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杂交水稻科研小组的前前后后

杂交水稻的研究，以1964年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为起点。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对研究工作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使我劲头更足了。要继续往前走，工作量会愈来愈大，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是不行的。可我正在做新的筹划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初期，黔阳地委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我们安江农校开始搞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点历史问题的、出身不好的、说过什么"错话"的，每个单位都要"揪"出一些来。揪出之前，先要大造舆论，贴出大字报，刷大标语，点出被揪者的名字。白天造好舆论了，晚上就要批斗，批斗完之后就关到"牛棚"去，监督劳动，不许回家。"牛棚"里的人，集体的名称叫"黑帮"，或者是"牛鬼蛇神"。各单位揪"牛鬼蛇神"是有指标的，比例是一个单位总人数的5%。我们学校教职员不到200人，计划要揪8个"牛鬼蛇神"出来。

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我这个人，政治思想水平很低，平时对政治学习也不上心，对各种流行的政治术语口号之类，也不是太关心，或记不那么清楚。我只知道有"八字宪法"的说法，却不知道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说实在的，对那些翻来覆去的政治我真的不感兴趣。我对政治的关心就是希望国家好，在学校里我把我的工作做好；想搞农业科研，那就是把杂交水稻搞成。就这样，我想当然地以为"八字宪法"是农业部提出来的。现在想来我当时很天真。有一次，在教研组与其他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八字宪法"中少一个"时"字，不违农时的"时"。那也就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随便一说。没想到这在"文革"中可成了我的一大罪状，成了我们学校中"牛鬼蛇神"的候选人，要把我揪出来批斗！揪之前造舆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我进行炮轰，揭发我有两大罪状：第一条就是"修正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另一条是"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道路"，无非是指我平时表现出重视业务学习，重视科研工作的倾向。

邓则那时生了大儿子"五一"，在农校休产假。学校贴了我很多大字报，她也看了大字报。我和她说，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呀，明天我可能要上台挨批了。她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一起去当农民吧。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之一。那时"文化大革命"中，夫妻离婚的多得很，她这样对我，我好感动。

奇怪的是，贴完了大字报之后，当天并没有什么动静，没批斗我，也没进"牛棚"。后来的一天下午，工作组的王宝林组长要我晚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当时以为真的到时候了，要挨批斗、进"牛棚"了。晚上我按时去王组长的办公室，他说办公室人多，到外面去说吧。

我和他就走出了校门，心里非常不安，问他找我什么事。出乎意料，王组长说："中央的精神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现在正值收早稻、插晚稻的季节，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请你选一块好田，并要你做我们的技术参谋。"我一听惊喜万分。心想：工作组是"太上皇"，要我当参谋，说明我在政治上肯定没有问题啊。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又大又重的石头，终于移走了。我非常激动，表示一定要当好技术参谋，保证工作组的试验田夺得高产。

我解脱了。第二天，我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边哼着歌，边去积肥。路过"牛棚"时，"牛蛇队"的组长﹣﹣教体育的李老师，望着我居然还哼歌，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还唱歌，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把你的床铺已经准备好了，你名字的标签也在我口袋里准备好了。今晚你就要加入我们的队伍，还要归我管！"原来，农校要计划揪出8个"牛鬼蛇神"，已揪出了6个，还要揪2个，工作组已责成这位李组长把写有我名字的牌子和床铺都准备好了。

工作组的王组长给"牛蛇队"的李组长布置了准备让我进"牛棚"的安排之后，为什么又安排我做工作组的技术参谋呢？

没过多久，工作组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撤走了。第二年，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当时的王组长，这时候他与我之间已经是同志和朋友的关系了，他才对我说出了其中的原委，揭破了谜底。原来工作组已经决定要揪斗我之后，除了布置贴大字报揭发"现行"之外，还打算新账老账一起算，于是就查我的档案，看看有没有老问题。一查档案，他们居然发现一封发自国家科委的来函，函件中的基本内容是肯定了我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做出的预言：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必将使水稻产量大幅度地增长，并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要支持我搞杂交水稻研究工作。

看到这份公函之后，工作组傻了，不知是要把我当批斗对象呢，还是当保护对象。因此他们马上就去向黔阳地委请示。当时的地委书记孙旭涛回答说："是当然的保护对象！"于是工作组就来了个急刹车，不再提揪斗之事，转而请我去做工作组示范田的技术参谋。

