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师
1953年7月,我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我在大学毕业分配志愿表格上,填上了愿意到长江流域工作。结果呢,就被分到湖南省农林厅(现为湖南省农业厅),随后再下派到湖南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任教我在地图上找安江,开始时找了半天没找到,最后总算找到了,是在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那时湖南省有四个中等农业学校,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我是在西部的那一个。那个地方的确比较偏僻,同学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一盏孤灯照终身。我讲我有办法,我会拉小提琴,我到了那里,寂寞的时候就拉小提琴,可以消遣。
我告别父母兄弟和老师同学,由重庆坐船顺着长江到武汉,再转火车到达长沙。在长沙,我到湘江去畅游了一番。然后在出发前往地处湘西黔阳地区(今怀化市)的安江之前,我用刚领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把小提琴。我乘坐那种靠烧木炭的汽车,翻越雪峰山。由于道路很不好,感到行车十分危险。
由湖南省农林厅管辖的安江农校,地处黔阳县(今怀化洪江市)县城安江镇附近,为群山环抱。它原是"圣觉寺"的旧址。虽然地处偏远,但它既远离城市,风景秀美,又有千年古刹的灵气。当时从长沙出发,坐了两天的汽车才到安江,到了安江一看,倒还可以。校长向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时,特别讲到学校有电灯,说有电灯就不是乡下了。记得那时候憧憬美好幸福的生活时,总是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嘛。
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是傍着学校流淌的那条沅江,因为那是个游泳的好去处。也因为这条江,我一下子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学校。刚到校,我把行李一放,就跑到江中游泳去了。
在这里,我开始了长达18年的教书生涯。当时我觉得当老师还是好,一个是有寒暑假;二是比较稳定,不会经常出差,跑东跑西;再一个就是与年轻的学生在一起,挺有意思的。那段教书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那时是解放初期,全国处在学苏联、学俄文的高潮中。刚到学校的时候,外语课改为学俄文,学校正好缺俄语教师。校领导认为我是在大学期间学习过俄语的,所以就拿我滥竽充数,安排我教俄语。我虽然不是学俄语专业的,但教初级的俄语还没问题。俄语最难的就是卷舌音" P --",我原来会唱俄语歌《喀秋莎》,发这个音没有困难。这样,开始的第一年,我做了一学期的俄语课老师。
后来,学校遗传学教研室认为我既然大学学的是遗传育种专业,应该学以致用,就把我从基础课程教研室调到了专业课程教研室。我除了教课,同时还担任农学班的班主任。我有个弱点,就是政治思想水平低,不会做思想工作,但是我发挥"班三角"的作用。什么是"班三角"呢?一个团支部书记、一个班长、一个学习委员,那时叫"班三角"。我叫那个团支书做思想工作去。我这个班主任就带他们搞各种各样的课余活动和体育活动,比如拉小提琴、教唱俄语歌、带"旱鸭子"学游泳、练跑步、练跳远、踢足球等。
记得我们班上有位名叫李俊杰的文体委员,我时常教他拉小提琴,后来还把我自己的那把小提琴送给了他。他会作曲,每次他作曲之后就拿来给我修改,我们两人高兴起来,就一起唱歌。
学俄语,我的办法是组织他们唱《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苏联歌曲;还编了简单的相声,用俄语排练,和同学一同上台表演,结果还赢得了台下一片掌声;我还组织学生与苏联对口学校的同学用俄文通信,这样提高了学生学习俄文的兴趣,也收到很好的效果。有时星期天我还带学生去郊游、去实习,跟学生打得一片火热。
为了把课上好,我经常带领学生去农田,或是爬上雪峰山采集实物标本。有一次,我们在雪峰山上看到一块巨大的礁岩,上面都不长植物了,我们爬上这块伸出去的大石头往下看,哇!安江就在下面,近在咫尺,心中顿生一种对自然情景和对著名的高庙遗址文化属地古老安江的美好感情。
上遗传学课时,我们还没有一本正式由教育部门编写的教科书。我们就自制图解、画表格,实际上就是自己编教材了。因为都是亲身实践、亲手操作的,很生动活泼,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有助于他们加深记忆和理解。为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我喜欢带他们搞试验。那时每个班都组织课外活动小组,我就让我们班成立一个科研小组,试图把课堂知识的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我考虑应真正搞点研究。这样,在教书之余,我带领学生科研小组搞试验,希望能搞一个什么新的品种,一种高产的新作物。
