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武汉迎接解放
一九四八年暑期，我小学毕业。当时男生能就读的公立学校只有市一中和市二中。市一中很有名，报考的人很多。市一中一直是我向往的学校，校园很大，校舍高大雄伟，教室宽敞明亮，操场周围绿树成荫，很像一个景色优美的大花园。市一中的学生都穿着黑色的校服，头戴黑色的大檐帽，大檐帽正中缀有"市一中"三字的帽徽，非常显眼。市一中的学生走在路上很神气，似乎都透着一股傲气，使我见到他们时心里非常羡慕。我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市一中的学生，于是我报考了市一中。我很自负，因为我在小学成绩不错，坚信自己一定能考取，结果，名落孙山了。这个挫折对我打击很大，我整天唉声叹气，抬不起头来。母亲安慰我说："孩子，不要灰心，明年争取再考，我相信你一定能考取的。"但是我不能在家闲待着，当时有好几所私立中学在招生，只要交学费便能人学。我便与母亲商量，进了离家不远的私立震旦中学上学。到这个学校上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没有考上公立学校的，有很多是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这些学生成天鬼混，根本就不学习。这个学校的教师上课懒洋洋的，但动员学生参加补习班却很起劲。数学老师动员学生参加数学补习班，语文老师动员学生参加语文补习班，甚至连音乐、美术老师也动员学生参加音乐补习班、美术补习班。当然，这些补习班是要收费的。那些纨绔子弟却对补习班趋之若鹜，因为参加了补习班，老师就会把考试的范围告诉你，使你在期中和期末考试时，几乎不用怎么复习就能得高分。这种赤裸裸地把教育当成敛财工具的行为，实在令人厌恶。我后悔上了这所学校，甚至连学校发的校徽也不愿意戴。
我们班有一个姓冯的同学，跟我是同桌，是汉正街一家金店老板的儿子，家里很有钱。他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做作业，只知道吃喝玩乐。但是他父亲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将来继承家业，并有一番作为，因此对他的学业很关心，经常向老师了解他的学习情况，老师只好以实相告。他父亲大发雷霆，将他狠狠揍了一顿。他并不因为挨了打而有所收敛，依然我行我素。但为了应付父亲和老师的检查，他得做作业，可是又不会做，于是求助于我。他让我替他做作业，作为回报，他请我下馆子吃饭。我开始时拒绝了他的要求，可是他死皮赖脸地求我，不得已就答应了。每天放了学以后，他就和我坐上一辆人力车，先到饭馆吃饭，然后到他父亲开的金店里去一起学习，实际上就是替他做作业。金店里有一个带有套间的账房，很宽敞，我们就在这套间里做作业。这个地方他父亲不常来，账房先生在外间办公，根本不管我们在里间做什么事。他父亲来了，见我们在一起学习，还很高兴。
我在震旦中学读了不到一年，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旬，国民党的白崇禧部队向南溃逃，撤离了武汉，而解放军尚未赶到，于是武汉处在真空状态中，全市的消防队员全部走上街头维持治安。三天以后，解放军进了城，武汉终于获得了解放。这年暑期，武汉各中学招生，我又报考了市一中，同时还报考了市二中以及武昌的文华中学。因为当时未实行统考，各校是自主招生。这一次，我不仅考取了市一中，而且还考取了市二中和文华中学。市二中我报的是初二插班生，一共只招收几名，非常难考，我居然考取了。这次的考试结果让我扬眉吐气，信心大增，把去年落榜带给我的痛苦和羞辱一扫而光。它雄辩地证明了，去年的名落孙山"非战之罪"，乃时也。但是，我不能同时上三所学校，只能选择一所。文华中学在武昌，隔着一条长江，不在考虑之列，只能在市一中和市二中之间选择。如果上市二中，入学就可以读初二，但市二中在江岸区三元路，离家太远；上市一中我得从初一读起，等于失学一年，但市一中离家近。与母亲商量以后，决定选择市一中。市一中是我一直向往的名校，去年就没有考取，这次我终于圆了"一中梦"。
市一中在汉口前进四路，从我们家到学校大概要走半个多小时，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靠两条腿走路。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洗漱完毕后匆匆赶往学校。这时，学校门口早已聚集了很多食品摊，有卖热干面的，有卖面窝的，有卖米粑的，有卖馄饨的，有卖包子的，有卖油条的，各种早点，应有尽有。在早点摊上过完早后，就急忙进到教室参加早自习。每天上午有四节课，下午有两节课，中午得回家吃午饭。一天下来，感到十分紧张，但我并不觉得苦，也不怕累，始终精神饱满地往返于上学和回家的路上。
