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
公元1899年12月29日，父亲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也就是如今的重庆江津市吴滩镇。这是一个有趣的日子，仅仅两天之后，人类便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父亲快满月时，读过几年私塾的祖父翻开《随身宝》，指着该书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对祖母说："这是句吉利话。我们儿子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你觉得如何？"祖母满意地笑了。两年后，父亲又有了一个妹妹聂荣昌。
吴滩离江津约30公里，这地方林木葱郁，层峦叠翠，流水潺潺，自然风光秀丽，是一个典型的川东小镇。然而，父亲后来却回忆说："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1899年12月29日父亲诞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的这座院落里
我家的祖上本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但到了父亲出生时，聂家已经破落了。我的祖父聂仕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老实厚道，整天为生计发愁；祖母唐氏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心地善良。虽然家境困难，但在父母亲的熏陶下，父亲从小就热爱劳动，乐于助人。小小年纪，他就帮祖父到水塘里挑水，祖母劝不住，只好用小刀在水桶上刻了一条横线，规定父亲挑的水不能超过这条横线。他同情穷苦人，常为孤寡老人送稻草垫铺御寒；他恳求外祖父为可怜的穷人请医治病；他在寒风中把冻得发抖的小女孩带回家吃饭；他还为贫穷的校友购置笔墨文具……
尽管家徒四壁，吃穿困难，但祖父祖母仍然想尽办法让他们的儿子读书，图的是将来孩子有个出息。8岁那年开始，父亲到外祖父唐远谟开办的私塾馆读了3年多书，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当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社会面临着动荡。而那时，父亲的三舅唐海潭正在重庆法政学堂读书，他见多识广，思想激进，每次回家，都能带来许多新的社会消息，他的高谈阔论对幼小的父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父亲虽然不知道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想法，已经不知不觉间闯进他年幼的心灵之中。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王朝灭亡，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刽子手、晚清官僚赵尔丰、端方被杀。这些重大消息接连不断传到吴滩场，父亲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他向往新学，向往外部的世界。15岁那年，父亲转到离家15公里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住读，这个学校的老师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在这里父亲才算开了眼界。他发奋学习，珍惜时光，曾书写"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铭言，刻在课桌上自勉。在他出生地的故居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一个笔筒，上面刻着两个字：破睡。意思是上课的时候不要打瞌睡。
那时的父亲也很勇敢。陈食场小学设在名叫"三官殿"的一所庙宇内，庙堂四壁排列着许多神像，令教室更显拥挤。父亲私下组织一些胆大的同学，敢于冒犯"天威"，巧妙地打掉了神龛和泥塑菩萨，扩大了校舍。父亲"打菩萨扩校舍"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70年之后，曾与父亲在陈食小学读书的余凤翔老人撰文："聂于案头，自题铭言，藉以自励。每于夜读都到深夜，因而成绩优异，超越朋辈。他平时娴静少言，惟有与同学探讨学问时，则侃侃而谈，理通词达，娓娓不倦。遇及国家民族之大事，则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思想，溢于言表，常于文卷之上，笔尖有力，锋芒毕露。老师曾评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1917年，18岁的父亲考入江津中学。这所学校是川东地区的著名学府，学制4年，教学设施先进。但是入学刚一个月，就爆发了川黔军阀间的混战，贵州军队进驻江津中学，停留3个月。父亲目睹了军阀胡作非为、欺压人民的种种暴行，他痛恨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各路军阀，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那时他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到学习中，认真刻苦地吸吮文化科学知识。
也许就是这个时期，父亲逐渐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看到国家落后，民不聊生，认为只要把工业搞上去，国家富强了，就能减少人民的苦难。要想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做学生的首先需要搞好学习。他面壁而读的精神，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教室里已空无一人，父亲仍然面对墙壁高声朗读，国文教师杜文运走进来，说："荣臻，休息一会吧。你每天都如此吗？"
父亲回答说："是的，老师。"
"为啥呢？"
"老师，学生以为，学问就如一堵厚厚的墙壁，不下工夫就不能穿透它。"
杜老师点点头，他看到父亲的课桌上，摆着《天演论》《物种起源》《新青年》等书刊，便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学生写出了《评内忧外患》《评楚霸王》两篇精彩的文章，其中那篇《评内忧外患》，杜老师毫不吝啬地给了个满分，并贴到中堂，供同学们品读。
1918年端午节，父亲约了七八个同学，租了只小船，到浩荡的长江里畅游。船到江心，面对着滔滔江水，同学们激情勃发，感慨万千。父亲热血沸腾，不由得吟诵起屈原《离骚》中的诗句：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
乘骐骥以驰骋兮，也许正是父亲前半生的写照。就在那一天，在剧烈摇摆的小舟中，父亲对他的同学发出："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诸君将来再聚时，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
