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但是在当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移。用父亲的话说，是被逼出来的。

出发前，一军团的总人数为1.98万，是各军团中人数最多的。军委一开始就把一军团置于先锋的位置上，虽然没有明说，但一军团一路上差不多都是当开路先锋。

领受任务后，在父亲提议下，林彪和他一起去看望了住在瑞金郊外的毛泽东。这段痛苦的时光让父亲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可是自从宁都会议挨批后，毛泽东已经赋闲了两年。据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

一军团长期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一军团的两个主要领导来家里拜访，让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很是高兴。当父亲得知毛主席也能随军转移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当时就想："只要他在队伍里，革命就有希望。"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军委命令一军团占领粤汉铁路东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在九峰山至五指峰之间通过。

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是，接到军委电报后，林彪却不派部队占领九峰山，他的理由是，敌人离这里尚远。为此，父亲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父亲的理由是，今天敌人没来，不等于明天不来，我们不能只管自己过去，如果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中央纵队截断了怎么办？父亲坚持说："必须按军委的命令行事。"

他们为此大吵一场。后来侦察人员回来报告，在通往九峰山的乐昌大道上已经发现敌人，林彪半信半疑。军团部到达一个叫麻坑圩的小镇，大道上已经发现敌人，林彪半信半疑。军团部到达一个叫麻坑圩的小镇，林彪机智地用敌人的电话，冒充国民党军官，同乐昌附近的敌民团团长通电话，得知粤军确已派！个团开往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着急，赶紧派2师4团，连夜抢占九峰山。

父亲后来回忆说："幸亏我们没有侥幸。"

血战湘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悲惨的一幕。然而，这个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蒋介石调动20多个师麋集湘江两岸，妄图聚歼红军主力于湘桂边境。但由于敌人指挥不统一，彼此勾心斗角，是有许多空子可钻的。1934年11月27日，林彪和父亲指挥一军团率先渡过湘江，次日，彭老总指挥三军团也顺利过江，红军的这两个主力军团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30公里地带的湘江，这一区域，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这个时候，敌人主力尚未合拢，中央纵队距最近的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急行军一昼夜可至。但是，"左"倾主义者愚不可及，他们仍然按常规行军，舍不得丢掉从瑞金带出来的坛坛罐罐，80多公里的路居然走了四整天！就是这要命的四天，差一点葬送中国革命。

红一、红三军团的3万多将士为了保住渡口，一连三个多昼夜，与10万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厮杀。一军团守右翼，三军团守左翼，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吃饭不睡觉，每天都有数千人牺牲，鲜血流进湘江，滔滔向北流去，惨状难以形容。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和林彪商量后，把军团政工人员全部派到一线连队，向全军团提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几年前，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拍得不错，很多人看过。有个军事专家对我说："不足的地方，就是因为一军团出了一个林彪，所以一军团的故事，画面上反映的少。其实呢，一军团跟三军团都是主力军团。过湘江，光反映了三军团在打，彭德怀在那里指挥。其实当时，一军团对付全州方向的敌人，是中央军和湘军，是最主要的对手；三军团对付广西的敌人，白崇禧指挥的桂军以保存实力为上，相对好打一些。一军团在湘江之战中，打得最厉害。"

父亲到了晚年，我也数次听他谈起湘江惨烈的四天四夜。他讲到2师5团的政委易荡平，在尖峰岭上，年轻的易荡平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他夺过警卫员的枪，对着自己的头颅扣动了扳机。

那一仗，如果不是担任掩护的一、三军团殊死相搏，如果不是红军将士危难之际焕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勇，如果不是彭老总、林彪，还有父亲他们这些军团领导临危不乱，冷静指挥，谁也说不清楚那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

万幸的是，中央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总算让父亲他们松了一口气。林彪和父亲组织部队交替掩护撤退，敌人的一支迁回部队竟然打到了一军团指挥部的门口。这是好多年没有过的事。警卫员邱文熙向父亲报告："首长，敌人爬上来了。"

父亲说："你看错了吧？我们的部队正在调动。"

邱文熙说："没错，是敌人。"

父亲到前面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片敌人正往山坡上爬。父亲并没慌乱，他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马上去山后面通知2师师长刘亚楼撤退，然后回到指挥部，和林彪、左权以及指挥部的参谋、警卫人员拿起枪，快速地消失在树林中。敌人的飞机贴着树梢撒传单，飞行员的脸都能看清，机器轰鸣，林木翻涌，我们的战士没见过这么近的飞机，吓得不敢走了，父亲大声说："快走！敌人的飞机不会下来抓人，要注意地面的敌人！"