我转祸为福了！但为了完成揪斗指标，工作组决定揪另外一个人拿曹老师去顶数。那时候的事，实在是太荒唐了。

此后，工作组不但愿意听我宣传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对增产粮食的重要性，而且默许我把杂交水稻试验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方方地搞。我壮着胆子请求工作组批准我每日中午请两个小时假，为试验稻穗杂交授粉，出乎意料，工作组却批准给我一个上午。我仅要求连续三天，却批准为一个星期。

为什么国家科委会来函支持我搞杂交水稻呢？后来我得知，是我那篇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救了我！具体是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后，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同志发现，他将此文呈报给了当时的九局局长赵石英。赵局长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必将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副总理表示支持，党组集体讨论予以批准。1966年5月，赵石英同志及时地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分别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发函，责成他们支持我从事这项研究。就这样，在国家整体进入政治动荡的岁月里，我能够获得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与时间，使刚刚起步的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保护，避免了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可能后果。

1967年2月，按国家科委的指示，湖南省科委派员到安江农校了解情况，由我起草了《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并提议将应届毕业生李必湖和尹华奇留校作为助手。省科委决定支持列入省级项目，下拨科研经费400元。同年6月，成立了由我负责的科研小组，这时安江农校已改称"黔阳地区农校"。

三人科研小组中的李必湖和尹华奇，是我班上的学生。从1964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选育雄性不育系的试验以后，他们俩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都主动来找我，希望我带领他们一起搞研究。因此，在这次筹划中，我特别提出了请求，经湖南省农业厅批准，他们两人成了我的第一批助手。

国家科委的一纸便函是"尚方宝剑"，使我免遭批斗，使杂交水稻的起步研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在旷日持久的"文革"动乱中，层层抓"走资派"，各级领导机构的掌权势力分合变幻不定，经常处在无法无天的状态。红卫兵造反派贴我的大字报："袁隆平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宣扬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我们坚决不答应！"在"彻底砸烂坛坛罐罐"的喊声中，我用于培育珍贵的雄性不育秧苗的60多个试验钵被全部砸烂。这时妻子邓则安慰我："雄性不育秧苗没有了，还可以重新找到，重新培育，我们还是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在妻子的鼓励下，我连夜从床上爬起来，两人偷偷摸摸来到试验场地，抢救残存的部分秧苗。幸好有几个同学把我最重要的材料藏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去了，逃过了一劫。

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反复繁殖，已达到数百株。1968年春天到来时，我们准备将700多株秧苗插在学校分给我们的试验田中，那块田统共133平方米，2分地，田号是中古盘7号。与此同时，为了加快研究进程，我决定去广东进行繁育。2月14日，是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的日子，可是农时误不得，儿子出生才3天，我就不得不带领助手们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广东农科院，两派群众组织正在"文攻武卫"地闹，怎么播种呢？当时广东省科委有一位叫蓝临的女干部，她特别关照我们，把我们安排到南海县大沥公社农科站，这才使我们得以安心搞试验。这位蓝临女士后来调到了湖南省科委，对发展杂交水稻事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我将从广东南海试验带回的种子播在试验田里，刚刚长成嫩嫩的小秧苗时，在一切看似有条不紊进行的试验过程里，1968年5月18日夜里，却突然发生了一起人为的毁苗事件。这一天是星期六，我到妻子邓则所在的农技推广站去了。这时就有人趁机蓄意破坏，在夜间把秧苗全部拔光了。这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我心里惦记着弱小的秧苗，生怕它们经不起雨水的冲刷，第二天一早我就急着赶回学校，直奔试验田去查看。结果使我惊呆了，田里的秧苗全部不见踪影！那段时间里，我们每天到田里看水稻试验秧苗，像带小孩一样，看着好高兴的。结果一下没有了，被人拔掉了！我当时脑壳一片空白，心中非常痛。怎么搞的？昨天还好好的，一个晚上就没有了！为什么给我拔掉了呢？

后来我四处寻找雄性不育试验秧苗，只在一口井里发现了水上浮起5根秧苗，看上去与我们的秧苗差不多。我要赶快把它们捞出来！于是顾不上其他什么，我奋不顾身跳进井里面。我心想，能不能捞起更多的秧苗？但那口井有两丈多深，我仅能捞到几根秧苗出来。后来学校领导下令抬来抽水机，把井水抽干，但那时已经晚了，沉落在井底的秧苗已有3天，全部沤烂了。