转过年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某种程度上说，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改变了中国的未来，也改变了父亲的命运。父亲热情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他和激进的同学一起游行示威，撒传单，贴标语，反对袁世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巴黎和会。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迎来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抵制日货，是父亲中学时代经历的最大事件。位于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然而店铺里卖的几乎全是日本货，引起学生们的强县城，商业比较发达，然而店铺里卖的几乎全是日本货，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感。《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传来后，愤怒的学生不顾校方的阻拦，冲出校园到大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就势焚烧了从店铺里搜来的日本货，轰动了整个江津城。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是最积极的人之一，为此他上了当地军警的"黑名单"。
有消息说，军警将对参与焚烧日货的学生进行镇压，轻则开除或勒令退学，重则逮捕。显然，父亲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关头，父亲面临着重大选择。是就近到某个亲戚家躲避一下，还是告别家乡，彻底远行？想到不能再上学了，父亲觉得，在家乡再呆下去，已无意义。经过冷静思索，他做出一个完全出乎全家人意料的决定：到法国勤工俭学！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时父亲不到法国去，他的一生绝对会是另一种样子。这个决定对于父亲来说，太重要了！
不可否认，焚烧日货是父亲远行的直接导火索，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就萌发了工业救国的理想，到国外去学点本事，回来好办工业，让老百姓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是他最向往的。借这个事件，到法国去，应该说是一个极好的时机。
父亲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祖父母的反对。他是家中的独生子，我的祖父祖母担心他们的宝贝儿子漂洋过海，发生什么意外，那样会要了他们的命。但是，我的父亲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生死都要去！"
在二舅唐富华的劝说下，祖父母后来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接着又在二舅和众位亲友的资助下，凑足了留学所需的300块银元。办理去法国的手续非常简便，父亲和几位同学一起，到重庆法国领事馆，没费什么劲就领到了护照。
儿行千里母担忧。等待远行的日子里，我的祖母常常是泪眼迷离地望着她的儿子。虽然经常吃不饱饭，却没影响父亲的发育。父亲身高一米七七左右，在四川人里面算是高个子，后来的十大元帅里面，刘伯承个子最高，第二高就是我父亲。
父亲离家的那一天，祖母把一坛醇酒埋在院子里的地下，说好等父亲回来时再挖出来摆酒接风。父亲出门时，祖母拉住他的衣角，小心翼翼地问："荣臻，啥子时候能回来？……"
父亲说："多则5年，少则3年，我就会回来的。"
望着自己日渐衰老的母亲，父亲说这话时，我想他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他挥挥手，义无反顾地走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与父母的永诀！此一去，他再也没能踏进这道翠竹掩映的院门，祖父祖母也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惟一的儿子。祖父于1933年去世时，父亲正在中央苏区率红一军团反"围剿"，而1935年祖母去世时，父亲正跋涉在长征途中。那位一直关心帮助他的二舅唐富华，也在解放前夕病逝了。
临出国几个月之前，父亲奉父母之命，与龙升贤结婚。父亲这一走，再没回过家，他们也没再见过面。龙升贤一直在家守着，把我的爷爷奶奶奉养、送终，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精心保存着父亲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用品，直到后来交给了有关部门。全国解放后，从家乡来京的姑姑聂荣昌对父亲讲了龙升贤这些年的情况，从此，父母亲一直坚持着每月给龙升贤寄钱，资助她的生活。1988年5月龙升贤逝世后，父亲发去唁电："龙升贤同志千古。聂荣臻张瑞华率全家敬挽。"并嘱托乡亲把龙升贤和我的爷爷奶奶安葬在一处，"以示共度艰辛"。今天看来，他们短暂的婚姻和长久的分离是封建包办和战争环境造成的，这种情况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并不少见。但我深深感到，这位龙老太太一辈子也真是不容易。这几年，我和爱人丁衡高回故乡为爷爷奶奶扫墓时，总是同时为龙老太太献上一个花圈，鞠个躬，表达我们的一片敬意。
黑暗中的启航
重庆朝天门码头，汽笛一声鸣响，小火轮开足马力，迎着初升的朝阳去了。在遥远的地方，未知的命运正等待着父亲。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五四"运动之后，更有大批有志青年来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寻求真理，以图报效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上千人来欧洲，主要是法国勤工俭学。去法国人数最多的省份，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有30多人。
这实在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幸事，因为在中国早期的革命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1919年11月下旬的某天上午，父亲等人乘坐的小火轮顺江而下。60多年后，他回忆道﹣-
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大好河山的壮观景色，顿时使我们心情轻松了许多。特别是船过万县，驶过著名的三峡，我们都聚集在甲板上，扶着船舷，抬头仰望云雾中的白帝城，并排耸立的巫山十二峰。脚下是咆哮的激流，发出震耳的轰鸣，联想到这座座山峰的美好传说，不少人吟起了古代诗人赞美三峡的诗句。
有一位同学吟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我辈此去异国他乡，不知何时能归还？"父亲接口道："立志报国，哪管他日久天长！"
小火轮驶出了四川的领地。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美丽富饶，然而四川又极为闭塞。古人曾有"少不入川，老不出川"之说，意思是四川人要想干大事，就得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说来也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四川籍的竟然占了四位，比湖南还多一个，他们是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四川还涌现出注定会光耀史册的一代伟人邓小平。有趣的是，除了刘伯承之外，其余的四位都是早期到欧洲留学的。
船到汉口，靠码头小憩。父亲约上几个同学去看火车。他们兴奋地赶到汉口车站，很不凑巧，站上没有火车。听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方火车行驶的声音，于是，父亲他们赶紧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铁轨上，隐隐听火车行驶的声音，于是，父亲他们赶紧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铁轨上，隐隐听到一阵又一阵"嗡嗡"声，父亲想，那大概就是火车行驶的声音吧。他们嚷嚷着，从法国回来，要在四川修铁路，让自己的火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奔跑。
