫也不再单纯停留于论战。他坚信，只有经历血与火的考验，民主革命才能胜利。

不顾孙中山的数次劝阻，年轻气盛的汪精卫执意要求进京，目的就是为了刺杀清廷的权贵。对于这段历史，孙中山曾经这样回忆:

经六次失败后，精卫颇为失望，遂约数人入京与虏酋拼命。

长期追求汪精卫不成，陈璧君显得无比失落。恰逢此时，她得知对方准备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于是坚决支持并且愿意欣然同往，极大地增进了二人的关系。

抵达北京后，汪精卫和陈璧君等人以报社作为幌子，暗中计划准备刺杀庆亲王奕劻。不过，由于此人行踪不定，而且每次出行都是前呼后拥，实在没有机会下手，遂改为刺杀朝廷摄政王和宣统皇帝的生父载沣。

载沣

因为都是新手，而且缺乏必要的经验，他们的刺杀计划可谓是漏洞百出，第一次安装炸药因为夜晚引起狗叫而没有成功，第二次引线设计太短而提前爆炸，第三次因为临阵退缩而中途放弃。这一系列操作，简直是让人啼笑皆非，从中不难看出汪精卫的确属于志大才疏的一类人。

很快，汪精卫等人就成为了朝廷的阶下囚。对于企图刺杀自己的逆贼，载沣立即下令处决，但在肃亲王善耆等人的劝说下勉强改判为无期徒刑。

被关押期间，汪精卫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但依然保持了乐观的心态，甚至还创作了一首《被逮口占》明志。而为了营救自己的爱人，侥幸逃脱的陈璧君始终都没有放弃，甚至还试图挖掘一条地道直通牢底。

1911年初，就在汪精卫被关押期间，全国多地都爆发了武装起义，极大地动摇了满清政权。为了筹措军费去镇压革命，清廷竟然宣布铁路国有，强行将已经归民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都收回，无异于一次赤裸裸的抢劫。

受此影响，广东、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都先后爆发了“保路运动”，要求清廷取消政策或者进行赔偿。9月25日，四川荣县率先独立，成为第一个脱离满清帝国的地方政权，也将保路运动推向了高潮，就连孙中山都盛赞“首义实先天下”。

1911年10月10日晚，蒋翊武和孙武等革命党人率领新军工程第八营起义，史称“武昌起义”。随后，起义军的实力不断扩张，在成功掌控武汉三镇后还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逐渐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

为了继续苟延残喘，隆裕太后只得任命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国家的大小事务。当时，他已经做好了取而代之的打算，一面向清廷“持续施压”，一面向革命党“暗中示好”，而释放汪精卫无疑就是其中的一环。

出狱后，汪精卫竟然对袁世凯感恩戴德，甚至面对他的不良企图也充满了幻想，规劝孙中山辞职并且希望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和陈璧君结婚后，他竟然不顾国内的革命形势，直接带着妻子去法国蜜月和留学去了。

袁世凯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完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此开始北洋系的统治。为了打击革命力量，他接连推行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之举，甚至与宋教仁遇刺也难逃干系，终于引起了革命党的强烈反抗。

在此背景下，孙中山紧急将汪精卫从法国召回，还继续对其委以了重任，主要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不过，他对于“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不是十分赞同，只是为了权位才表现出一副左派的样子，骗取了一大波的信任。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大，从此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而汪精卫也是水涨船高，成功当选为中央执委和宣传部长。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三大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可事实并非如此。

北京政变后，原直系将领冯玉祥暂时掌控了政权，电邀各方力量北上入京共商国是。为了珍惜这次和平的机会，孙中山不顾病情坚持抵京，很快就病倒在了北京城。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的病情已经恶化，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来到他的病榻前，由汪精卫亲自执笔记录了遗嘱。从此以后，他开始以接班人的身份自居，但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

孙中山过世后，作为国民党12名中央执委之一，汪精卫继续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形象自居。由于并没有明确指定或者推荐接班人，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趋于明朗化，陈璧君更是不断怂恿丈夫争夺最高权力。

