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讲坛上的风采
钱学森有着三重身份:在研制火箭、导弹的第一线,钱学森是“总设计师”;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是研究员;然而,他又是教授,手持粉笔在三尺讲坛上授课。
钱学森担任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那里他用英语给学生上课。回到中国之后,他的主要工作是研制火箭、导弹,但是他也走上讲坛,用汉语给学生上课。
刚回国的时候,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主讲“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这两门课程他在美国大学里都讲过,驾轻就熟。
接着,由于教学的需要,钱学森又开设了三门新课:
在他刚刚就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之后,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该院,钱学森主办导弹专业训练班,为他们开讲新课“导弹概论”。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钱学森开讲新课“水动力学”。
1958年春,钱学森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十位委员之一,参与创办这所新的大学。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系主任达20年之久。1961年至1962年,钱学森为近代力学系58、59级学生主讲新课“火箭技术概论”,听课人数达到400多人,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该课讲义后来整理成《星际航行概论》一书,由科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学
众所周知,开讲新课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相当于写一部新的学术专著。钱学森开设的“导弹概论”、“水动力学”、“星际航行概论”的讲义经过整理,后来都成为专著出版。
“导弹概论”在当时是很新的一门课程。钱学森为开设这门课程所写的手稿,被列为“秘密文件”。2006年11月,《导弹概论》一书由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影印了当年钱学森的手稿,并配以珍贵的图片。当年聆听过钱学森讲课的部分老同志的回忆被收进附录。全书共分四讲,内容通俗易懂,逻辑严密,既有公式推导,又有图表”。
上海交通大学何友声院士多次建议出版钱学森的“水动力学”讲义,他认为“从整体上看,钱先生的这份讲义至今仍然是学界水平最高的教材”。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学森著《水动力学讲义手稿》。
在“星际航行概论”讲课的基础上,钱学森先写成《星际航行概论》一书,在196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火箭技术概论”手稿及讲义·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两册。
钱学森在当时能够开设的“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导弹概论”、“水动力学”、“星际航行概论”这五门课程,从整体上反映了钱学森高超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工程控制论”、“导弹概论”和“星际航行概论”,在当时属于开创性的学科或者尖端科学技术。
关于钱学森的讲课风格,听课的学生们后来回忆说:
钱学森继承了恩师冯·卡门的经典德国学院派授课方式,上课只靠两根粉笔和四块黑板。口齿清楚、层次分明、板书漂亮,而且四块黑板、两根粉笔用完,下课铃即响。
钱先生每周上一次课,一次四个学时,一个学期中除一次因去苏联访问而调课外,从没有缺席过。钱先生声音洪亮、板书非常规矩,由于学校配的扩音器带着导线不方便,他就对着大教室大声讲课,一节课下来嗓子都沙哑了。
钱学森还特别注意听课者的感受,在大的阶梯教室,他专门安排人检验自己的板书在最后一排是否能看得清,自己的声音在最后一排是否能听得清。
钱学森先生讲授的“火箭技术概论”每次45学时,分13次讲完。大家众口一词地认为,钱先生讲课富有哲理、逻辑性强、概念清楚、关键公式的演绎都不用看讲稿、板书工整、语言规范。有时,课末留一段时间,给同学们讲做人道理,讲爱国精神,讲科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给大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钱学森的考试也是别具一格,那时候学生也曾希望他透露一些考试范围,但是被告知:他采用开卷考试,笔记本、教科书、参考书、字典都可以带,只是不许互相交流。
平时,钱先生上课都是和蔼可亲的,笑眯眯的,就有两次却板起面孔生气了,都是为了学生在考试卷子上捅了娄子。
第一次,考试中有一问:“第一宇宙速度是多少?”有一位同学的答案是7.8米/秒。钱先生非常生气地说:“你的基本概念都不对!自行车都比你快!”他还说,这个问题现在如果不提的话,以后不光是流汗的问题了,要流血啊!
他曾在黑板上写了“严谨、严肃、严格、严密”这八个大字,反复告诫大家:“做学问必须一丝不苟!”
