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打下“基础的基础”
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蒙养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其实，蒙养院也就是幼儿园。在民国十一年（1922）以前，幼儿园叫“蒙养院”。民国十一年一月二日，总统黎元洪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蒙养院改称“幼稚园”。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幼稚园改称幼儿园，而在台湾仍称幼稚园。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4日，清政府派出端方、载泽、戴洪慈、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端方在归来之后，认为“东西各国之富强莫非发源于教育”，而教育要从小抓起，仿照西方在中国创办蒙养院。所谓“蒙养”，即“蒙以养正”，就是从小就“正本慎始”。
1914年初，由于父亲钱均夫从杭州进京在教育部工作，三周岁的钱学森也就随父母来到北京，住在宣武门的一座四合院里。
当时，蒙养院在北京还是“稀有元素”。能够把孩子送进蒙养院进行启蒙学习的，差不多都是达官富贾。钱家当时包了一辆“洋包车”（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拉的人力车），由女佣陪同，接送钱学森到蒙养院。
常言道，“三岁看到老。”三岁时的启蒙教育，关系到此后的整个人生。那时候，在蒙养院里，孩子在“修身话”中接受做人之道的教育，在“行仪”中学习行为举止，在“读方”中识字，在“数方”中学习数数和加减，在“手技”中搭积木，在“乐歌”中初习歌舞，在“游戏”中活泼成长。
上小学时的钱学森
1921年，北京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合影
1917年，不满六岁的钱学森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通常，师范院校的附属中小学，都是教育质量上乘的学校，因为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的基地，而师范院校附属中小学正是师范院校进行教学实践的基地，所以师资优秀而充沛。钱学森的父亲在教育部任中小学科科长，当然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钱学森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在师范院校附属学校就学。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1931年与北平师范大学合并，改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今日北京师范大学。钱学森依然乘坐“洋包车”上下学，不过，这时的钱学森比上蒙养院的时候要顽皮，在车上不时左顾右盼，有时趴在车上从后面的车窗朝外看，有时朝路人做鬼脸。不过，到了学校，钱学森在课堂里却是聚精会神，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当年小学的学制是四年初小，两年高小。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了三年初小，九岁的钱学森便在1921年转校到和平门那里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念高小，给钱学森打下了“基础的基础”。
创办于1912年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首任校长就是由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亲自兼任。陈宝泉拟定了办学目标——“吸纳世界最新学理加以试验，为全国小学改进之先导。既为实验，须敢为前人所不为之事，创前人所未创之先”。这所小学始终保持着在全国小学中的实验性与示范性上的领先地位。
进入高小的钱学森，已经渐渐懂事。
钱学森的级主任（即班主任）是于士俭先生。在解放后于士俭先生荣获北京市模范教师称号。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师大附小读书时，级主任于士俭老师教我们书法课，小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赵孟等人的字帖临写，老师如果看学生写得不太好，就坐下来，照着字帖临写一个字，一笔一画地教，他写什么体的字，就极像什么体的字，书法非常好，使你不得不喜爱书法艺术。”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邓颖超也在该校教书，虽然当时邓颖超并没有教过钱学森。邓颖超在1920年毕业于直隶女师（即河北师大的前身）。同年8月18日，她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是该校第一位女教师。1922年夏，邓颖超离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应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到该校任教。
邓颖超与钱学森亲切会面
钱学森见到邓颖超，总是称之为“邓老师”。
1984年秋，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任期即将届满，需要推选新的主席。众望所归，钱学森被提名为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力辞这一职务。钱学森说，自己只是个科技人员，不是一块“当官”的料。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不会同意担任力学所所长，也不会同意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职务。这些职务后来都是在他主动而坚决要求下辞去的。尤其是钱学森知道，担任中国科协主席之后，还会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时主持科技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请出了“王牌”——钱学森的老师邓颖超。邓颖超约钱学森到中南海谈话。邓颖超说，“这好办，我告诉政协机关，叫他们平时不找你的麻烦。”
“邓老师”的这番谈话，说服了钱学森。
1991年10月17日，当80岁的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87岁高龄的“邓老师”致函祝贺：
钱学森同志：
今天从报纸上新闻报道中得知你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消息，我非常高兴，向你表示祝贺。
党和国家为了表彰你在科学事业上的伟大功绩，给予崇高的荣誉，你是受之无愧的。这不仅是你个人的荣誉，也是全体科学工作者的荣誉，因为，你是中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前辈和老师，给他们树立了榜样。我为中国有你这样的科学家而自豪！
祝你健康长寿！
邓颖超
1991年10月17日
17位深刻影响钱学森的人
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
1）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
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
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4）中学老师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 俞君适——生物学 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 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 王鹤清——化学（原子价） 傅仲孙——几何（数学理论） 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
5）大学老师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际） 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际）
6）预备留美 王助——经验设计
7）留美 Theodore von Karman（引者注：即冯·卡门）
