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随父亲来上海后，仍然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是照顾父亲，操持家务。
这时候母亲已经怀上了我。她挺着愈来愈大的肚子，忙来忙去。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她还在操劳。那天，周恩来约陈赓来到我家，找父亲谈工作。母亲一早到菜场买了菜，点了两个煤油炉，又是炒菜，又是做饭。他们谈完工作，她已经做好了一桌还算丰富的饭菜。
吃过饭，三个男人出去了。母亲收拾完碗筷，突然感到阵阵腹痛，她盼着父亲快点回来。到半夜父亲才回来，母亲已经痛得快坚持不住了。母亲满脸是汗，头发都汗湿了，说："今天夜里可能要生了。"
就要做父亲了，我的父亲这才把脑子从工作转到面前的母亲身上。深更半夜的，他们住的又偏僻，怎么办？父亲硬着头皮下楼。还好，居然找到了两辆人力车。父亲搀着母亲下楼，坐到车上，来到一家美国人开办的慈善医院，住进了产房。
安顿好母亲，父亲便怀着歉意走了，夜里还有工作等着他做，特科的工作，往往是在夜里进行。
1930年9月，母亲生下了我。当时难产，只能剖腹产。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才来到医院，他挠挠头皮，歉疚地说："瑞华，这两天实在太忙。"
母亲反而安慰他说："没事，你看我们娘俩不是挺好吗？"
父亲把目光投在我的小脸上。初为人父，面对陌生的孩子，他居然有一点羞涩。母亲把襁褓中的我递给他，他亲了亲我红红的小脸蛋。然后，他对母亲说："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增加营养。"
可他是空着手来的，没带任何东西，并不是他粗心大意，而是他太忙了。我的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细心人，事情往往考虑得很周到，唯独对小时候的我，关心太少。
没说几句话，父亲又走了。
关于我小时候的生活，都是我长大后母亲、父亲，以及周恩来伯伯、邓颖超妈妈、刘伯承伯伯等人告诉我的。我把那些线索串起来，试图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一个礼拜后，父亲把我们娘俩接回家，他委托中央军委委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阿姨照顾母亲和我，便又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了。
父亲给我取名李丽，小名丽丽。
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苦恼。母亲身体瘦弱，没有一滴奶，而我又不肯吃牛奶，老是哭。哭久了，房东太太忍不住就过来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是不是有病啊？要去看一看哪！"
母亲道出实情。房东太太出主意："你给小囡找个奶妈呀。"
母亲摇摇头。按照中央的规定，来领导人家里工作的佣人，也必须是地下党员，这是秘密作的基本要求。到哪里找一个正值哺乳期的女共产党员？母亲连想都不敢想。她想尽办法给我喂牛奶。父亲若是晚上回来的早，就抱着我，在楼前走来走去，一直拍到我睡着。我养成吃牛奶的习惯后，父母亲的这个苦恼才算是去除了。
搞秘密工作，彼此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即便是夫妻，也需要严格防范。父亲对母亲传递文件的机关在哪里从来不问，母亲对父亲的工作情况也是知之甚少，不该见的人不能见，不该知道的不问。
有一天，父亲临时要见一位同志。可我睡着了，外面天气又不好，只有一间屋子，母亲到哪里躲？父亲想了想，就说："你就躺到床上睡觉，用被子把头捂起来，不要看人家。我们悄声说，你也听不到。"
只能这样了。那个同志进家之前，母亲钻进被窝，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半个钟头后，那人走了，母亲才掀开被子，她喘着粗气说："真把我憋坏了。"
我一点一点长大，也许是我长得还算可爱，也许是长辈们都喜欢孩子的缘故，父亲的同志每逢见到我，都要抱一抱，亲一亲。尤其是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他们没有孩子，却又非常喜欢孩子，见了我就亲得不得了，口口声声让我叫他们"干爸爸"、"干妈妈"。
说起来我真的很幸运，小时候，除了周伯伯和邓妈妈，抱过我的人还有刘伯承、叶剑英伯伯，还有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等诸位叔叔，以及李富春叔叔、蔡畅妈妈。母亲后来告诉我，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曾经和我们家是邻居，他们非常喜欢我，经常给我买吃的，我1岁生日的时候，蔡妈妈还特地找裁缝为我定做了一套花布裙子。
我长大之后，常常想，他们逗我玩，抱抱我，笑一笑，是不是也想松弛一下整天紧绷着的神经？白区的生活，令人压抑和窒息，对人的神经是极大的磨损。对于地下党员来说，白区就是地狱，他们就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
1931年的除夕之夜，邓妈妈、刘伯承伯伯来我家串门，进来后自然又是抱一抱，逗一逗。把我放到摇篮里后，邓妈妈意犹未尽，便又去推摇篮，她没有注意到，摇篮旁边放着马桶，不小心就把马桶碰翻了，尿液顺着楼板缝隙往下流淌，这下可就热闹了。不一会儿，房东太太气急败坏跑上来："李太太！李太太！你们楼上干什么呀？屎尿都弄到我们神仙桌子上面了！"