1963年3月30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1958级的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怎样写毕业论文。当时在座一位学生作了详细的笔记。如今,这位学生把笔记整理出来,可以看出钱学森对于“怎样写毕业论文”的种种独到见解:
毕业论文就是给大家一个过渡,作一次攀登高峰工作进行前的练兵。这就是毕业论文的目的。练习一下怎样把所学过的东西应用到具体工作上。
做毕业论文是练兵,但要求严格,要真刀真枪地练,要像对真正工作一样认真对待。论文的科学内容要求不能太高。同学们刚毕业,既不是专家,也不是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所以论文的科学内容太高是不切实际的。有同学认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达到世界水平。”干出来当然很好,但这不太实事求是。
应该以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来对待论文。论文要写得像个样子。论文必须按照一般世界科学论文的总格式来写。
这一套格式就是:第一部分,首先写明论文题目,指明写论文的目的;指出前人在这些方面已做了些什么工作,引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这一段是自我介绍(引言)。
第二部分,如属理论性分析论文,要介绍本题;若属实验性论文就介绍具体实验。
第三部分,具体结果。理论分析论文,清楚地写出具体计算结果;实验性论文,写出实验结果。
第四部分,由所得结果可以总结出什么规律,并进行讨论是否解决了问题,要老老实实,不能乱吹,不能含糊。如解决问题不那么彻底,要提出今后工作的建议。
最后,引出文献索引(书籍、期刊名称、某某人著,卷册数,页数,出版社,出版年月)。
论文就要这样写。这是世界科学论文的总格式,不标新立异。我主张字要楷书,不能潦草,文句要顺畅,达意,准确。但也不能太“浪漫主义”了。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简明扼要,不能啰嗦。论文里的图要上墨,画得清清楚楚,不要用铅笔,否则容易磨掉或模糊。
如果论文是几个人合作,就应该有所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几个人协作,要同心协力。一个人只作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会牵连到别人所进行的工作,别人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密切合作才能解决问题。任何想自私搞“自留地”的人都是不可能拿出论文来的。即是拿出来了,也很臭。不养成和别人合作的良好作风,将来在科学工作中是要吃亏的。
根据多年来的工作,我深深体会到研究科学只能一步一步来,结结实实,顽强苦干。起初解决芝麻大的问题,以后慢慢大,直到最后能建立一门科学。在科学道路上必须要有一股傻劲,不要怕做小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平凡劳动。取得一次成功,必须经过千百次的失败。跌倒了,爬起来,满怀信心,干劲充沛,任何困难也难不住,工作就一定能做好。
钱学森作为总设计师是出色的,作为研究员是出色的,作为教授也是非常出色的。他的学识,他的睿智,他的严格,他对年轻一代的热忱,全都倾泻在三尺讲坛。
两弹一星
“1059”导弹的诞生
聂荣臻和钱学森商定的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三步棋”: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这“三步棋”的第一步,就是仿制。
1958年9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了仿制苏联P-2导弹的工作。中国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意思是在1959年10月1日建国十周年之际完成仿制。
仿制需要图纸和资料。1958年6月,苏联提供的第一批P-2导弹的图纸资料运抵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技人员着手P-2导弹图纸的复制和技术资料的翻译。
到了1958年8月,任新民发现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没有火箭发动机试车及试车台的资料。这是决定导弹能不能出厂、能不能投入发射的关键性技术资料。
任新民去询问苏联专家,他们的答复是“等你们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这怎么行呢?显然,苏联在提供这样已经淘汰的导弹资料时,还留了一手!