8）归国后 毛泽东 周恩来 聂荣臻
名牌学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依仗于名师的魅力。钱学森把他留学美国时的导师冯·卡门列入名单，是理所当然的。冯·卡门是美国科学名师，有口皆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7位给予钱学森深刻影响的人中，中学老师占了7位，足见中学教育的重要，足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名校名师对钱学森的成长所起的重要作用。
钱学森回忆，曾经深刻影响他的17个人
1923年至1929年，钱学森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中国第一流的中学。早在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1901年11月2日），钦定五城中学堂成立，这便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奉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令，五城中学堂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1923年暑假之后，钱学森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升入附中。恰恰就在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也就相应改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大附中教学的特点是：起点高，方法活，要求严，学生能力强，负担不太重。
1926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的钱学森
北京师大附中教师的特点是：师德高尚、学识渊博、理念先进、治学严谨、教书育人。
钱学森提到的林砺儒老师，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副部长），他力主教育改革，反对灌输式的死记硬背。
钱学森回忆说：
我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个时代，在北京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当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我在读书时，没有死背书，看了许多书，但从不死读书，而是真正理解书。
国文老师董鲁安（即于力）、化学老师王鹤清、数学老师傅仲孙、生物老师俞谟（即俞君适）、美术老师高希舜等讲课都各有特色，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文等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画大师），暑假里开办暑期绘画训练班，教画西洋画，父亲很支持我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也学画中国画，后来我画得还不错。国文老师是董鲁安，他思想进步，常在课堂上议论时弊，厌恶北洋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到了高中一年级时，我对用文言文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音乐老师也非常好，上课时，他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当时没有电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乐曲，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几何课老师傅仲孙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钱学森从此懂得科学的严谨。
化学课老师王鹤清开放化学实验室。你有兴趣做化学实验，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做。生物课俞君适（原名俞谟，后来任江西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老师则带领同学们去野外采集标本，解剖蜻蜓、蚯蚓和青蛙。这两位老师培养了钱学森的动手能力。
图书是进步的阶梯。北京师大附中的图书馆，曾经给了钱学森莫大的帮助：
在20年代，我是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当时学校有一个小图书馆，只有一间书库，但却是同学们经常去的地方。那间图书馆收藏有两类图书：一类是古典小说，像《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这类图书要有国文老师批准才能借阅；二是科学技术图书，我们自己可以借来看。
记得初中三年级时，一天午餐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
大家听后茫然，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列宁是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
但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却激起了我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的崇敬。到高中一年级我就去图书馆找介绍相对论的书来看，虽不十分看得懂，但却知道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概念和相对论理论是得到天文观测证实了的。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很注重外语教学，有的课程用英语授课，钱学森的英语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到了高中二年级，钱学森还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
钱学森还曾回忆，“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当时高中分文理科，我在理科，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
钱学森还说，我附中毕业后，到交通大学学习，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了。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现在的中学能像当年附中那样水平就行。
值得提到的是，就在钱学森在北京师大附中读初一的时候，1924年1月17日，鲁迅先生来校作《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说。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任职，是钱学森父亲的同事。鲁迅穿了一件旧的青布长衫，用带有很浓的浙江口音讲话：
钱学森的北师大附中毕业证书
1955年10月29日，钱学森重返北京师大附中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引者注：即阿尔卑斯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
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
……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鲁迅先生的这篇演说，后来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作为课文。北京师大附中作为一所中学，能够请到鲁迅前来演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所中学思想的活跃、活动的广泛。名人的演讲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钱学森对北京师大附中充满感情，1955年10月29日，他从美国返回北京的翌日，就到这所阔别20多年的母校看望老师。用钱学森的话来说，在北京师大附中的六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钱学森还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