武汉的解放，扫除了旧社会的一切阴霾，使整个江城气象一新，处处彩旗飘扬，歌声嘹亮，人们精神振奋，情绪高昂。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筹建，活动很多。由于市一中地处市中心，校内有大礼堂、大操场等优越条件，就成了举行各种报告会、演出活动、联欢会、舞会等的中心，市一中的学生可以自愿参加。我当时激情满怀，对解放带来的一切感到非常新鲜和兴奋，对周围的新事物也很感兴趣，很快就成了参加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市一中的大礼堂经常有演出活动，演出都是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阶级教育。有一次是演出歌剧《白毛女》，吸引了很多观众，我也凭着市一中的校徽进去看了。还有一次是演出话剧《血海深仇》，内容是表现恶霸地主欺压残害贫苦农民的故事，观众主要是解放军战士。演出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观众情绪异常激昂，"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不断。我也深深被剧情所打动，也跟着解放军喊口号。
由于新政权刚刚成立，群众中还存在一些混乱思想，也有不少疑问，党团组织便在市一中举行各种报告会。被请来作报告的都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他们外穿灰布制服，内穿白布衬衣，脚穿黑布鞋，显得很朴素。参加听报告的有各部门的干部、各行各业的员工，也有学生。报告作完了后，作报告的人很民主，允许大家提问题，和听众面对面交流，会场气氛非常活跃。我记得有一次报告作完了后，有学生提问："你们说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老百姓靠两条腿走路，而领导同志还跟国民党当官的一样有小汽车坐，这平等吗？"报告人回答说："领导干部坐汽车是工作的需要，跟平等不平等没有关系。领导同志日理万机，非常忙，他们经常到各处开会，还要深入群众，检查工作，光靠两条腿跑路是要耽误工作的。又比如说，他们要经常跟资本家打交道，资本家都有小汽车坐，难道让我们的领导干部迈开两条腿跟着小汽车跑吗？"他的话刚一说完，立刻引起全场大笑。还有学生问："听说你们吃饭还要分小灶、中灶、大灶，这平等吗？"报告人回答："我们提倡平等，但不搞绝对的平均主义，吃饭分灶，也是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我们将来还要向苏联学习，苏联是实行按劳取酬的工资制的，贡献大的工资就高，贡献小的工资就低。你们将来参加工作以后，也许能赶上实行工资制。"报告人的话，引起了全场的热议。
为了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当时各部门和各学校还举行各种辩论会，我记得有一次辩论会的辩题是"地主阶级的罪恶应该由地主本人负责还是应该由社会制度负责"，辩论会以班为单位进行，由班主任主持。我们班有一位姓罗的同学，他家是地主，因此他主张地主阶级的罪恶应该由社会制度负责。他多次发言，而且发言时情绪非常激动。辩论进行得很激烈，正反双方都坚持己见，各不相让。最后班主任王老师作总结，说社会制度是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外部因素，而造成罪恶的却是地主本人这个内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对于班主任的总结，姓罗的同学不同意，又与班主任争论不休。姓罗的同学是班长，在班上威信很高，经过这次辩论以后，同学们认为他为地主阶级辩护，就罢免了他的班长职务。他想不通，觉得很委屈。因为我也是班委，跟他很熟，他就拽着我到江边去散步，向我倾诉心中的苦闷，我只好洗耳恭听。他还说："我想退学，不读了。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我赶紧劝他，千万别干傻事。过了不久，姓罗的同学果真退学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因为这么一点小挫折，姓罗的同学竟然采取了这种自毁前程的断然措施，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呀？
二、参军参成热潮
解放后，政治运动很多，是否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是对每一个青年的考验。我积极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经受了考验，因而得到了团组织的重视。一九五 O 年初，由于我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被团组织批准为团员，不久我又当上了团分支委员，成为一名团干部。这年冬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同时也掀起了参加志愿军的热潮。我记得当时在江汉路的璇宫饭店门前设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招兵站，我看见许多人排队报名，我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大概因为我当时还是初中生，没有被录取。