苏联专家组长施尼亚金是苏联导弹发动机工厂的总工程师,对中国非常友好。尽管他的上级再三强调,要对建造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技术保密,他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中国建造火箭发动机试车台。为此,他在回到苏联之后,背上了“泄密”的罪名,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钱学森强调,在仿制工作中,仍必须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苏方留一手,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克服。
仿制P-2导弹工作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当时全国直接和间接参加仿制的单位有1400多个,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和商业等各个领域,其中主要承制厂就有60多个。
其中最为“刁钻苛刻”的零件,是导弹发动机液氧阀门的密封垫圈,按照苏联图纸的规定,必须用3岁公牛犊臀部的牛皮制作,而且这臀部的牛皮上没有鞭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一时找不到“没有鞭伤的3岁公牛犊臀部的牛皮”,就用别的材料代替,效果也不错。
聂荣臻元帅听说这个故事之后,作了指示:“有了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可以加速导弹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类型导弹时,要吃透它的设计理论。仿制成功后立即开展自行设计战术指标更高的同类国产导弹。”
在钱学森的领导下,“1059”的仿制工作克服一道又一道难关。
就在这个时候,中苏两国的“蜜月期”结束了。中苏高层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苏共中央斥责中共中央是“教条主义”,而中共中央则批评苏共中央是“现代修正主义”。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再次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中苏关系明显地开始紧张。
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清楚表明,苏联开始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15日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苏方供应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0吨不锈钢材用于仿制导弹,也遭到苏方拒绝。原定在1959年10月1日建国十周年之际完成仿制的“1059”导弹,也不得不延期了。
1960年2月5日,“1059”导弹的第一个大部段——酒精贮箱仿制成功。接着,其余7个大部段也相继完成。
“1059”导弹在一家废弃的飞机修理厂的厂房里进行总装。
这时候,“1059”导弹的“心脏”——发动机要进行试车。
1960年3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完工。
1960年6月2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向中央军委报告,争取在1960年国庆节前后完成第一批导弹的仿制任务,并进行飞行试验。毛泽东、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谭政和林彪等圈阅了这份报告。叶剑英、聂荣臻和刘伯承作了重要指示。
中国第一枚导弹的发射日子临近了。
然而,试车要用的推进剂发生了麻烦。“1059”导弹所用的液体推进剂是液氧和酒精。其中的酒精是燃料,而液氧则是高度浓缩了的氧。点火之后,酒精迅速燃烧,产生极大的推力,推动火箭前进。
按照中苏双方签订的合同,酒精是由中方生产,而液氧是由苏方提供。然而,这时生产液氧的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意外事故,苏方无法供应液氧。于是,中方请吉林化肥厂以最快的速度,在五天之内生产了32吨液氧。
这32吨液氧运达基地后,经过化验,完全合格。可是,苏联专家组长契尔柯夫却说:“我们苏联的液氧是专门生产火箭推进剂的工厂生产的,你们是化肥厂生产的,让人不放心。”当时的决定权在苏联专家手中,由于契尔柯夫的反对,这批国产液氧只好全部报废。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总摊牌的日子到了: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自12天后的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的在华专家,废除双方签订的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争气弹”终于飞上天
正在北戴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得知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当即说:“我们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难还的。我看应该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
苏联政府一声令下,所有在华的苏联导弹专家带着图纸、资料,全部撤走了!
面对严峻的形势,1960年10月中旬,陈毅、聂荣臻、陈赓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大型宴会,宴请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钱学森应邀出席了。
聂荣臻元帅在宴会上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钱学森发表即席讲话:
聂帅说,中国的科技人员并不比别人笨,这是客气了。我说,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有聪明智慧,我们还能够艰苦奋斗。只要国家给了任务,大家便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而损害健康,直到牺牲,也不泄气。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落后,不怕困难多。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能够赶上去!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钱学森的领导下,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黄纬禄、庄逢甘、林爽、谢光选等一大批优秀专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前进。
发射“1059”导弹的工作,不仅没有因为苏联专家的撤走而推迟,反而加紧了发射的准备工作。
中央军委作出决定,“1059”导弹发射时间定在1960年11月5日。
为了落实中央军委的决定,1960年9月,成立了“1059”导弹首次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上将为主任,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
值得提到的是,这时候,陈赓大将由于患病,研制导弹的领导工作由张爱萍上将替代他。
陈赓大将是铁汉子。在筹建“哈军工”的那些日子里,由于工作劳累,陈赓的心绞痛便已频繁发作。1957年秋陈赓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副团长与钱学森一起去苏联,回国之后突发心肌梗死,不得不在医院休息三个月。此后,他胸口常痛。他却如同“拼命三郎”,依然超负荷工作。
1960年夏,陈赓第二次心肌梗死,经过抢救才从死神魔爪下逃脱。到了冬日,胸口疼痛加剧,他仍坚持工作。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因第三次心肌梗死而病逝,终年仅58岁!陈赓在逝世前一天,还在为他的《作战经验总结》写作序言……
1960年,钱学森(前左三)在北京火车站为苏联专家送行
张爱萍上将跟陈赓一样,也是一位儒将。张爱萍是一位“将军诗人”,他又喜欢书法、摄影。正是由于张爱萍有着相当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广,所以他跟钱学森认识之后,很快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从1960年3月开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不再是钱学森,而是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钱学森改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副院长。
钱学森为什么从正院长“降”为副院长呢?