建国初期,搞"一边倒",全盘照学苏联。当时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在中国相当盛行,他们的理论认为无性杂交是可以成功地改良品种或创造新的品种的,这种论断影响着中国农业研究发展的方向。无性杂交,就是通过嫁接和胚接等手段,将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品种的可塑性物质进行交流,从而创造新的品种。它否认"基因"的存在,并将"基因"学说作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现在看来所谓可塑性物质能改变生物的遗传性,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当时想搞点粮食作物的研究。开始是搞红薯,主要是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希望通过月光花光合作用强、制造淀粉多的优势来提高红薯产量。搞短日照没条件,我就拿我的被单涂墨来遮光。还搞了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的试验,希望它上面结番茄,下面长马铃薯。还有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等等。当年确实也结出了一些奇花异果,比如月光花嫁接红薯,地下长出的红薯,一个一个很大,最后一个好大哟,17.5斤,大家好高兴,称为"红薯王",而且上面也结了种子。这在当时认为是很不错的,我非常高兴。后来我还因此出席过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当时我很兴奋,以为这一成果说明我已经找到了增加作物产量的方法。
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当年结了一个瓜,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拿到教室让学生看,大家哄堂大笑,吃起来味道也怪怪的,不好吃。
第二年,我按照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繁殖学说,把培植这些奇花异果所获得的种子种下去以后,却发现所获得的优良变异并没有遗传下来。月光花嫁接红薯的种子播下去,只有地上照样开月光花,地下却不再结红薯了;把番茄种子种下去,番茄还是番茄,下面根本没有马铃薯;马铃薯种下去,上面也根本没有番茄。这使我对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产生了疑问。其实植物和动物都一样有性别的,我意识到这种方法不能改变这些作物的遗传性。
我也听说一个故事,说有一位科学家将老鼠尾巴割掉,以为这是获得性遗传,结果割了几十代,尾巴仍然还在。
按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搞了三年,终于是一事无成,当代嫁接是可以的,但根本不能遗传,试验失败。
当时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在中国盛行。米丘林曾做过这样的试验,为了提高梨子的含糖量,给梨子打葡萄糖针。对米丘林做这项试验我们无可厚非,但后来苏联专家来中国讲学,以此为例来说明,这就很荒唐了。李森科则说现代遗传学是唯心的、形而上的、反动的,这种言论更加荒谬。
大概是在1957年,我曾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报道, DNA 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表明现代遗传学已进入到分子水平。国外在遗传学研究上已进入了分子水平,而我们却还在搞什么无性杂交、环境引诱、风土纯化。我意识到李森科鼓吹的一套,实际上却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我感到他们只是把一些哲学概念套到遗传学上,实质上不是什么环境遗传学,而是政治性的遗传学,是为了迎合政治上的需要,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很荒谬。于是,我恍然大悟,我说我是迷途的羔羊,信奉了很多年,实际上是被误导了很多年,走了好几年的弯路。
从1958年起,我觉得还是应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那才是真正的科学。不过,那时候虽然也说要百家争鸣,实际在农业教育系统中占主流的是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仍然把摩尔根遗传学当做唯心的东西。我当时不敢公开看摩派的书,只能是偷偷地看,用《人民日报》把书遮住,有人来就装着看报纸,没人才看书。其实我在大学时就有了一些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基础,而此时我从文献中更进一步了解到孟德尔、摩尔根现代经典遗传学已经不是停留在理论上了。实践证明,染色体学说和基因学说已对改良品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当时的无籽西瓜等。这时,我意识到应该抛开米丘林、李森科那一套学说了,决心回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上面来,用它来指导育种。讲课时我也偷偷地给学生们讲一些孟德尔、摩尔根现代经典遗传学的知识。
饿殍的震撼
在1960年前后,我们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闹大饥荒。当时吃不饱饭,那真难受啊,也是饿死了人的!我至少亲眼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的是路有饿殍!那种凄惨的场景对我有很大的刺激,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深深感受到了粮食的重要性。没有粮食太可怕了!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粮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战略物资。这对我触动很大,心灵受到震撼!