在上海，父亲花100银元，买到了去法国的船票，四等舱，最差的一种票。12月9日，他和同伴们登上法国邮轮"斯芬克司号"，这艘外国人的大船鸣着长笛，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航。再见了，祖国！人们站在甲板上，向着岸边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使劲招手，很多人流下了眼泪。父亲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是暗暗抱着"学不成，死不归"的决心去的。这也许是一次决定自己终身命运的远行，一股复杂的情绪笼罩了父亲。
邮轮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前往法国。一路上，父亲真是大开了眼界。船在风浪中颠簸得厉害，很多人晕船晕得死去活来，不少学生受不了，途中下船转船回国，父亲却始终没有晕船，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途中，父亲度过了自己20岁的生日。在水天相连的大洋里，不时地看到鲸鱼喷出的水柱，时喷时停，这种壮观的海上奇景，使父亲暂时忘记了忧愁和疲劳。35天之后，邮轮到达法国的马赛港。双脚踏上法国土地的那一瞬间，父亲意识到，一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父亲先从马赛来到巴黎，紧接着又到蒙塔尔纪学习法语。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尤其是陈毅，初次见面就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四川老乡比父亲早两个多月来到法国，他为人热情奔放，性格豪爽，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父亲与陈毅叔叔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父亲内敛、沉静、斯文、坚韧，但这并不妨碍父亲喜欢陈叔叔。他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建立的。
半年多之后，又一批中国学生到达巴黎，父亲前往欢迎他们，这一回，他又认识了一位小个子的四川老乡，此人便是16岁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
在法国的两年多时间，父亲一边学习一边做工，蒙塔尔纪橡胶厂、施耐得尔钢铁厂、雷诺汽车厂、巴黎西门子电气公司等工厂，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他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这对他的意志是个很好的磨炼。
西方并非天堂，法国也非想象中那样美好，留法的中国学生很快就面临着失业、失学、饥饿等残酷的现实。在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他们起来抗争。最大的一次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进占"里大"的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拘押后，父亲机警地用一张探视证明救出了3个人，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赵世炎。斗争失败后，104名中国学生被遣送回国，其中就有陈毅、蔡和森。
这场斗争的失败，对勤工俭学生冲击很大，很多人情绪低落，相继申请回国。父亲这时的心情也是苦闷的。但他不想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国，他还想继续深造，学不到本领，他是不会回去的。不久，他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预备班学习，半年后，又考入该校化学工程系，学号为351号。如此说来，父亲是那一时期的中国赴欧勤工俭学生里面，为数极少的念过大学的人。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 ABC 》等著作，他的世界观随之悄悄发生着变化。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以前所抱的"实业救国"的愿望非常不现实，只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社会革命，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知识分子才能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国家才能富强。
父亲世界观的改变，是他出国之后最大的收获。1922年6月，他给祖父母写了一封信，信是文言文的形式，他写道："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封信，可以看作是父亲的宣言书，是他早期思想大转变的标志。
1922年8月，父亲在刘坚、熊味耕介绍下，加入周恩来、赵世炎发起组织的旅欧"少年共产党"，这成为父亲世界观转变的根本标志。后来令父亲殊为可惜的是，他参加革命的两位引路人刘伯坚、熊味耕，前者于1935年牺牲于江西苏区，时任红军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者回国后脱党，解放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1923年春，父亲迎来了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在比利时，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中国共产党只创建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是个没有什么力量的小党，前途未卜，参加中共的大都是热血青年，也许有人出于投机心理入党，但大多数人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才加入党组织的。那个理想便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和劳苦大众的幸福，因此可以说，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是中国人民真正优秀的儿子。
人党，是父亲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思想飞跃。为了拯救久处水火之中的祖国，他毅然放弃"实业救国"的理想，放弃专业学习，以天下为己任，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党的工作，从而成为职业革命家。
至此，我的父亲才算是真正地启航了。在黑暗中，他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了远处的光明，并愿意为之献出己的一生。有了这种恒心，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和他的战友们前进的脚步？
刻在心底的誓言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少共"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父亲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许多年之后，父亲仍能清楚地记得周恩来留给他的印象："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朝气蓬勃……我每次到他办公的那间只有5平方米大的房间时，他要么就是聚精会神地伏案挥笔疾书，要么就是认真地在与人谈话，吃饭也常常是几片面包，一杯开水，有时也有一小碟青菜。"
