殚精竭虑 未雨绸缪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抓紧做好接受技术援助的准备工作，催促苏联政府履行协定，成了父亲的一项重要工作。
父亲深知，协定是写在纸上的，要使它真正地落到实处，不会是那么轻而易举，还得作出更多的努力。由于事情总是复杂多变的，父亲时常感到心力交瘁。
总的来说，1957、1958年，协定执行得比较顺利，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并派出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指导。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在尖端武器研制方面的起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中国人民心存感激。当时，毛泽东曾发出指示："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成自己人。"这个指示也极大地鼓舞了在我国的苏联专家。
最初的顺利滋长了某些人的依赖心理，有人说，有苏联援助，听苏联专家的，照着苏联提供的路子干就是了，工业和科研设备可以整套进口，何必自己再费那么大劲去搞什么自力更生？
父亲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倾向，他一有机会就强调：自力更生永远都是对的，永远都不会过时。如今我们向苏联人学习，仍然是为了将来能够自力更生。
父亲心里非常清楚，从根本上说，不能指望苏联把最先进的东西卖给中国。父亲感到，他们总是要让中国落后它一代，甚至两三代。苏联人的这个意图，他看得很清楚。
对苏联提供的样品，父亲反复告诫负责接收的部门：是新的还是旧的？他有这方面的教训。抗美援朝时，苏联卖给中国的装备里就有不少二战时他们用过的旧货，刷上漆当新品运到中国，一次在火车站，他发现一辆坦克上的油漆还没有干透，就对同行的苏联顾问说："你这个坦克立过多少战功呀？"弄得苏联顾问很不好意思。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核心内容，是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导弹。其中最核心的，是原子弹。这方面，他们确实派来了一批核专家。导弹方面，给了两枚 P -2型地对地导弹，一个营的导弹地面设备，另外还给了一点 C -75地对空导弹，还有一种射程50公里左右的岸对舰导弹。
但是，协定中最重要的苏联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却迟迟没有到来。
一次，苏方通知，原子弹的实物样品已经运到了绥芬河，要中方派人去接收。当中方做好全部准备并按时赶到预定地点时，苏方又说"样品还没有到"。情况报到父亲那里，父亲不由得心生疑窦。
后来，苏方就是以种种借口拖延不给。先是要看是否有专门的储藏仓库，等我国将专门仓库盖好后，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而在中国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苏方专家也表示满意后，1958年10月，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局长波利雅可夫复函中国二机部副部长刘杰，"鉴于教学模型及资料储藏室的建筑工程将于1958年10月完工，教学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到了限期，苏方还是拖着不给。
赫鲁晓夫下台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
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展开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而蒙在鼓里的中国还在组织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就上述问题进行谈判。
事实上，两国关系的恶化缘于苏联方面的无理要求。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他要中方回答不久前苏方提出的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被毛泽东顶了回去，因为这项建议有损中国主权，当然被严正拒绝。赫鲁晓夫有意控制中国的意图被戳穿后，他恼羞成怒。很快，在他的授意下，中苏两国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紧接着中印关系紧张起来，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事实真相和中方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这等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这个时候，父亲已经隐隐预感到，中苏两国的分歧肯定会影响到"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苏方一再推迟原子弹样品的交货时间，便是最好的证明。
终于，苏联人开始摊牌了。
1959年7月初，父亲在庐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收到二机部的报告。报告附有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以当时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理由，怕"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这个借口似乎冠冕堂皇。但是，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父亲认真地读完信，琢磨了好长时间，越来越觉得这是苏联要毁约停援的信号。
事情重大，父亲通知二机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于7月14日，庐山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到庐山汇报，商量对策。
宋任穷后来回忆说﹣-
我们在庐山期间，关于苏共中央来信和我们分析研究的情况，我向彭老总和聂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由于在受批判，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没有讲什么意见。聂老总说，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我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亲笔代中央草拟的给苏共中央复信稿。在向周总理汇报时，请示总理要不要复信，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为了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1959年6月，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就定为"596"。
1959年9、10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以及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都影射攻击中国，说中国是什么"好斗的公鸡"。这表明，苏联有意挑起事端，使两党之间的争论公开化。
父亲清醒地意识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撕毁所有科技合作协定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他要秘书把各个方面的情况搜集一下。很快，工业、科研、国防等有苏联科技援助项目的单位，都把情况报了上来。不少单位都出现了苏联拒绝援助、苏联专家消极怠工的现象。