大家伙吓得直吐舌头。我的母亲赶紧跑下楼，看到房东一家正在祭祖拜神仙，求祖宗保佑一年的平安。把人家的好事给冲了，而且是这样一种冲法，房东一家就是不发火，母亲也深感对不住人家。她连忙赔礼道歉，自然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小孩子不小心踢翻了马桶，大过年的，实在是罪过。母亲好话说了一大堆，抢着把香案和地板上的尿液擦干净，在香炉里插上三炷香，又磕了三个头，房东一家的气才算消了。
母亲回到楼上，众人舒了一口气。邓妈妈说："我闯了大祸了！"
直到1973年，刘伯承伯伯住院，母亲带我去看望他，他还记着这事，他说："你小的时候，我们在你家闯了一个大祸，害得你妈妈给人家磕头哇。告诉你了没有？"
我蹒跚学步。我牙牙学语。我会跑了。我会说话了。我和爸爸也越来越亲了。据母亲后来讲，每当爸爸要外出，他一穿外衣，我就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牵着母亲的手，要到衣架上帮爸爸拿帽子，一直送到楼梯口才作罢。每当爸爸回来，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我就跑出来，一手接过爸爸的帽子，一手拉起爸爸的手，拉他进家门。
可是，爸爸却要离开我们了。
爸爸走之前，周恩来伯伯、邓妈妈和刘伯承、叶剑英伯伯相继离沪。周伯伯邓妈妈走前，我的父母亲抽空请他们吃了顿饭。母亲知道周伯伯喜欢吃狮子头和饺子，特意准备了虾仁、鸡腿、冬笋三鲜馅的饺子。他们如约来了，母亲煮了一大锅饺子，有的还煮破了，几个人先把好的吃了，然后又吃破的，最后连汤都喝光了。周伯伯抹抹嘴巴，连连说："真好吃！真好吃！等于又过了一个年。"
直到半个世纪后，邓妈妈见了我母亲还在念叨这事："你那个饺子，怎么那么好吃呢？"
那天吃罢饭，父母亲送二位出门，"干爸爸"和"干妈妈"最后抱了抱我。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抱我，亲我。我再次见到他们，已是解放以后。
十天后，父亲也要走了。
考虑到我还小，父亲去苏区，要穿过重重封锁线，党组织决定，母亲和我继续留上海。
母亲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临走前，爸爸在家收拾东西，他的目光不停地落到我身上。妈妈知道他牵挂孩子，就说："荣臻，你放心走吧，我会带好丽丽的。"
爸爸说："瑞华，你们多保重啊！"
妈妈扭过了脸，悄悄抹去眼角的泪珠。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住了感情的闸门，然后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神色平静地帮爸爸整理他惟一的那只箱子。妈妈是坚强的，是勇敢的，这是她留给爸爸的最初印象，爸爸对她的这个印象一辈子没变。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你的妈妈很坚强。"
分别的时间到了，1931年12月中旬的一个冷风萧瑟的清晨，妈妈抱着我，送爸爸出门。据说我的手里拿着爸爸的礼帽。到了巷子口，爸爸蹲下来，我帮他戴上帽子，爸爸一把抱住我，亲亲我的额头，站起来，整整帽子，理理长袍，提起箱子，坐进黄包车里，他冲我们招招手，远去了。
再见了，爸爸！
兵荒马乱，世事难料，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相见？
爸爸后来对妈妈说，当初他是抱着"不一定再见面"的复杂心情，离开我们母女的。
从1928年开始，父亲在白区生活了4年，这是漫长而艰险异常的4年。很多他熟悉的同志牺牲了，还有些他熟悉的人叛变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便是金子。父亲有一次对我说："一想到那些死难的同志，我就想着多干点事，替死去的战友多干点。"
这4年甚至改变了父亲的性格。父亲一生惜言如金，平时不爱讲话，能不说就不说；父亲一生谨慎，处处小心，组织观念极强，保密观念极强。我常常想，这可能与他早年的白区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而较早认识我父亲的人说，你的爸爸以前不是这样的，在老家的时候，在法国的时候，他是很活跃的，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可是后来，他怎么就变了呢？
亲走了，母亲和我还得继续生活，而且更加困难。父亲走了后，不懂事的我，每天都哭着要找爸爸，弄得母亲心烦意乱。房东也给惊动了，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有病，你要送她去看看医生。"
母亲知道，她的孩子没有病。母亲把我抱到外面，到马路上去看汽车，到公园里去看小动物，慢慢地，我就忘记了爸爸。
我忘了爸爸，爸爸却不会忘记我。母亲想到，爸爸一定会牵挂我，一次在公园，遇到照相的，母亲灵机一动，就请人家给我拍了一张两寸照片，然后委托秘密交通员把照片捎往中央苏区。
1932年春，母亲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仍然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她外出送文件，大多带着我作掩护，这样也便于照顾我。1933年秋，母亲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开会碰头的机关，地址在上海西部的槟榔路，属于英租界。母亲当年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杨庆桂和她的孩子，同我们母女住在一栋房子里。
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这个机关被敌人侦察到了。母亲和杨庆桂得到内线传递出的消息后，临危不乱，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焚烧文件，销毁证据。她们刚忙完，敌人的便衣也到了，进屋搜查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母亲和我，杨庆桂和她的孩子被带到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敌人找了个"托"，来指认我母亲，那人穿着工人的服装，走到我母亲身边，小声说："同志，怎么你也被捕了？"