一九五一年，武汉市又掀起了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声势浩大的宣传高潮。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如诉苦会、动员会、志愿军回国宣讲团英雄事迹报告会、各军事学校的情况介绍会。各班级也组织学习讨论，同学们情绪高涨，纷纷在会上表决心，要求报名参干。我们年级有一位姓李的同学，是年级团分支的书记，在参干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大会小会带头表态，找人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并且率先报了名，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得到团组织的多次表扬。由于姓李的同学的表率作用教育了大家，在我们年级中掀起了参干的高潮，很多落后的同学也都动起来了。我们班有一位姓庞的同学，平常表现很差，吊儿郎当，经常与同学打架，开口就骂人，又不好好学习，同学们都很讨厌他。但在这次参干运动中好像换了一个人，表现得特别积极，在会上抢着发言，带头喊口号，甚至当众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参干。由于有了这样的表现，他在班上很快取得了同学的信任，建立了很高的威信，被选为班级的代表，到全校大会上去发言，立刻成了市一中的头面人物。
经过报名、政审、体检，参干运动进入了最后阶段，很快，各军校公布了录取名单。我落选了，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合格。不少同学被各军校录取，个个兴高采烈，而我则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当然，参干也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因为参了干，就有可能去打仗，去打仗就要面对生死问题。有一些同学就过不了这一关，原先表态要报名，到了真正报名的时候却退缩了，这样的同学在我们班就有好几个。最让人吃惊的是我们年级的分支书记李同学，他当时作为典型人物被毫无悬念地录取了，可是，当军校派人来给被录取的同学发军服，并接他们到军校报到时，李同学却神秘地失踪了。自从公布了录取名单以后，他就没有到学校里来，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学校领导让我们到他家里去找，我们找到他家，却发现铁将军把门，他们全家都搬走了。向街坊打听，都说不知道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团组织宣布开除他的团籍，学校宣布开除他的学籍。对于这件事，同学们议论纷纷，大家对姓李的同学临阵脱逃的行为非常气愤。也有同学认为，姓李的同学本人没有什么问题，是他父母拖了他的后腿，把他藏起来了。但大家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如果他自己坚定，他父母怎么可能把他这么一个大活人藏起来？还是他自己思想不过硬，经不起考验。
半年后的某一天，我和熊君经过花楼街到学校去，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很像姓李的同学，我们立刻追上去喊他的名字。他扭过头来一看，发现是我们，立刻惊慌地撒腿跑进一条小巷子，不见了踪影。我们放学后找到了姓李同学原先住的房子，敲了半天门，一位老大妈开了门，警惕地问我们："你们找哪个？"我们说："我们找一个原先住在这里的同学。"并报出了名字。老大妈说："这个人我们不认得。"说完就把门关上了。这个老大妈可能就是姓李同学的母亲。我敢肯定，姓李的同学就在家里，没准正躲在屋里偷偷听着外面的动静呢。看来，参干临阵逃脱这件事对姓李的同学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说不定成了他这一辈子都要背在身上的沉重包袱。
过了一段时间，又传来一个坏消息，我们班那位姓庞的同学也出事了，他到了军校以后，由于忍受不了军校的艰苦生活的考验和严格军纪的约束，去了不到一个月就开了小差，逃回武汉来了。军校派人到处寻找，却不见踪影，找到他家问他父母，却说"不晓得"，军校只得宣布开除他的军籍。当然，这种反面例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参干的同学都表现不错。我们班有好几个参干的同学表现就很好，一位姓徐的同学，从步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志愿军部队，到了朝鲜后已经停战，后来复员到宁夏银川，当了市政府办公队，到了朝鲜后已经停战，后来复员到宁夏银川，当了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一位姓张的同学，军校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上班，能经常见到中央首长。还有一位姓胡的同学，从通信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某部工作，多次立功受奖，后来复员到武汉电信学校当了教员。