1960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父亲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情况，先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后又在会上就此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提出：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终止与中国的协定。他说﹣-
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上对中国不放心，所以在国防新技术方面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就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它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中国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会后，他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中苏科技合作中出现新情况的报告》。父亲报告的大意是：中苏科技合作出现了新情况：我向苏方要一般的通用资料、原材料、设备还能要到，精密和非标准设备、特种原材料苏方卡住不给了；一般仿制、工艺专家还能请到，设计专家请不到了。相反，苏方向我国索要的科技成果却成倍增加，而且过去大多是要些农业、轻工业、手工业、中药等传统技术，现在要的都是新技术了。这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研究对策。父亲提议，我方能承担的科技合作项目，仍积极承担，以争取主动。周总理完全同意父亲的意见。
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紧接着广州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我军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等问题，通过了1960年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会议还明确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
父亲3月26日回到北京，到7月苏联撤走专家、断绝技术援助之前的3个多月中，他为迅速组建成中国"两弹"的独立研究制造、试验的体系，更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
3月28日，是他回来的第三天。父亲致信给苏驻中国国防部专家组组长巴托夫大将，表示中国仿苏制导弹的几种型号，将在当年底和1961年初陆续出厂，希望苏联国防部在中国进行靶场试验时，能临时派遣专家组来华，帮助组织与试验有关的各项工作。同日，父亲亲自审改了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电报稿。电文说，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一期工程将在今年6月间完工并交付使用，拟在5月至6月间用苏联供应的两枚地地导弹进行实弹射击，请苏联供应火箭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请派9名专家来帮助训练操作，指导实弹射击。
3月31日，父亲和张爱萍一起听取五院王秉璋汇报，指示五院要处理好仿制与自行设计的关系，仿制的技术力量可以转移一部分到自行设计上，但在自行设计的新型号未投入试制前，仿制生产不可停，以防工艺技术生疏了。
4月初，在听取宋任穷汇报最近赴苏拟与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长斯拉夫斯基谈判，要求继续履行援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合同时，父亲指示宋任穷，二机部要抓住此次有利时机，抓紧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设，争取尽快把它建起来。
由于我们有了警惕，在苏联领导集团撕毁协议、中止援助的图谋还没有向他们的下属传达的时候，二机部抓住机会，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紧逼苏方交付设备。浓缩铀厂是生产原子弹核装料的关键工厂，1959年12月初，苏联专家负责人到现场察看，估计至少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完工。有些专家态度友好，要我们抓紧工作。结果我方用10天时间就把主厂房建好了，而且满足了对清洁度的严格要求，迫使苏方不得不按时提供了主工艺设备。二是对苏联专家热情友好，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和资料学到手。父亲对二机部的这种做法很赞许。
还是在这个月，父亲两次听取五院工作汇报，再三强调加速仿制和研制工作，支持科学家们的工作，减少他们的事务，特别点名减少钱学森等专家的行政事务。父亲焦虑地说："我现在要问在座的各位，有无信心？有什么困难？还要什么保障条件？你们都可以提出来，什么都可以为你们解决。再好的将军，不打败仗是不可能的，失败十次、百次，从中吸取教训就可以成功。"
连续紧张的工作使他十分疲劳，医生告诫要注意休息，防止心脏病再犯，但父亲未放心上。
4月16日，他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以及钱学森同赴上海。18日，他们同到江湾机场，在简易试车台观看新型探空火箭发动机地面热试车。父亲对设计院杨南生、王希季等全体技术人员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评价很高，希望他们加倍努力工作。
连续数月的操劳，5月2日父亲心脏病复发，第二天进入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治疗。院住院治疗。
6月4日，父亲身体刚好不久，致信安东、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从设备分交代表团五院小组与苏方谈判情况看，苏方对五院的设备供应，坚持拖至1963年供完，明年只答应供 xxxx 万卢布，采取尽量少供甚至不供。有鉴于此，为了使五院明年所需要的设备不致产生或少产生缺口，除继续尽最大努力争取苏方增加供应和跳出苏联框框，积极向德、捷等国订购外，请你们研究如何将五院所需设备尽速立足于国内。凡在苏方订到样品或图纸者，如数量不足，就积极在国内安排仿制；有些设备估计短期内苏方不可能供应者，要根据条件，大胆地进行独创设计，不要怕走弯路。重大的仿制和设计项目，要及早提交计委，力争安排在国家度计划内。在仿制和设计时，不要只看着某几个厂子和某几个部门，而要多找门路。以上意见请你们作一研究。"
6月23日，父亲在同陈赓、刘亚楼、张爱萍等研究五院工作时，说：苏联对已经答应援助的和几个协定之内应该给我们的东西，他们一拖再拖，就是不给。因此，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无非是拖长些时间，困难一点而已。我们要争口气，不能低三下四。但协定这条线我们不主动断。"10月15日协定"中规定给我们的东西，能够要到的就要，要不到就算，不勉强。要记下这笔账。非标准设备我们也要自己干，我们要向有真才实学的苏联专家学习。在研究、设计中，主要应该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