母亲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是共产党，你看错人了。"
无论怎样，母亲和杨庆桂阿姨都坚决否认，敌人无奈，又不甘心，便把我们押解到英租界提篮桥女监，反复提审。敌人想从她们的嘴里挖出中共中央机关的情报。母亲和杨阿姨死不承认。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们被关进监狱后，和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关在一起。她们总想哄骗你说些什么，可是你非常听话，不哭也不闹，饿极了就喝两口大人都咽不下去的野菜粥，根本不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说话。"
敌人见母亲就是不屈服，扬言要把我送到孤儿院去。母亲一听急了，猛地抱住我，死不放手，说："要死死一块！不许把我的孩子弄走！"正是由于母亲以死抗争，我才没有被送走，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我再也见不到母亲，当然也见不到父亲了。
那些日子，母亲格外小心，和我寸步不离。有时晚上提审，她一定带上我。母亲晚年的时候，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怕受苦受刑，就怕敌人残害我们唯一的女儿，否则我对不起正战斗在中央苏区的荣臻啊！"
父亲临去世前，有一天，他突然动情地对我说："丽丽，你在童年受了很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教育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啊！"
我眼含热泪，记下了父亲的话。
幸运的是，我们进的是英租界的监狱，如果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十有八九活不下来了。英帝国主义分子提审时，国民党的特务穿着警服陪审，但他们不能问话，只能听。一个月后，我们被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的结论回到家里。杨阿姨问我母亲："瑞华大姐，现在我们怎么办？"
母亲说："先等等，我们不动声色，这可能是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注意观察周围有没有敌人监视，再找适当机会设法逃走。"
国民党的特务果然在日夜监视我们，母亲和杨阿姨耐心地等待时机。大约过了一个月，一天夜里，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外面街道上的路灯也熄灭了。母亲一看机会来了，她从后门溜出去，直奔离此不远的一个汽车行。这个汽车行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当年顾顺章叛变，所有的联络点都取消了，顾顺章唯独不知道这一个，周恩来伯伯决定把它保留下来，没想到，它又成了我们的救星。母亲在那里找到了地下党员刘仲华，刘仲华连夜想办法，帮助我们母女和杨庆桂母子逃出了虎口。
后来，母亲带我来到浦东，在一家地下党办的印刷厂里做工。那时节，我已经4岁多了，开始懂事了。我有个存钱的小罐，只要有零钱，我就往里塞，不让母亲动，我说："存钱给爸爸，将来买枪打反动派。"
1935年春天，上海党组织又遭到一次严重破坏，党决定尽快分批疏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央红军也随之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总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毛齐华找到母亲，说："张瑞华同志，组织上决定你离开上海。"
母亲问："要去哪里？"
毛齐华说："先去天津，再转往陕西或者山西，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
与中央红军会合，自然就能见到日夜思念的丈夫，母亲那一瞬间高兴极了。但是，她立即想到什么，就问："我的女儿丽丽怎么办？"
毛齐华说："你孩子太小，这一路上不知会遇到什么事情……还是留下来吧……"
母亲的眼里霎时涌出了泪水："孩子留下，我怎么放心？…."
毛齐华说："组织上就是这么定的。这也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安全。你女儿留下来跟我老母亲、妻儿一块生活，你就放心走吧。"
母亲无话可说了，骨肉分离，让她心如刀绞。但是，她别无选择。
又是秋天，中秋节前后，本是团圆的季节，我和妈妈却要分别了。当年爸爸走的时候，我太小，不记事，现在，我已经记事了。爸爸走时，妈妈没掉泪；现在，她却泪如雨下。她紧紧地搂着我，泣不成声。
再见了，妈妈！
妈妈的身影消失了，我凄厉的哭声渐渐弱下来。太阳落山了，归家的燕子在我头顶徘徊。我死劲咬住嘴唇，久久望着暮色苍茫的远方……
爸爸妈妈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们？
【聂力，重庆江津市人，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972年在海军科装部科研处工作；1974年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常委；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委常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