1925年7月1日，汪精卫出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表面看起来已经成为了新的领导人。不过，这场角逐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胡汉民在党内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为了赢得军队支持，汪精卫只得积极拉拢蒋介石，逐渐造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从此以后，国民党内开始了持续数十年的“蒋汪之争”，双方都拥有一批支持者和追随者。不过，二人在反共的问题上倒是意见一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步其后尘，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就这样，被国人寄予无限厚望的大革命失败了，国家进入到了新旧军阀混战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公然发起了侵华战争，蒋介石与汪精卫终于达成了合作意向，一个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出任行政院长。不过，他们合作的基础居然是“攘外必先安内”，实在令人痛恨不已。

1932年5月，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支持下，南京国民政府竟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默许上海成为了日本下一步侵华的前沿基地。而与此同时，又在华北地区不断退让甚至同意“自治”，继续纵容日寇的嚣张气焰。

1935年11月1日，王亚樵准备在南京刺杀蒋介石，阴差阳错下却把汪精卫当成了“替死鬼”。经过抢救，他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一颗子弹却卡在脊柱里无法取出，为日后的身体恶化埋下隐患。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汪精卫和陈璧君虽然不是积极支持，但还是决心观望一阵。随着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的大型会战，比如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都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正面战场一败再败，大片国土皆已沦陷。到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失陷，日军终因战线过长而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势，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

日本迅速调整了对华策略，由之前的“积极进攻”转变为“积极劝降”。尤其是，他们针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展开，希望诱使国民政府投降以便尽快从中国战场抽身。

在“蒋汪之争”中，汪精卫早就心存怨恨，只是苦于没有军权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如今，眼见日本抛来了“橄榄枝”，陈璧君极力劝说尚未下定决心的丈夫，终于共同成为了汉奸和卖国贼。

1938年12月，汪精卫和陈璧君等人以前往成都进行抗日演讲为名，突然离开了陪都重庆。之后，他们通过云南出境抵达了越南的河内，尚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发觉势头不对，立即发电劝返。

眼看已经事发，汪精卫索性不再遮遮掩掩，立即在河内发表了一封无耻到家的“艳电”，主要内容如下:

重庆党部、蒋总裁及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经兆铭熟虑，以为国府应与日方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中国抗战目的在求国家生存独立，而抗战年余却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这份“艳电”发表后，全世界都震惊了，堂堂国民政府的“二把手”竟然投敌叛国了，中国的抗日决心面临着多国的质疑。对此，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公开声讨:

他们从根本上已经自绝于中华民国和全体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而诛之！

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得知汪精卫发表“艳电”投敌卖国，更是痛斥其为“日本走狗”。

全面抗战爆发后，抚养汪精卫长大的兄长汪兆镛携家迁居到了澳门。当他得知自己的弟弟居然背弃祖宗，当即就大病一场，告诫子孙绝不能做如此卖国求荣之事，还拒绝将弟弟的名字写入族谱。不过，他的第四子汪宗凖和第五子汪宗藻还是被叔叔拉下水，先后投靠了汪伪政府。

1940年3月，汪精卫在与日本多次接触后，终于在南京建立起伪国民政府，而且自任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与此同时，成为“第一夫人”的陈璧君也是更加趾高气扬，甚至连国府的大小事务都要过问。

1940年11月，汪精卫下楼时不幸摔伤，直接引起了之前旧伤的复发，出现了间歇性的大小便失禁，长期在家中养伤。从此以后，陈璧君更加有恃无恐，甚至效仿当年的慈禧太后进行“辅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短期内取得对美国的优势，不断攻占太平洋和东南亚周边地区。不过，美军在第二年的中途岛战役后就扭转了劣势，从而开始展开了战略反攻。

1944年初，汪精卫的病情再度恶化，只得飞往日本进行治疗。经过帝大附属医院诊治，他的胸椎骨已经严重变形，手术虽然进行得很成功，但术后却出现了反复，最终在11月9日病逝。