7月3日，这是苏联正式撕毁中苏全部援助协定的前13天，父亲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把他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一直在考虑的我们在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上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向党中央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力争独立自主，依靠自己，而不是指望外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要建设的设计、设备和技术大都是成套进口，这一段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迅速掌握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科学技术上的依赖心理，有些同志总想伸手向人家要，无形中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方针。目前国民经济中一般技术问题大体上解决了，还有一些重要的环节尚待解决，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尖端技术方面虽然还差，但也已经从无到有，打下了一些底子，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路子。因此，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能的。（周恩来总理阅时在此旁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
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作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账。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对例行的年度中苏科技合作，也以少提为好。我方已经签字承担的义务，如提供苏方技术资料、接受来华考察等，在一般科学技术范围内，我们仍应按协议如约完成。对苏联专家，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派留学生的方针也要重新考虑，对方限制重重，去了学不到什么新技术，因此最近应少派，但不中断。
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自己封锁自己。（周恩来总理在此旁批：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仍派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研究员，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对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对这个报告，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都圈阅同意。周总理在父亲报告的有关部分作了许多旁注批示，积极支持父亲的建议。
夜以继日，未雨绸缪，父亲和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尖端事业，真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逼上梁山，自己干吧！
1960年7月16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7月18日，消息传到北戴河。毛泽东对前来汇报的李富春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7月2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定书以及5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事实上，在中国国防尖端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在照会之前就已开始撤离。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浓缩铀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也突然撤离；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从7月中旬起到8月22日，苏方撤走了在五院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
据钱三强回忆：苏方连一张图纸都没给我们留下，临走还恶狠狠地说："看你们收拾这一堆废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20年也干不出来。"
说起来，那时的情景真够凄惨的。国际敌对势力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对中国"毁灭性的打击"。赫鲁晓夫甚至说："搞原子弹，你们到头来连裤子都没得穿的。"
尽管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不留余地，中国政府还是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出发，对苏联的做法采取了克制态度。父亲指示有关单位，一是抓紧时间尽可能在苏联专家走之前多向人家学点东西，二是专家走时要以礼相待。据此，各单位对即将归国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普遍举行了欢送会，并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谢意。不少苏联专家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临走时表现出了依依不舍之情。
苏联领导集团的做法，激起了广大科技人员的愤慨，大家都表示，中国人一定要争口气。
毛泽东7月18日的指示传达下去后，科技人员感到振奋，很多人发誓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来。在海外，也引起强烈反响。年轻的科学家周光召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出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内写信，"请缨"回国参战。
周恩来总理态度鲜明，他鼓励大家说："苏联政府采取卡脖子的办法，想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那是办不到的。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也是富有智慧的民族，没有什么力量能压服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难住我们。"
性格豪放的陈毅元帅在那个时期，对我的父亲说了一句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话："就是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父亲一直记得庐山会议前夕彭德怀对他说过的话。彭总说："聂总，两弹一星的事，我就拜托了。"如今彭总出事了，但他的这句嘱托父亲永远也不会忘记。
1960年9月，中苏两党的高级会谈中，在谈到苏联领导人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的关系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总而言之，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危机关头旗帜鲜明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表示：要"变压力为动力""变气愤为发愤"、"集中全国力量，立足国内，突破两弹技术"。