这是钱学森再三主动要求的。
原来,他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系主任,也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那里的正职没有太多行政事务,他可以专心于研究工作。然而,在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行政事务一大堆,他无法专心从事研究工作。所以他主动请辞正职。领导上终于同意他担任副职的请求,派了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当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
通常,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而钱学森反过来从正转副,只求有利于工作。后来,他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一连串副职。此外,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之类荣誉性职务。
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钱学森有条不紊指挥着“1059”导弹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1960年9月,第一枚“1059”导弹总装圆满完成。
由于那个反对使用中国液氧的苏联专家契尔柯夫也撤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采用国产的酒精和液氧作为推进剂,1960年10月17日进行“1059”导弹发动机的90秒点火试车,获得成功。这表明,“1059”导弹发动机以及推进剂工作正常。
就在“1059”导弹准备从北京运往酒泉导弹试射场的时候,1960年10月24日,苏联发生了一次世界上最惨烈的导弹悲剧,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炮兵主帅和战略火箭军总司令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涅杰林元帅以及发射台上的160名苏联宇航科学家全部遇难!
那天,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时候。赫鲁晓夫临行前给涅杰林元帅下达任务的时候说:“当我赴美国谈判,我的脚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时,你要给我放一枚导弹,吓唬吓唬美国人。”
赫鲁晓夫下令发射的是苏联刚刚研制成功的P-16洲际导弹。就在拜克努尔发射场发射前夕,发现一级发动机氧化剂和燃料管路内的高温隔膜存在故障。按照规定,必须把已经装好的液体燃料全部卸载,才能进行修理。作为苏联导弹主帅,涅杰林当然明白这一点。
但是全部卸载液体燃料,那么就不能在赫鲁晓夫的“脚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的时候发射P-16洲际导弹,涅杰林更明白这将遭受沉重的政治压力。于是,他就在不卸载液体燃料的情况下冒险抢修。
这时,第二节引擎不知何故突然猛烈燃烧,引发满载的液体燃料大爆炸,燃起冲天大火,涅杰林元帅等一百多人当即全部牺牲。事后,人们在现场只找到涅杰林元帅两件遗物,即烧得只剩半块的炮兵元帅肩章和熔化了的保险箱钥匙。
苏联方面对涅杰林元帅之死严格保密,只是宣称死于“飞机失事”。
毕竟这是一场巨大的导弹事故,中国方面很快获得相关情报。这一事故距离“1059”的预定发射时间只有20天,而“1059”却是中国导弹的“头胎产儿”。聂荣臻元帅叮嘱,一定要沉着、冷静,做到万无一失。钱学森坐镇指挥。
1960年10月23日0时45分,一趟由18节客、货和特种车箱组成的专列,载着“1059”导弹,从北京的永定门车站启程,驶向酒泉导弹发射场(当时的代号叫“20基地”)。
10月27日,“1059”导弹安全运抵发射场。
10月28日,“1059”导弹进入技术阵地进行单元和综合测试。
11月3日,“1059”导弹的单元和综合测试合格,运往三号发射场区,吊到起竖托架上,像一把利剑,直刺蓝天。
11月4日,在张爱萍、陈士榘两位将军的陪同下,聂荣臻元帅从北京飞抵酒泉发射场。
钱学森(前左三)与聂荣臻元帅(前右四)在酒泉基地
聂荣臻一到达,就开始视察发射现场,他说:“这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导弹,试验工作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
钱学森坐镇指挥,仔细检查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一切就绪,钱学森下令,开始往火箭里加入推进剂。
加完推进剂之后,发生异常:导弹的弹体往里瘪进去一块。
钱学森接到报告,马上赶往现场,爬上发射架。他在仔细察看故障之后,作出判断。他说,弹体的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
他分析了弹体瘪进去的原因:当年,他在美国做过壳体研究工作,知道这是在加入推进剂之后,忘了开通气阀,造成箱内真空,导致内外压力差过大,就瘪进去了。在点火之后,箱内要充气,弹体到时候会恢复原状。于是,他认为可以照常进行发射。
这毕竟是第一次发射,酒泉基地司令员、参谋长出于谨慎,不同意发射。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钱学森、酒泉基地司令员、参谋长三人签字同意发射,才能发射。
正好聂荣臻元帅在现场,三人请他作最后裁决。
聂荣臻说:“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就同意发射。如果只有司令员和参谋长两人签字而没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倒不敢同意发射。”
聂荣臻的话,透露出对钱学森的无比信任。
当晚,聂荣臻告诉大家,周恩来总理已经报告毛主席,同意明天发射。
就在这时候,总设计师向钱学森报告,说是零点触发机构发现故障。钱学森马上下令把负责这一问题的技术员找来,一个扎小辫子、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姑娘来了。钱学森用命令式的口气对她说:“必须在十小时内排除故障!”