临终前，汪精卫不仅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还希望死后可以葬回南京并陪陵孙中山。经过陈璧君和汪伪高官们商定，最终将墓穴选在位于紫金山南麓的梅花山顶，甚至为了免遭国人毁坏还建成了一座“铁墓”。

抗战胜利后，第74军51师的工兵营仍然将汪精卫的“铁墓”炸毁，只在原址修建了他和陈璧君两人的跪像。这两个跪像，既是向全体国人谢罪，也是向着中山陵的方向谢罪。

日本战败后，陈璧君没能逃出中国，很快被国民政府所逮捕。1946年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对她的一系列罪行作出审判:

陈璧君通谋敌国和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成立， 处以无期徒刑并且褫夺公权终身。

陈璧君对于这个判决并不认同，但认为上诉无望，只好长期在苏州第三监狱服刑。期间，她依然还在负隅顽抗，不仅与狱警经常吵闹争执，而且还不断叫骂蒋介石公报私仇。

正在忙于内战的蒋介石自然无暇顾及陈璧君，直到渡江战役后我军解放苏州。考虑到她的历史过往和身体疾病，组织将她转监到了条件更好一些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

陈璧君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深知共产党对于汉奸卖国贼的打击力度，担心被重审后会判死刑，于是开始装病。等了几个月时间，没想到我党既没有重审的打算，也没有处决她的打算，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宋庆龄和何香凝

宋庆龄与何香凝曾在大革命期间和陈壁君共事多年，同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从事过革命工作。当年，她们几人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故而托人带话规劝陈璧君能够认罪悔改。

1949年8月25日，宋庆龄等一行人员乘坐的专列从上海秘密出发，最终抵达了北京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在会议期间，包括各界人士在内的600名代表谏言谏策，就未来新中国的各项议题畅所欲言。

9月份，宋庆龄、何香凝在会议期间找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希望新政府可以对陈璧君予以特赦。经过商议，伟人表示只要陈璧君能够发表认罪声明，就可以获得释放。

为了挽救陈璧君，宋庆龄和何香凝二人联合署名去信:

我们曾在中山先生身边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也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势不两立，故而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见了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你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就可马上恢复自由。

不过，陈璧君却认为宋庆龄和何香凝是在帮助共产党来欺骗自己，故而继续自己的死硬立场:

对日本的和与战都是为了救国，属于殊途同归，本就无罪可言，本就无罪可悔。

1950年6月25日，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的周边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得知消息后，狱中的陈璧君却显得异常高兴，甚至发表许多反动观点:

看来，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美国人有原子弹，新中国不可能打赢的，到时候我们就自由了！

面对陈璧君抗拒改造的态度和言行，新政府并没有进行任何的体罚，而是多次进行思想教育。1954年1月，她的心脏病再次复发，狱方还特批了牛奶、牛肉和鱼肝油等补品帮她恢复身体。

通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人道关怀，陈璧君对过去的罪行逐渐有所认识。虽然说，她的认识还很不彻底，但毕竟也算是可喜的进步，也算是“治病救人”了。在改造心得的记录本上，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读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才知道共产党能够取得成功绝非偶然。看来，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灭亡，是铁一般的历史规律。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因为心脏病而住院治疗，自知命不久矣，于5月19日给在海外的子女们写了一封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她第一次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敬佩:

诸儿同阅:我于本月2日因病住院，蒙人民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现由中西医会诊处方，但病况较为严重。万一不幸永别，盼诸儿早日回归祖国。

到了6月17日，陈璧君终因病情严重在医院去世，遗体火化后被送往香港并由子女们撒入大海。只不过，她和汪精卫的五个子女汪文婴、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恂和汪文悌都没有返回大陆，依然选择居住于美国和香港等地。

汪精卫和陈璧君

而且，因为汪精卫和两个侄子的汉奸问题，汪家的名声已经彻底败落。生活在大陆的子孙后辈们长期都抬不起头来，像侄孙辈汪徳坚和汪德禺甚至还选择改名换姓，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