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蒋介石与第三任妻子陈洁如的女儿蒋瑶光，全然不顾自己敏感特殊的身份，找到周恩来，见面第一句话便是为她的丈夫陆久之求情。

“周总理，请您一定要救救久之，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么多年来，他为国家做的贡献，您是知道的。

现在他被判刑15年，求您一定要帮他作证，还他的清白。”

蒋瑶光那时早已经与蒋家脱离关系，跟随母姓改名为陈瑶光，所以她才能顺利见到周总理。

而周恩来一听陆久之被判刑15年，当即就坐不住了，马上叫人去了解情况。

“瑶光女士，你不要着急，陆久之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不亚于任何党员，所以我绝不会对他坐视不理。”

听了周总理的一番话后，陈瑶光才终于放心。

很快，周总理拿到了“汉奸”陆久之的“罪状”，上面清楚地记载了陆久之作为蒋介石的女婿，与国民党众多军官都关系匪浅。

更重要的是，在日军侵华前夕，他曾在日本生活七年，结交了许多日本高官及上流人士，这些“亲日”举动，仿佛坐实了他“汉奸”的身份。

以上种种“罪状”，最终导致他被判刑15年。

周总理在看完陆久之的条条罪名后，竟然忍不住笑出了声：

“瑶光女士，你暂且回家等一等，过几天老陆就能回家了。”

周总理突如其来的笑意，让陈瑶光内心充满疑惑，但此时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听从总理的话，回家等待。

而就在几天后，拥有无数条罪名的陆久之果然被无罪释放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陆久之又为何能在条条罪状下，获得周恩来的保释？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陆久之是湖南长沙人，父亲陆翰曾任军法处处长，还当过卢永祥的幕僚。

以陆父的身份和地位，陆久之应该同许多“军二代”一样过上衣食富足的生活。

但年少时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陆久之开始意识到，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人民的天下。

所以他毅然决然投身于工人阶级，与好友蔡叔厚一起创办了一家电机公司。

（蔡叔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绍敦电机公司对于上海成百上千的大企业来说，是最不起眼的存在。但任谁也不会想到，这里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站点。

那时，陆久之表面上是公司的副总，背地里却是上海地下工作总会秘书处秘书，而他的直属上司正是周恩来。

当时，陆久之本意是投身革命，但出于某种原因考虑，周恩来同意蔡叔厚加入中国共产党，却否决了陆久之的入党申请。

这让陆久之十分不解。

1929年，陆久之接到周恩来派发给他的一项秘密任务——掩护日本共产党书记佐野学成功回到日本。

刚接到任务的陆久之，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完成，因为当时的他在上海已经有了自己的“圈子”，并且发展了很多线人。

按理说，只要陆久之一声令下就会有很多人帮他一起掩护佐野学，可即使没有成为党员的陆久之，也明白“军令如山”这四个字的含义。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对他最不利，却对任务对象最安全的方式——那就是将佐野学以老师的身份，安排其住在自己家中。

一个月后，佐野学身份意外暴露，被国民党特务抓捕，而陆久之却因为表面上“与共产党没有关系”而被释放。

那时，陆久之才明白了周恩来的深意。

“他不让我入党，不单单是让我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么做还是为了保护我。”

后来，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报复，陆久之这个“三无人员”，于1930年，孤身前往日本。

在那里，他取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

也是在那里，他成为上海《申报》的驻东京特派记者，但这一身份无疑加重了他多年后的“汉奸”罪名。

为获取更多更准确的情报，陆久之不得不佯装出一副“亲日”姿态。

他经常出入日本高官举办的各种活动，而日本人也正需要这样“打着伪善的幌子，向外界透露虚假消息”的记者。

可以说，陆久之身背“汉奸”罪名的那几年，正是他向我党传递情报最多的那几年。

1930年末，陆久之写给我党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日本不久之后将会对我国东北地区有所行动，请组织做好准备工作。”

果然，第二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自从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兵指华北、华东，陆久之也不得不回到云谲波诡的上海滩， 继续自己的潜伏任务。

再后来，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政府，自己却做了“儿皇帝”。

陆久之为抗战大计，表面上宣誓效忠，且任职与军统局设在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站”。

实际上，却暗地里将自己所收集到的所有情报都传递给了党组织。

而他不仅靠着在日本时发展的人脉，由日军海军大佐冲野亦男出资，买下了《上海华美晨报》的发行权，还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拿下由日本人开办的海安信托公司管理权。

用更加便于理解的话来说，陆久之就是一边用日本人的钱为八路军提供大批物资，还正大光明地收集日本军事、经济情报，把它们传递给我党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

至此，陆久之以身犯险，游走于红军、国民党、日军三方势力下的他，成了共产党打入敌人内部至关重要的“一颗子弹”，只等关键时刻，给敌人造成致命一击。

陆久之虽然有勇有谋，但也不可能在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下，全身而退。

一次，日本人发现经由陆久之之手的一批军火，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新四军手中，这让他们对陆久之的身份起了疑心。