军令如山倒。那位姑娘花了四小时就排除了故障。不过,她的嘴歪了——那是急歪了的!
清晨,酒泉基地的气温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天气良好,天空一片瓦蓝。
9时02分28秒,发射指挥员下达了点火命令。火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发射台包围在浓烟之中,“1059”导弹尾部发出一团亮光之后,迅速腾空。先是垂直上升,然后在制导系统的控制下,转弯,飞向预定的目标。
指挥中心不断传来各跟踪台站“发现目标,飞行正常”的报告。
7分32秒后,飞行了550千米的“1059”导弹准确击中目标。
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终于发射成功!
“1059”导弹的发射成功,清楚表明钱学森的现场判断能力和指挥能力是无懈可击的。
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仿制的“1059”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晚,在酒泉基地的庆祝酒会上,聂荣臻元帅高举酒杯说道:
“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1960年11月5日,是中国导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日子。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两弹”中的一“弹”。
从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归来,到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制的“1059”导弹发射成功,前后整整五年。
就弹道导弹而言,按照射程分为短程弹道导弹(又称近程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远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
它们的划分标准可以用简称“1、3、8”来划分,即射程为1000千米以下的弹道导弹称为短程弹道导弹;
射程在1000~3000千米的弹道导弹称为中程弹道导弹;
射程为3000~8000千米的弹道导弹称为远程弹道导弹;
射程为8000千米以上的弹道导弹称为洲际弹道导弹。
“1059”导弹射程为550千米,属于最“起码”的短程弹道导弹。但是,“1059”导弹的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导弹研制史上零的突破。
钱学森在回国之初对彭德怀元帅说的那段话,完全被中国导弹发展历史所证实:应当建立一支研制导弹的专业队伍。美国军方从着手研制导弹,到试制成功第一枚导弹,大约花费了十年时间。中国可以比他们快,花费五年时间,就可以试制成功第一枚导弹。当然,导弹从短程到中程到洲际,需要时间,需要逐步提高研制水平。
在1960年12月,在酒泉基地又发射了两枚“1059”导弹,都获得成功。
成功的欢笑——右一为钱学森,中为聂荣臻
在三枚“1059”导弹都试射成功之后,“1059”导弹投入了小批量生产,以满足部队的需求。
1964年2月27日晚,一枚“1059”导弹撩开神秘的面纱,被送到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半个月后,“1059”导弹按上级指示改名为“东风1号”导弹。
“东风1号”这名字,取义于“东风第一枝”。当时,中国组建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地地导弹营”,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东风第一枝”。
采用“东风”的汉语拼音开头字母“DF”,“东风1号”也被缩写为“DF-1”。
也就在这个时候,在钱学森的领导下,1964年12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根据苏联“萨姆-2”地对空导弹仿制成功“红旗-1”型导弹。
1965年4月19日,第七机械工业部(前身即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召开自行设计“红旗-2”地对空导弹研制工作会议,通过了“红旗-2”总体设计方案。
1967年6月,“红旗-2”地对空导弹研制成功,开始装备部队。
此后,中国生产上万枚的“红旗-2”型地对空导弹,为确保领空安全作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