父亲身为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副总理，而且还是全国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苏联人这一撤走，他那段时间的压力是最大的，心情也是很不平静的。
毕竟，这个突然的变故打乱了原先的部署，给我们国防尖端科技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在这个变故面前，有些人难免产生为难情绪：离开苏联，我们还能干出来吗？
父亲就担心这个。气可鼓而不可泄，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士气比什么都重要。
五院的领导专程赶到北戴河向父亲汇报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情况，他们提出了一些困难，流露出焦急和忧虑的神色。父亲对他们说："大家不要着急，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是暂时的。希望你们下决心依靠自己的专家，把导弹和试验设备研制出来。"
父亲把安东找来，对他说："国防科研要缩短战线抓重点。地地导弹的研制是战略任务，人力、财力、物力，要确保首先用于五院。其他的国防科研项目也要排排队。"
1960年初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曾规定：国防科研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也就是说国防科研方面要紧紧抓住"两弹"和电子技术，这也是父亲极力坚持的方针，因为他觉得，"两弹"是战略武器，有了它们，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大为改善。
当时的父亲，做梦都盼着，中国的导弹赶快从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
回到北京后，父亲请钱学森、梁守槃、屠守锷、任新民等五院的导弹专家们座谈。谈及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造成的压力，钱学森坦言："现在国家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困难，国外压我们，国内经济困难，反右斗争一些科技人员也受了委屈，有的人自然有想法，有点怨气，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决不会动摇对祖国、对党的信心，我们五院的同志，一定会在撤走专家的压力面前挺直腰杆，我们通过努力能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导弹事业。请聂帅转告中央放心，苏联压不倒我们。"
听了这话，父亲高兴地说："毛主席在北戴河讲过，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不然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这个指示你们听过传达了。主席还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重的勋章。主席讲得有道理，他们一逼，我们早一点站起来，早一点独立干。党和国家相信我们自己的科学家，相信你们会成功。"
国庆节过后不几天，父亲在三座门召开五院九级以上科技人员座谈会，他在会上说：
"现在大家都很着急，都想做更多的事情．…根据大家当前的情况，提出几点同志式的意见，以供参考。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这样几句话：'加强学习，加速进步。勇于负责，技术民主。提高自己，培养后辈。又红又专，终身努力。'……五院就是大家的家，五院的工作就是大家的终身事业，希望同志们下决心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干一辈子，为国防技术献出自己的一生，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是万世之荣……只要大家尽了心，用了力气，失败了不要紧，要打气，绝不要泼冷水，更不会追究责任，要坚持下去，吸取经验，反复试验，直到成功为止……要力戒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万万不要向党和人民翘尾巴，讲价钱。任何人只要翘了尾巴，没有不在前进道路上摔跤的……"
父亲的这次谈话情真意切，令在座的科学家们深受感动，许多年后他们仍然记得这次讲话，感到"平易近人"，是"肺腑之言"。
卧薪尝胆、奋发自强的气氛弥漫在会议厅，甚至有些悲壮。在场的不少人泪珠在眼眶里打转转。
钱学森代表科学家发言，他说："聂帅说，中国科技人员不比别人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志气。我说，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具有聪明智慧，我们还特别能艰苦奋斗。国家有难，我们科技人员寝食难安，我们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损害健康、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具有这种精神的中国不怕困难大，不畏惧暂时的落后。我们一定能够赶上去！"
是啊，中国需要护国的长箭，更需要战胜困难的胆气。
这段时间，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在了一起。
7月份，学院放假，我和一批留学生回到祖国，刚到家不久，就遇上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那时我感到迷茫，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要命的是，我们的学习尚未毕业答辩，再回到苏联，会不会受到歧视？还能不能学到尖端的东西？
我一时没了主意。父亲看出来了，也替我想好了。有一天，他忙完工作后，把我叫过去，说："丽丽，你们有点生不逢时噢。"
我说："就是啊，未答辩完，苏联却来了这一套，把我们也耽误了。"
父亲说："我看你们这批留学生没必要再回去了，他们不会教你们尖端的东西了。"
"那怎么办？"
"不去也好。国内急需人才，你们回来正好顶上。"
"可是，我们连毕业文凭都没拿到啊！"
父亲说："这个有办法。"
几天后，邓小平叔叔来了，见到我，他就说起我们的事，他说："我问了一下，你们已经差不多学完了规定的课程，就不要他（指苏联）那张纸片罗。"
我急了："没有文凭，我们怎么办啊？"
邓叔叔笑了："不是有我吗？"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你有什么办法？苏联又不听你的。"
邓叔叔指了指我的脑门，然后又在我面前划了个大圆圈："我给你一个大勋章！"
我终于明白了，赶紧给邓叔叔道谢。原来，父亲把这个情况向邓叔叔反映过了，他当即表示："这批留苏学生的文凭，由我来解决。"
没多久，我们就拿到了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毕业证书。
我和一批同学被分配到了五院，我到二分院第四设计部工作，参加导弹自动驾驶仪的设计工作，先从实习员干起，合格了再当技术员。
从这时候起，我穿上了军装。领到军装的第一天，父亲高兴地当着全家人的面说："我们家有了第二代军人啦！"
【聂力，重庆江津市人，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972年在海军科装部科研处工作；1974年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常委；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委常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