与抗美援朝同时开展的还有"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是一九五一年末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运动是一九五二年一月起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我们主要是参加五反运动，利用节假日深入到各商铺进行宣传，协助商铺的店员与不法商人展开斗争。商铺的店员都组织起来了，成立了打虎队，这"虎"当然是指不法商人。打虎队里产生了不少打虎英雄，都是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被戴上了大红花，一个个喜气洋洋。各商铺的老板都被逼着交代问题，一个个被整得灰头土脸。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的家长是商铺老板，这些同学感到形势逼人，压力很大。团组织找他们谈话，要他们站稳立场，回家做家长的工作，让家长老实交代问题。
我们班有一个姓张的同学，是一个团员，他的父亲是一家茶庄的老板。姓张的同学对"五反"运动的态度很消极，开会也不发言。他与他父亲感情很好，他不但不动员他父亲交代问题，反而给他父亲出主意，教他怎么蒙混过关。这个情况是茶庄里的店员向学校揭发的。团组织就找他谈话，严厉批评他的错误，并召开支部大会，要他在会上作检查，但是他坚决不承认，拒绝检查。后来，上级团委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姓张的同学的错误十分严重，而且态度极坏，是阶级立场问题，决定开除他的团籍。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我当时是团分支的委员，也因思想右倾受到了上级团组织的批评，并交了检讨书。
到了运动后期，负责领导"五反"运动的机构经过调查取证，最后给每个商户定性，分为违法户、基本守法户、完全守法户几种。姓张同学家的茶庄被定成了完全守法户，因而他的所谓错误也是莫须有的。最后得知，向学校揭发张同学问题的店员是诬告。这个店员是张家在农村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店里当学徒，因偷拿货款被张同学发现了，告诉了父亲。张老板把这个学徒打了一顿，并要开除他。正好在这时"五反"运动开始了，这个学徒留了下来，还成了打虎队员。为了报复，他不但向"五反"领导部门揭发了张老板很多问题，还向学校诬告张同学。后来经过调查，他揭发的问题纯属子虚乌有。他自己觉得没有脸再在茶庄待下去了，便偷偷离开了茶庄，回到乡下去了。张同学的问题属于冤案，于是团组织给他平了反，恢复了他的团籍。
由于开展政治运动，对正常的教学秩序冲击很大。有时候正在上课，我们这些团的干部和运动的积极分子被叫出去商量事情；或者，我们自己有事，也可以在老师正在讲课时离开教室，而老师从来不干预。这种现象在运动后期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很多错误的做法渐渐得到了纠正，教学秩序也逐步好转。但是学生中仍然存在很多错误思想，特别是团干部和积极分子仍然头脑发热，存在着重运动轻学习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一般同学。党团组织积极做团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做一般学生的思想工作，提出了"为建设新中国而好好学习"的口号，学校也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同学"回到学习中去"。于是，团干部和运动积极分子的头脑也渐渐冷静了下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并配合领导做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宣传工作。
我和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创办了一种油印小报，参加者有熊光祚、潘仁及、唐雯。熊君积极性最高，认识的人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便由他负责刻蜡版、印小报。蜡版、油印机都是他通过关系借来的，买蜡纸、油墨和小报纸张的钱都是他父亲资助的。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负责撰稿和版面设计。小报一星期出一期，每期只有两版，只印三十份。内容主要是配合当时形势，宣传国家大事和动员学生"为建设新中国而好好学习"和"回到学习中去"。有短评、诗歌、消息报道等，还有小说连载。这些东西有些是我们自己写的，有些是从别的报纸和杂志上抄来的。为了使油印小报合法化，我们还专门找了学生会主席，向他汇报了我们办小报的意图，并得到了他的支持。我们把印好的小报放在学校一进门的大厅里，搞了一个无人售报摊，在报摊旁边搁了一个装钱的纸盒，注明每份小报售价三百元（旧版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三分钱）。现在看来，我们当时是何等的天真幼稚啊！以为油印小报一旦摆出去，一定会引起轰动，一定会被同学抢购一空。然而，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是，油印小报在大厅里摆了一个星期，竟然无人问津，一份也没有销售出去，最后被清洁工当成废纸收走了。我们遭受了沉重打，大家垂头丧气，再也没有出版第二期的勇气和兴趣了。