事发后尽管多方调查，但由于"文革"时期的混乱，终未能查得结果，"5·18"毁苗事件至今也还是个悬案。万幸的是，我及时抢救出的五株秧苗成活了下来，保住了研究材料，总算没有"断后"，还可以继续下去。假如没抢救出来，断了后，前四年的工作就全部废了，因为从1964年到1968年的每一年每一代之间都有关联。没有这五株秧苗，后面的研究就继续不了了。吃了这一次大亏，我们后来在工作中不得不注意防范，对周围做了些"保密"。

三系配套 协作攻关

"文革"中的科研环境实在太差了，不时有人造舆论说"袁隆平是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骗国家的科研经费"，"研究杂交水稻没有前途"，"雄性不育试验搞不去了"，等等。不过，我对此从来都不予理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压力，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因为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水稻不会例外；而且水稻的杂种优势，肯定会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我有这个信心，而且这个信心一直支撑着我。再者，我也没理由放弃。上至国家科委，下至黔阳地区和安江农校的领导，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立项、拨款、配班子，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名正言顺"地开展，这在"文革"中已是很难得见的。回过头来想一想，与当时全国大多数科技人员相比，我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几年来的探索，对三系遗传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了。针对实施三系配套研究计划，我们把培育杂交水稻比喻为对一个家庭生育计划的设计，即首先就是要培育具有雄性不育特性的"母水稻"（雄性不育系），它目己没有花粉，需要其他品种的花粉给它授粉，才能产生具有杂种优势的杂种一代；然后给雄性不育系"母水稻"找一个具有特殊本领的"丈夫",也就是雄性不育保持系的品种，它除了本身雌、雄蕊正常，使自己能繁殖后代外，还能给"母水稻"授粉，使之结出的后代仍然保持雄性不育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再给"母水稻"找另一个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丈夫",这个恢复系除能自繁外，还能用亲和的血缘"医治"不育系不育的"创伤"，使它们双方的"爱情结晶"（即杂种）迅速圆满地恢复生育能力，并且高产优质。这种"婚姻关系"较为复杂，在研究实际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和曲折。

到云南元江去寻找野生稻

"5.18"毁苗案件从反面教育了我，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面对无法抵御的人为破坏，我们显得很无奈。但惹不起躲得起，我们干脆出去，离开单位，避开这些对杂交水稻研究的不利因素。后来表明，这样一来我们就赢得了研究工作的主动权。离开了干扰多多的是非之地，在外地因为成了客人，相反还受到当地的礼遇。

1968年10月，我带上两个助手，到海南陵水开展研究试验。也就是从这年起，每年10月当寒流席卷洞庭湖畔时，我就带上两个助手，开始在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之间南北辗转，因为这些属于热带的地区，为水稻育种及加速育种进程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这样，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可以在田间搞试验，大大节约了科研时间。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一年当两三年用，像候鸟一样追赶着太阳走，也因此连续7个春节没有回家，都是在外面度过的。

1969年，由于运动中提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口号，我们下到地区农科所劳动。当时，我们去了设在靖县的地区农科所，其中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抽出组成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被派往300多里以外的淑浦底庄煤矿劳动锻炼，我便是其中的一员。我的两个助手李必湖和尹华奇则留在农科所，在0.5亩地上继续搞试验。这时，省里来了湖和尹华奇则留在农科所，在0.5亩地上继续搞试验。这时，省里来了位专家，他听了李必湖、尹华奇的汇报后，大讲一通"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的理论，不屑地说"年轻人懂什么"，还说"1000斤的禾，800斤的谷就不错了"。这股冷风一吹，已增加到1000元的研究经费就被停拨了。当时，我又不和他们在一起，李必湖、尹华奇两个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但他们两个人出身好，也有一股年轻人的冲劲，都对杂交水稻工作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不想轻易放弃，于是分别给湖南省科委杨武训以及地区科委主管该项目的曾春晖发去了情况汇报和请求支持的电报。杨武训曾经是安江农校我当过班主任班上的学生，跟李必湖、尹华奇是不同级的同学，毕业工作后到了湖南省科委。电报发出后一个星期，国家科委立即派出资深专家、中科院遗传所张孔湉教授赶赴安江农校了解情况。张孔湉是研究杂交高粱的专家，他是支持"自花授粉植物有杂种优势"的观点的。他肯定了我们研究小组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含金量和实用价值，还向李必湖、尹华奇传授了许多知识，并建议地革委把我调回来搞杂交水稻研究，得到地革委领导的同意。省科委在接到李必湖、尹华奇的电报后，也引起了重视，随后派来以陈国平为首的工作组，进行实地调查，证实李必湖、尹华奇二人反映的情况属实。这样一来，李必湖、尹华奇两个人便有了底气，他们两个便大胆提出要求，说一要他们的老师回来，二要落实他们的生活费。于是，省科委和农业厅出面干预，迅速把我调回来工作。另外，当了解到我们经费不足时，省里又安排了专项经费3000元，加大支持力度。这是很重要的。我的两位助手李必湖、尹华奇，原是"社来社去"的学生，每个月领取18元的生活费，这下子把他们的生活费也升到了26元。有钱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才能稳定这支研究队伍。由此可见，省里是真正重视和支持这项研究工作的，这是我们将研究坚持下去的必要保证。有了这份保证，我们才有信心，所以尽管研究中遇到七灾八难的，我们的研究小组还是咬着牙挺下来了。