接着，父亲和李富春、邓小平等人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6月，根据中共"三大"的决定，旅欧的80多名党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又过半年，国共合作后，成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父亲被选为处长。这一时期，父亲从没间断对马列主义著作的攻读，还进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学习。父亲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感叹说，那真是一个如饥似渴的时期，他觉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那真是一段令人神往的岁月，虽然远在海外，远离亲人，但他们自觉团结起来，团结在党旗下，就像亲兄弟一样，激情似火地从事崭新的事业。这些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凭借自己对革命的满腔热忱，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勇敢地担负起改造中国的重任。
1924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甲子年的正月初一。那天，父亲同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四人相约，坐上通往贝尔﹣﹣拉雪兹公墓的专程车，去瞻仰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神情肃穆地站在"社员墙"前，周恩来作为几人的"大哥"，率先举起右拳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了！"接着，父亲举起右拳，深情地说："我为自己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由衷高兴。我要一辈子信仰、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富春、邓小平也都进行了宣誓。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尽管坎坷不断，但他们终生铭记着这个誓言，因为他们把它刻在了心底。
他们宣誓的那一刻，不远处的树丛中，"扑棱棱"飞起一群鸟儿，也不知是什么鸟儿，它们舒展着翅膀在纪念墙上空盘旋几圈，然后直插蓝天。许多年之后，父亲仍然忘不掉那群鸟儿盘旋飞升的影子，它们开始是舒缓的，后来快如闪电，宛若人生的轨迹。
9月，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和20多位同志一起，离开法国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按照计划，有的直接回国，有的到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周恩来就是直接回国的，他走之前，父亲等人和他一起喝了酒，为他送行。大家相约，回国后再见！
一个月后，他们经德国辗转来到莫斯科。不久就是十月革命胜利7周年纪念日，那天，父亲他们应邀参加了红场庆祝十月革命的游行，见到了在观礼台检阅游行队伍的斯大林，这让父亲他们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兴奋了很长时间。
父亲他们在东方大学学习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其间见到了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著名革命家李大钊，并听他讲了课，他还找父亲等人谈了话。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的名字是很响亮的，父亲很敬仰他，过去了很多年，父亲还记得他的音容笑貌。
又过了3个月，父亲被选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也就是有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这是为了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父亲和叶挺、熊雄、王一飞、颜昌颐、李林等30多人组成一个"中国班"。父亲担任班长兼党支部书记。这个中国班对外是严格保密的，纳入了苏联红军的编制系统，同红军穿一样的衣服，过一样的生活。在这里，父亲他们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给他们授课的，都是红军师一级的指挥员。来这里之前，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或者说只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还没有接触到军事方面的知识。父亲预感到自己将来肯定会有带兵打仗的机会，所以他很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时光，他对军事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事实上，正是在这里，父亲为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班里，曾经担任孙中山警卫营营长的叶挺格外引人注目。和其他同学相比，叶挺算是个老兵了。父亲和叶挺很谈得来，他们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令父亲感到十分可惜的是，他这个班的30多个同学大部分在斗争中牺牲了，他的好朋友叶挺也于1946年4月死于飞机失事，同时遇难的还有叶挺的夫人以及王若飞等人。
1925年5月，国内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共产国决定，这批中国班的学员尽快回国。8月上旬，父亲他们离开莫斯科，取道海参崴，乘船经日本长崎回国。父亲后来回忆道，他们乘坐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的时候，传来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的消息，联想到半年前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他和同学们深感忧虑，不知国内政局将向何处发展。父亲说，他恨不得插翅飞到国内去，投身于革命浪潮。他真的有点等不及了。
1925年9月3日，父亲他们乘坐的轮船驶进上海吴淞口。父亲的眼前出现了海岸线和岸上的景物。他心头一热，眼睛霎时湿润了，他默默地念叨：祖国，我回来了！他注意到同学们也都是眼窝发潮。当年，他乘法国邮轮离开上海的情景历历在目，然而屈指一算，已经快6年了，如今他已26岁。5年多前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远赴异邦，寻求救国富民之路。而今，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双脚落地的那一刻，父亲并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聂力，重庆江津市人，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972年在海军科装部科研处工作；1974年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常委；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委常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