撤到安全的地方之后，父亲却又得知，彭绍辉、肖华的少共国际师还在江那边。父亲又急了："一帮小孩子，不管他们，那是死定了。"他和林彪紧急商量一下，派出一支部队重渡湘江，总算把他们接过了湘江。

湘江的水，见证了红军将士的血。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

半个世纪之后，著名作家魏巍来我家作客，向父亲谈起，他去长征路上访问，在当年红军过湘江的地方，至今仍有烈士遗骨暴露荒野，父亲听后沉默了好久。为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在湘江之战最惨烈的战场﹣﹣湘江西岸脚山铺附近修建纪念碑，把烈士遗骨妥为安葬，以慰忠魂，教育后人。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不久，广西方面决定修建"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

过了湘江，红军前途仍然莫测。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深感责任重大，似乎吓破了胆子，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对着自己脑袋瞎比划，手足无措，父亲遇见他，严厉地说："你是领导者，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越是紧张时刻，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这位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左"倾冒险主义者，一直是极为乐观的，可是刚才中央纵队过江时，有人向他建议，最好按建制过江，避免混乱，他竟然有气无力地说："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过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几个就算不错了。"

过湘江后，父亲因脚部的扎伤没有痊愈，只能坐担架行军。有时他和同样坐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一块行军。父亲在红军总政治部当副主任时，王稼祥是他的上级，两人比较熟悉。有一天，父亲实在忍不住了，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这些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

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这时的王稼祥，说话是有分量的。父亲欣喜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不久就有了划时代的遵义会议。

先是一军团1师1团率先突破乌江天险，然后一军团2师6团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下，智取遵义城，大获成功。

似乎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红军的厄运快要结束了。但遵义会议上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三番两次找父亲谈话，动员父亲在会上支持博古。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父亲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与会代表们用民主的方式，选出了自己的领袖。父亲为自己见证了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并且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而感到荣幸与自豪。

二渡赤水以后，红一、三军团联合作战，再占遵义。敌人两个师来援，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在遵义城外，打退了敌人。林彪一看追歼敌人的时机来了，从一个参谋的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把这张纸撕成两半，分别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追击方向，并在上端写了一个大大的"追"字，分头传达给部队。父亲随部队追到一个叫懒板凳的村子，这时天色已晚，部队打了一天仗，两顿饭没吃，全都很疲惫。父亲对各师、团指挥员说："我们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惫，难道敌人不疲惫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部队立即又出发了，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途中，不少部队超越了敌人，在一个村子里，敌人停下来做饭，红4团的一个战士进了伙房，看到一盆热气腾腾的炖鸡，抄起来就吃，敌人的伙夫烟雾中没看清是红军进来了，斥责说："这是给师长做的，谁他妈在偷吃？"

红2团动作也不慢，他们追击王家烈的"双枪兵"，敌人宿了营，爬到炕上吞云吐雾抽大烟，团政委邓华带人冲进去缴了他们的枪，他们竟然以为是自己人，咕哝道："你们开什么玩笑？"

这一仗，一、三军团联手，消灭了中央军1个多师，黔军一部，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个胜利，战士们乐开了怀。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来回穿插，这是毛泽东指挥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得意之笔。可林彪却对父亲说，部队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否则会把部队拖垮的。他说："像这样领导指挥怎么行！"父亲听出来了，矛头自然是对着毛泽东的。

父亲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林彪根本就没听进去。过了金沙江，在四川会理休整期间，他当着父亲、左权、罗瑞卿等人的面，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拒绝了他。父亲听不下去，严肃地指出："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

父亲又警告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林彪仍是不听。他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大意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请彭德怀出来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他试探着，让父亲在信上签名。父亲断然拒绝了，说："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

最后，林彪单独签名送上去了。

几天后，在会理城外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训斥。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关于这段历史，父亲是除林彪本人之外的最直接的当事人，他是最有发言权的。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里，父亲首次披露了这段历史。

作为父亲来说，这次和林彪针锋相对地斗争，却是必要的。父亲必须这么做。

红军继续前进，前面就是大凉山彝族区和天险大渡河。父亲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兼任红军先遣队的政委，和刘伯承司令员一起，率领一军团第1师杨得志的第1团，以及配属部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主力北上开路。