在教学秩序恢复正常以后，我们的学习一直很紧张。一中的老师水平都很高，讲课很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我当时很用功，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错。我们学的课程有语文、数学、英语、地理、历史、政治。我最喜欢的是语文，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姓王，胖乎乎的，课讲得很好，大家都爱听。他特别重视写作文，他在课掌上反复讲解应如何把作文写好，对我启发很大。每次做作文，他总是事先拟好很多作文题，写在纸条上让同学抽取，谁抽到了什么题，就按这个题写。这种方法，对调动同学写作文的积极性很有好处，也能提高同学兴趣。同学的作文交上去以后，他总是认真批改。我的作文他改得很仔细，定的等级都是"甲"，而且写上很好的评。因此王老师对我后来考大学时选择文科，影响也是很大的。
三、好朋友亲密相处
在市一中，我交了不少朋友。当时，同学年少，意气风发，大家亲密相处，无话不谈。我们之间的真挚友情，到现在还难以忘怀。与我关系最好的有徐安民、唐雯、李务本、刘厚树和熊光祚。徐君当时也是团干部，为人正派，工作能力很强，我们在一起工作，很谈得来。后来他参了干，到了朝鲜，又从朝鲜回国被安排到宁夏银川工作，一直与我有联系。唐君是河南人，家住在满春路，与我家离得很近。李君也住在满春路，与唐君家只隔一条巷子。我上学时，经常是顺路约唐君、李君一起走。我们有时又经过三民路，进花楼街，约家住油皮后巷的熊君一起走。放学后，我们几个路，进花楼街，约家住油皮后巷的熊君一起走。放学后，我们几个人又经常相约一起回家。我们总喜欢到唐君家里去，因为他家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家里做了一些油炸面食作为主食。他母亲是后妈，但对唐君很好，见我们去了，就拿出这些食品招待我们，有时还请我们喝她自己酿制的米酒，有一次我还差一点喝醉了。唐君后来考人了武汉一师，毕业后被分配到江汉区教委工作，几年以后就被提拔当了领导。后来青云直上，当上了江汉区教委主任、党委书记。李君与我一起考入了武汉四中，毕业后我们两人都考上了武汉大学，不过我上的是中文系，他上的是物理系。李君从武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钢铁公司工作。唐君和李君一直跟我有联系。我每次出差到武汉，都要与他们欢聚。
刘君家住汉正街的一个巷子里，房子很大，里面的陈设都很讲究，我们有时候也到他家去串门，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父亲，只看见他母亲有病躺在床上。刘君不愿多谈家里的情况，我们也不好多问。他后来上了铁路中学，从铁路中学毕业后，又考上了河南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洛阳的一所铁路小学当教师。他在婚姻上很不顺心，经常写信向我诉苦。我到北大工作后，他还一直与我联系。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了他一封信，说他经人介绍，在北京交了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最近，他女朋友突然不给他写信了，他托我去找一下，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顺便帮他做一下工作。我按照他信上写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女朋友。我向她作了自我介绍，并把刘君的意思对她说了。不料她很坦率地说："我跟他是不可能的，我早就在信里告诉他了，请你把我的意思转告他，请他不要再纠缠我了。"我只好把情况如实告诉了刘君。不久，刘君又来信诉我，他已经与学校的校长吴女士结了婚。又说吴女士虽然是一个有残疾的人，但人很好，又很有才干，他很爱她。后来别人告诉我，刘君娶的这位吴女士前鸡胸后驼背，不是一般的残疾人，而且年龄比刘君大好几岁。我一听，就觉得刘君是饥不择食，他的婚姻将来肯定维持不下去的。一九六八年九月，我又收到了刘君的来信，信中说："吴女士是走资派，现在被揪出来了，我要跟她划清界限，决定与她离婚，我想你一定会支持我的。"我立刻回信表明了我的立场，我说："吴女士的情况，你在跟她结婚前是知道的，现在以她被揪斗为由，要跟她离婚，这分明是借口，这是不道德的，我不同意你这样做。"后来，刘君还是跟吴女士离婚了，而且从这件事以后，再也没有给我写信，大概是对我不满意了。在这些同学中，与我交往最多的，就要算熊君了。熊君与我一起考入了武汉四中，后来他考入了华中师范学院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到汉口一所中学教俄语。不料，过了不久中苏关系紧张，各校的俄语课都改成了英语课。于是，熊君自学英语，从此改教英语，居然成了一位合格的英语教师。我到北京工作后，与他联系最多。每次出差到武汉，都最先找他，然后由他联系其他同学，组织老同学的聚会。