他们秉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态度，将其吊起来严刑拷打，而陆久之始终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有联系。

最终，由陆久之的日本好友古川施太郎出面，为他打点关系，陆久之才被释放。

1945年8月15日，这是每个中国人应当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时，中国的形势也从“外忧”转变成了“内患”。不久后蒋介石挑起内战，丝毫不顾国家民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曾经的伪军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命不久矣”时，陆久之却凭借自己庞大的人物关系网，成为国民党陆军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

而他的直属上司，正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时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的汤恩伯。

陆久之还在汤恩伯秘书长胡静茹的夫人朱安琪的介绍下，认识了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养女蒋瑶光。

当初，蒋介石为与宋美龄成婚，不惜将自己当时的妻子陈洁如骗去美国，自己则留在国内，单方面宣布与陈洁如离婚。

而陈洁如得知自己被离婚的消息后，远在美国的她，气得差点跳海自杀。

女儿蒋瑶光一气之下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跟随母亲改姓陈。

从此，世上再无蒋瑶光，只有一个单亲妈妈陈瑶光。

陈瑶光早年和一个朝鲜人结婚，生下两个儿子，可谁知那名朝鲜人的真实身份竟是日本特务，陈瑶光怒不可遏地与他离了婚，选择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1946年7月，陆久之与陈瑶光在好友的安排下见了面，双方都知道彼此的身份，所以除去了身份的枷锁，二人的谈话轻松又愉快。

彼时，陈瑶光与蒋介石的矛盾早已经根深蒂固十几年，短时间不可能轻易化解。

而陆久之后来曾坦言：自己娶陈瑶光与她是蒋介石的女儿没有一点关系，他确实是被陈瑶光的性格与人品所吸引。

但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女婿的身份确实让他行事更加方便，可他和妻子都十分讨厌这个头衔。

陆久之与陈瑶光结婚的消息传开后，上至国民党高官，下至报社记者，见到陆久之无一都要尊称一声“驸马爷”。

在外人看来，成为蒋介石女婿、事业平步青云的陆久之，在国民党内部，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般的存在。

但除了周恩来与陆久之两人，无人知晓，这位在国民党内部“只手遮天”的大人物，竟然只是一个没有党员身份的“编外特工”。

就连陆久之的妻子陈瑶光，都是在陆久之被关押后，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

后来，蒋介石逃往台湾。陆久之作为他的女婿，决定给老蒋“最后一击”。

1950年，周恩来发布秘密任务给陆久之，让他尽力策反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团长朱世民。

但朱世民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之一，并不是轻易就能被说服的。

可还没等陆久之抵达日本，见到朱世民，他就被告知对方已经被革职，逃往美国了。

这次任务最终以失败告终，就在陆久之偷渡回程时，头部不慎被船上的铁架砸到，当即便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留下了即将伴随终身的后遗症。

1955年，陈瑶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走进了周总理的办公室。

原来，就在前不久，国家全面调查汉奸余孽、国军残党，而陈瑶光因为与蒋介石早已断绝关系，才侥幸免除审问。

但陆久之却由于早些年间，与日军、国民党关系“亲密”，加之种种证据，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判刑15年。

而陈瑶光此行的目的，是想请求周恩来出面，帮自己的丈夫陆久之洗清冤屈，从而免除那15年的刑罚。

而周总理作为知情人，他深知陆久之为党做出了多大贡献，所以才在看完陆久之那些所谓的罪状后，笑着承诺陈瑶光：

“老陆不久就能回家了。”

正如周恩来所承诺的那样，陆久之不久便被无罪释放了。

此后，他一直与夫人陈瑶光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坚决不给党填任何麻烦，也从没提过任何要求。

直到1971年，陈瑶光的母亲陈洁如在香港去世，二人前往香港参加葬礼。

丧期结束后，陈瑶光继承了母亲大笔遗产，选择从此定居香港。

她劝说丈夫和自己一起留在此处，但陆久之认定大陆才是他的家，便拒绝了妻子的提议。

2002年，正值陆久之的百岁生日诞辰之际，他公开发表陈词：

“我20岁接触共产主义，追随周恩来，为革命奔波了半个世纪。

不要再把我和蒋介石扯上关系，之前我没沾上他什么光，以后也更不可能了。

蒋介石是蒋介石，我是我，不要把我们混为一谈。”

2008年2月12日，陆久之走完了自己的传奇人生，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

陆久之作为党的“编外人员”，却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党。

他曾经背负着国人的唾骂，为党传递情报；

也曾在人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时候，仍不忘去策反任务对象；

还曾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却绝不背叛党组织……

正是因为存在太多像陆老这样默默奉献的英雄，才为今天的我们换来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END-

【文｜江晨】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