身处困难时期,大家成天都想能好好吃饭,能吃饱饭。我曾做梦梦见吃饭时吃扣肉,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饿急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草根、树皮都吃。为了填肚子,那个时候搞什么增量法﹣﹣双蒸饭,就是把饭蒸两次,本来二两米蒸一碗饭,就蒸到一碗半那么大。有些还放了苏打,米饭就发了,像发馒头那样发很大。但实际上干物质只有那么多,吃了很快就消化掉了,照样饿,而且饿得更快。有时候用米糠来替代,不仅越吃越饿,而且解不出大便。
安江农校旁边就是沅江,我原本是整年游泳的,一年四季游泳都是横渡沅江,游过去游过来。即便是冬天气温零下2摄氏度,下雪,水温只有9摄氏度,我也游。但在1960、1961、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吃不饱饭,就中断了游泳。没有能量,你怎么游得动呢?
那时候在农村实习,吃不饱就双脚松软无力,出现水肿。生产队一口大锅,七八十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的油涂一下,然后把红薯藤老茎秆煮一大锅来吃。那个时候苦得很,但我和我周围的人还没达到吃观音土那个地步。我们跑去山上去挖那种含有淀粉的植物的根,可以烤熟来吃。冬天是很难熬的,到晚上睡觉前先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再放到被窝里面去,可是烤热的脚很快就冰凉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得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啊!那个时期,饥饿难受的滋味到现在回想起来,仍是不堪回首。我们是学农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建国之后,受到国家培养,是想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面对全国粮食大规模减产,几乎人人吃不饱的局面,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非常自责。本来我就有改造农村的志向,这时就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来自农民的启发:"施肥不如勤换种"
我试图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开始搞育种,首先考虑的是研究小麦、红薯。
就在那时,开过一个全国小麦会议,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西藏的小麦亩产上了1000斤,而湖南小麦产量是全国的倒数第一(平均不到300斤)。原因是气候不适合,易得赤霉病,我由此意识到在湖南搞小麦没前途。
搞红薯研究时,正面对全国性的饥荒,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与此相应,我们农校搞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师生要深人农村,支援农业。因此,我带学生下到农村实习,向农民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搞了红薯高产垄栽试验,最高的一苑竟达到20斤!
然而,我并没有继续搞红薯。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党中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农村"蹲点",我们所去的农村,有很多"点"办在那里,什么省委的点、地委的点、妇联的点、共青团的点、供销社的点等等,各个"点"一到了晚上就参加生产队的会议,讲一席话,如供销社的干部要收购兽皮等等,然后处理记工分之类的日常杂事,开到半夜才研究生产。每当这种时候,水稻的种植技术就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等水稻技术问题讨论完了,生产队队长就会宣布散会,然后再搭上一句:"哎,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别忘记了红薯,要育苗了。"看来红薯原来只是个搭头,没有地位。我意识到搞红薯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不是主要作物,不受重视,没有课题,没有经费,做不下去。实际情况是,在湖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粮食都是水稻,因此最突出的作物是水稻,其他的不太受重视。
其实,我自幼就对米有一种莫名的感情。才稍稍懂事的时候,记得是在德安老家,我父亲有时从天津带来小站米,并对我们说:"这是最有名的小站米,你们觉得好不好吃?"在我幼时的记忆中,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觉得那米真的很好吃。
意识到水稻才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南方的首要粮食作物,于是我从1960年起,把目标又从研究红薯转为研究水稻。
于是,我搞起了水稻方面的试验。我搞了水稻的直播试验、密度试验,其中,直播试验每亩比一般的增产90~100斤。
在农村实习当中,我看到一些农民从高山上兑了种子担回来种,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跑到那么高的山上去换种呢?他们说山上的种子质量好一些,产得多些。他们接着还说了一句话,叫做"施肥不如勤换种",意思是说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施肥管理,只要种子好,产量就会高一些,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提高产量的办法。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农业上增产的途径有很多,但其中良种最重要。
在与农民们的接触中,他们也诚恳地对我说过:"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农民们淳朴的话语使我触动很深,我意识到了农民紧迫的需要是什么,那就是良种!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2021年5月22日),出生于北平(现北京市),江西省德安县人,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1953年8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8月—1971年1月在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员。1971年1月—1984年6月任职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1978年9月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1984年6月—1988年1月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1988年1月—1995年5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5月—2015年8月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21年5月22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毕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所研究的杂交水稻累计已在中国推广约68亿亩,增产粮食6000多亿公斤,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而且始终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头雁”,被海内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