熊君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喜好交际。除了市一中的朋友圈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圈，经常在节假日举行沙龙似的聚会，参加者有市一中、市二中、市一女中、市二女中的学生，大概有十来人。我们这些人大都经历过战乱，进入中学的年龄都偏大，我读初一时已经十五岁了，我周围的同学，年龄大致与我差不多，都显得比较成熟。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熊君向我介绍了他们家的聚会活动，并对我说："我今天带你去参加我们的活动，见见我的朋友。"放学后，熊君带着我去到了他家。他家在花楼街油皮后巷，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家里有父母、妹妹。楼上有一间很大的客房，熊君把它改造成了客厅，活动就在这里举行。下午六点，参加活动的人陆续来到，熊君一一向我介绍，有市一中的许君、张君、游君、孟君，有市二中的王君、李君，有女一中的宋女士、严女士、杨女士，有女二中的张女士、耿女士。聚会没有一定的主题，大家可以随便聊。我初次参加，不便发言，只在一旁静听。最活跃当数熊君、张君和严女士。大家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理想、抱负、家庭、爱情、见闻以及对时事的见解等，说到高兴时大家哈哈大笑，有不同见解时则争论不休，整个聚会充满了欢快、活泼的气氛。这种活动每月都要举行一到两次，我每次都参加了。我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也不喜欢出头露面的人，自从参加了这个活动后，认识了不少朋友，长了不少见识，我的性格也开朗多了。
一九五一年的春节，我们在熊君家里欢度除夕之夜，这次活动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一天晚上，我们早早就来到了熊君家里，熊君的父母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点心、瓜子、花生和水果。大家边吃边聊，十分开心。当时，张君和宋女士、许君和杨女士、熊君和耿女士都有谈恋爱的迹象，还不太明确，只是处在初级阶段。大家就起哄，逼他们交代问题，互相表态。这几个人被逼得窘态百出，想说又不敢说，扭扭捏捏，十分好笑。后来还是熊君脸皮厚，指着耿女士说："我就是喜欢她，你们想把我怎么样？"没想到耿女士对熊君说："莫瞎说，你喜欢我，我怎么不晓得呀！"熊君说："那我今天就要让你晓得晓得！"他立刻从台子上的花瓶里抽出了一枝花，当众献给了耿女士，对她说："这枝花就代表了我的心，你现在该晓得了吧？"耿女士羞答答地接过了花，笑着说："只有你脸皮厚。"引起了一阵哄笑，接着就是热烈的掌声。后来在熊君的主持下搞文娱活动，唱歌、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大家玩得高高兴兴，很快就进入了深夜。这时，女生们都到楼下在熊君母亲的指导下做汤圆、包水饺去了，男生们则涌到门外放鞭炮，辞旧迎新。
到了初一凌晨两三点钟，我们在楼下的堂屋里围坐在一起，品尝女生们做的汤圆、水饺。大家正吃得高兴的时候，突然严女士发出了一声尖叫："哎呀！"熊君赶紧问："什么情况？"严女士说："我吃水饺的时候，咬到了一样硬东西，差一点硌了我的牙。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严女士从嘴里把硬东西掏出来让大家看。大家一看，见是一枚小铜钱，都笑了起来。熊君打趣说："就你与众不同，竟然能从水饺里吃出钱来，本事真大呀！"大家说："吃水饺吃出钱来，这是好兆头呀！你今年一定要交好运。"原来，这枚小铜钱是熊君偷偷放进水饺里的，他喜欢恶作剧，想用这种方式增加一点节日的喜庆。严女士问："水饺里怎么会有铜钱呢？真是奇怪。"熊君笑着说："是我放进去的。"严女士听了，说："好呀！原来是你搞的鬼，我的牙现在还疼呢。看我怎么收拾你！"站起来就要去打熊君。熊君说："你得了彩头还要打我，真没有良心。"起身就往楼上跑。后来，年纪最长的张君居间调停，这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这时，外面的鞭炮声又阵阵响起，天已破晓，大年初一的拜年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向熊君的父母拜完了年后，就从熊家走了出来，从花楼街经三民路到了中山大道，中山大道几乎没有行人。我们迎着晨曦信步而行，侃侃而谈，女生们唱起了当时最流行的《一条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一路欢笑，一路歌声。我们又经江汉路来到了江边，在大堤外的沙地上席地而坐，望着滚滚东流的浩瀚长江，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喜好文艺而又充满激情的熊君，面对着长江，朗诵起了他自己写的诗歌。能歌善舞的耿女士则在沙地上婆娑起舞，其他几个女生也跟着跳了起来。从除夕之夜开始的联谊活动，一直持续到初一早上九点多钟。当活动的组织者熊君宣布活动结束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互相握手告别，各自回家。
【赵克勤，毕业于武汉大学，是语言文字学者和著名编辑家，曾在北京大学从事17年的教学工作，后调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先后参与了《辞源》第二版、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也参加了多部工具书的编写，编辑过多部词典、专著，出版过《古代汉语词汇学》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