（我们在云南元江进行试验时，1970年1月6日凌晨，发生了被记载在中国地震史上的滇南大地震，震中是距元江县150千米的峨山县，震级达到里氏7.2级。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眼看着房子都要垮了，天花板上的石灰直往下掉。我赶忙叫起助手逃出去，但当时我们已经浸了种，准备播种。我们又冒险冲进去把种子救出来，因为种子很珍贵。之后余震不断，为了把试验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就住操场，睡草席，足足坚持了3个月。）

自1964年到1969年，历经6年的坎坷，我们用已发现的无花粉、花药退化和花粉败育3种栽培稻的雄性不育株，先后与近1000个品种和材料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按"洋葱公式"，选育出具有一定保持能力的无花粉型南广占雄性不育材料（简称" C 系统")。但是搞" C 系统"很多年，结果均达不到每年100％保持不育，因为这些雄性不育株情况总是今年是不育的，到了明年则又是一部分不育、一部分可育的。就是说，折腾了这么些年，总是有分离，一直都没有育成理想的不育系。总体上说，研究进展不大。

即便面对着成百上千次的失败，我依然还是能保持乐观，而且坚信当初设想的三系配套方案一定能够实现，但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教训。

1969年冬，我们到云南元江继续培育。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怎样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于是我召集助手们一起坐下来认真总结前面6年的工作。经过分析发现，在这些试验中，尽管杂交试验所用的材料很多，但它们与用做母本的不育材料都是栽培稻，而且亲缘关系较近；同时又发现个别具有一定保持能力的品种，则与不育材料的亲缘关系稍远。难道效果不理想是因为试验材料有局限？亲缘关系较近是否就是品种间材料杂交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我联想到国外通过南非高粱和北非高粱的远缘杂交才获得成功的范例，一下子悟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年来试验的材料，都是国内各地的水稻栽培品种，而且是以矮秆为主的栽培稻。我意识到这样做下去不行，亲缘都很近，突破不了，因此想到要拉开亲缘关系距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要广辟途径，多渠道地寻找和获得雄性不育材料。我豁然开朗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另辟蹊径，拓宽使用的种质资源。"公禾"的启示表明，籼、粳交可以造成部分不育；再拉开点距离，搞野生稻！于是，我决定寻找野生稻，从亲缘关系较远的野生稻身上寻找突破口！

下一步应该改变策略，进行远缘杂交，即结合遗传学中关于亲缘关系远近对杂交后代影响的有关理论，尝试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通过核置换的方法，创造新的雄性不育材料，建立新的三系关系。

野生稻分布在海南、云南、广西等地的偏远地区。1970年4月，我们在云南征集了野生稻资源，并带回湖南在靖县做野栽杂交试验。但因为没有对野生稻进行短光处理（对感光性较强的品种进行短期定周期诱导处理，能促进发育，提早开花日期），野生稻到9月底还未抽穗，野栽杂交试验没能做成。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2021年5月22日），出生于北平（现北京市），江西省德安县人，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1953年8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8月—1971年1月在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员。1971年1月—1984年6月任职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1978年9月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1984年6月—1988年1月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1988年1月—1995年5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5月—2015年8月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21年5月22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毕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所研究的杂交水稻累计已在中国推广约68亿亩，增产粮食6000多亿公斤，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而且始终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头雁”，被海内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