1935年5月20日早晨，刘伯承和父亲率先遣队来到冕宁县的泸沽镇，从这里到大渡河边有两条路，一条是经冕山、越西到达富林，这是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彝族区到达安顺场，这是一条崎岖山路，而且汉人想通过彝族区很难很难，70多年前石达开就是走这条路在大渡河边全军覆灭的。大路是川军防范的重点，而且如果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刘伯承和父亲商量后，决定走小路去安顺场。

父亲后来曾经说过："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险棋，每一步都胜利了。"这一次，他们又走了一步关键的险棋。

途中，工兵排几十个战士被千余彝民围住，器物被抢光，连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幸亏刘伯承和父亲早有严令，没有他们俩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总算没酿成大祸。

刘伯承是个老四川，早年在川西一带活动过，懂得当地方言。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说服了沽基家的首领小叶丹，二人就在彝海边上，杀鸡饮血，结拜为兄弟。当时父亲在场，见证了这个后来被无数次称颂的历史瞬间。父亲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说，谁要是毁盟、背盟，就和这只公鸡一样死掉。他们二人达成协议，沽基家愿意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

由于有小叶丹的护送，先遣队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紧接着，小叶丹指派他的弟弟等族人，12次往返，把中央红军全部安全护送出彝族区。一路上父亲对刘伯承深为钦佩，后来他说："这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

毛泽东、朱德赶上来后，说起"歃血为盟"，毛主席好奇地问："彝族人跪，是左脚先跪，还是右脚先跪？"

刘伯承和父亲作了回答。毛主席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才赢得了孟获信任，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感动了小叶丹。"

刘伯承和父亲回答说：我们是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化他们的。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现在我们对外开放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在当年"彝海结盟"的所在地冕宁县。我们这个基地用长征系列的火箭，在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上，把我国的和外国的一颗颗卫星射向太空。这个基地我多次去过，我还参加了"彝海结盟纪念碑"的揭幕仪式。每当到达冕宁，我的脑海里就涌现出刘伯承伯伯和父亲当年率先遣队行进在崎岖山路上的身影……

正是由于快速顺利通过彝族区，先遣队才出其不意，急行军70公里突然出现在大渡河边的渡口安顺场。刘伯承和父亲指挥1营营长孙继先，乘着夜幕一个突然袭击，解决了守敌两个连，找到一条尚未被敌人破坏的木船。这才有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举。

大渡河虽然宽约百米，但流速极快，是长征途中红军渡过的最湍急的河流。次日拂晓，渡河开始了。刘伯承和父亲站在涛声如雷的大渡河边，望着十七勇士乘坐的小船奋勇向对岸划去，在迫击炮和机枪掩护下，冲向河对岸的敌人阵地，控制了对岸。

父亲记住了那十七个真正的勇士，也记住了刘伯承站在大渡河岸边的高大形象。

一天后，毛泽东、林彪等人来到安顺场。毛泽东召集刘伯承、林彪和我父亲开会，指出船少人多，无法架桥，大部队短时间难以渡完，敌人重兵已经从几个方向追过来，必须迅速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跨过大渡河，到那时，才可以说，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毛泽东做出两路夹击的部署：林彪率军团部、红2师、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行进；刘伯承和父亲率红1师、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行进，两路人马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340里的路，毛泽东命令他们两天半的时间赶到。

那是令人终身难忘的两天两夜，河两岸的两支部队像赛跑似的，一边与小股敌人打仗，一边急速地行进。半个世纪后，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二师四团的任务是作为先头部队沿着大渡河的西岸北上，去夺取泸定桥。我们两支英雄部队，互相支援，夹大渡河北上，当时的情景真是动人。他们在对岸边行军边不断地对我们又是喊又是比划手势，意思是告诉那里有敌人，要我们注意。我们这边也是一样。虽然由于河水的咆哮，大家什么也听不见，但战友的关怀却鼓舞着每个红军战士，都加紧了脚步，向泸定桥急进。我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更坚信我们决不会做第二个石达开。

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的红4团，是夺取泸定桥的功臣部队。他们创造了一天一夜行军240里的奇迹，奇绝惊险地夺下了泸定桥。父亲和刘伯承从东岸赶到泸定桥时，已是午夜两点。杨成武提着马灯，冒雨陪同他们二人在铺了门板的泸定桥上走了一趟。

父亲后来回忆说，他们心情都是无比激动。走到桥中间，刘伯承在门板上连跺了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父亲也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说："全国革命胜利后，要在这里建一座纪念碑，纪念我们的烈士，让子孙万代永远记住他们。"

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后来的打下天险腊子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无疑是红军长征途中带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父亲都参与了。这是他的骄傲，也是我永远的骄傲。

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一军团又走在了最前面。在荒无人烟的川西高原，路越来越难走，过一座铁索桥时，从江西一直跟着父亲的一匹骡子陷进铁索中去了，怎么也拔不出来，为了不耽误部队过桥，父亲只得忍痛下令，把它推到万丈峡谷中，这让父亲心中非常难过。

夹金山横在了面前，这是他们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氧气稀薄，风雪弥漫，不断有人倒在山上。父亲边走边鼓励大伙，不能停下，一停下就会没命。他那时正在病中，发烧，脚上的伤又在化脓，但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一股劲，硬坚持着越过了雪山。

在懋功，父亲见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30军政委李先念，李先念送给父亲一匹骡子。后来父亲就是骑着这匹骡子到达陕北的。

6月26日，父亲列席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会上，父亲已经嗅出了张国焘要搞分裂的气息。对于张国焘这个人，父亲过去曾多次接触过，总觉得这个人野心很大，心术不正，说话阴阳怪气，傲慢自大，给他的印象实在不好。

现在，对于张国焘来说，机会似乎来了，中央红军仅剩1万余人，而且衣衫破烂，个个面黄肌瘦，看上去战斗力很差，而他的部队却有8万人，兵强马壮，武器精良。这便使他有了想法。

父亲清楚地记得，两河口会议的第二天，张国焘就在住处请彭德怀和他吃饭。席间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他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父亲预感到，张国焘是不会白白"请客"的。从他那里出来后，父亲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俩吃饭？"

彭德怀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父亲说："给，就要。"

张国焘搞分裂的苗头越烧越旺，父亲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有一次，张国焘吩咐陈昌浩召集林彪和父亲等人开会，会后留下来吃饭，吃过饭，天尚未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

这时一军团刚刚编入北上的右路军序列，陈昌浩是前敌总指挥部的政委，算是父亲的上级。父亲只好留下来。陈昌浩问："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对会理会议态度又是怎样？"

父亲明白了陈昌浩的意思，一下子悟到这是张国焘请吃饭的继续，说白了，就是想把父亲拉过去。父亲说："遵义会议我早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我的态度不会变。"

那天晚上，陈昌浩东拉西扯，暗示加诱导，但父亲心里自有主张，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父亲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

他才说："好吧，你走吧。"

父亲真的让张国焘和陈昌浩失望了。回去的路上，父亲非常的警惕，后来他回忆说："我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一军团军团部。"

小心谨慎，是父亲在白区工作时养成的好习惯。

不久，父亲又获悉，张国焘提出一个方案，在一、四方面军中交换干部，父亲到31军当政委，林彪到另一个军当军长。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父亲提醒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

林彪不以为然，责怪父亲："你这是宗派主义。"

父亲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想，这是路线问题。"

林彪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

父亲有点急了："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这一次，二人越争越上火，因为父亲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决不能让步。.父亲后来回忆说："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后来幸而有毛泽东的临机决断，有叶剑英及时提供的情报，有徐向前大义凛然的配合，中央和一方面军主力才摆脱了张国焘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这使父亲更加钦佩毛主席了。

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父亲在会上发言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

天险腊子口是一军团长征途中啃掉的最后一块"骨头"。中央红军北上，腊子口是必经之路，但是，它险峻至极，小小的口子，不过30米宽，两面都是绝壁，形成一个长达百米的甬道，湍急的腊子河从这道隙缝里奔流而下，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桥头筑有坚固的碉堡，敌人做好了死守的准备。毛泽东、林彪和我父亲亲自部署、指挥了腊子口之战，红4团采用了一部正面强攻，一部迂回和攀登绝壁的办法，终于拿下了腊子口，打开了北上的通道。战斗结束，父亲来到腊子口桥头，看到脚下的手榴弹破片层，竟然有半尺深，他慨然长叹："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我们的部队有一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叩关而人？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

长征已接近尾声。在哈达铺，父亲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上面载有一条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从中发现陕北有一块根据地。他如获至宝，马上派骑兵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下决心引着这支不足万人的红军向陕北进发。

1935年10月19日，林彪和父亲率部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而结束了伟大的长征。长征是不朽的英雄史诗，父亲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曾在长征路上做出过一点贡献的指挥员，长征的精神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脉，没有什么艰难困苦能够战胜他了。

【聂力，重庆江津市人，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972年在海军科装部科研处工作；1974年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常委；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委常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