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伪统治下的武汉，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祖父开着商铺，做棉纱、布匹生意，虽然经营很困难，赚不到什么钱，但因为家底雄厚，所以我们家的日子还过得去，而贫苦老百姓却在水深火热中过着痛苦的生活。祖父捐资和募资开办的善堂，每到冬天就要施舍棉衣，帮助没有棉衣的穷人过冬。有些穷人死了没有钱买棺材，善堂也施舍棺材。因此，祖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慈善家。我时常看见穷人登门请求施舍，祖父都一律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我们家属于硚口区，附近有著名的三民路、汉正街，往南走就是汉水。这一带街巷纵横交错，商铺鳞次栉比，非常繁华。但在日伪统治时期，这种繁华只是表面现象。很多商铺是亏本经营，想关门也关不了，因为日伪当局为了维持繁荣假象，不许停业。这里乞丐满街，都是从四乡逃来的难民，每天讨一点残羹剩饭聊以度日。妓女也很多，我们家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就有五六家妓院。每到傍晚，妓女们就出来站街了，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见到过往男人就上前搭讪，有的甚至往屋里拽。有时候为了争夺一个嫖客，妓女们还大打出手。
除了公开身份的妓女外，还有暗娼。我们家斜对面有一家煤炭铺，楼上临街的房间就住着一户暗娼，经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在她家出入。她丈夫原是个痞子，后在伪军里混饭吃。他把老婆当成了摇钱树，无耻之极，常常带一些伪军军官到家里来鬼混，有时甚至把鬼子兵也招惹来了。有一次，暗娼将一盆脏水向窗外倾倒，倒在了一个行人的身上，这个行人当然不干了，指着窗户大骂道："臭婊子，你瞎了眼啦！"又捡起一块砖头要向窗户扔去。正在这时，从窗户里伸出一个戴军帽的鬼子兵的脑袋，冲他大吼了一声："八嘎！"此人先是一愣，后来见是一个鬼子兵，气不打一处来，仰头大骂道："小鬼子，我操你八代祖宗，你狗日的有种就下来！老子不揍扁你才怪呢！"说完就大摇大摆地走了。鬼子在楼上气得大喊大叫，但也拿他没有办法。此人也算是中国人中的佼佼者，居然敢与鬼子对骂，骂完以后又从容离去，实在是了不起。
在这一带，地痞流氓横行无忌，有些地痞流氓当上了汉奸，更是飞扬跋扈，无法无天。我们家的亲戚当中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在我熟悉的人中就有两个，一个就是祖父的远房外孙，叫安宝；另一个就是祖母娘家的远房亲戚，叫陆陆。
安宝一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他有个外号叫"一摊泥"，因为他嗜酒如命，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他没有钱，就到处借钱、骗钱，弄得亲戚朋友都躲着他。他父亲好不容易给他找到了一个看仓库的工作，但他却不好好干，经常和一些狐朋狗友在仓库里喝酒耍钱。有一次他喝得烂醉如泥，等他醒来一看，他的狐朋狗友都走了，还偷走了仓库很多东西。老板一怒之下将他开除了，还要他父亲赔偿经济损失。他父亲将他狠狠揍了一顿，并把他锁在家里，叫看着他，不让出门，更不许给他喝酒。安宝失去了自由，又没有酒喝，就天天在房里大吵大闹，又"乒乒乓乓"地砸东西，还威胁说，再不放他出来，他就要点一把火把房子烧了。他妈没有办法，就背着他父亲把他放出来了。他妈哀求他："儿子，你莫跟那些人来往了，好好做人、学好。你哥哥托他朋友帮你找到了一份工作，是一家医院的勤杂工，你先暂时干着，以后再调换好一点的工作。"第二天，安宝就由哥哥领着到那家医院上了班。可是，安宝只干了几天，就不去上班了。他又跟那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经常混迹于酒馆、妓院，白吃白喝，连家也不回了。那些狐朋狗友知道他父亲有钱，就撑掇他去赌博，结果欠下了一屁股赌债。赌场管事的带着几个打手押着他去找他父亲要钱，他父亲见一帮子人押着儿子上门来要赌债，当时就气晕过去了，不久就"呜呼哀哉"了。安宝没有了父亲，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因为没有人能管得了他。后来他妈实在没有办法，就请祖父出面帮他们分了家，将家产一分为四，一份给他母亲，他哥哥、弟弟和他各占一份，以后各过各的，互不相干。安宝分得了家财，不到一年就挥霍光了，便又到他母亲家里混吃混喝。
至于陆陆，根本就是一个大流氓。他的外号叫"独眼龙"，因为他参加流氓团伙的斗殴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当时三民路、汉正街一带有两个流氓团伙，一个流氓团伙的头头叫"天长子"，因为他的身高将近两米；另一个流氓团伙的头头叫"地矮子"，因为他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这两个流氓团伙之间经常发生斗殴。陆陆是"天长子"流氓团伙的干将，凡是打架斗殴，他都冲在最前面，结果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这两个流氓团伙为了争夺一块地盘发生了械斗，双方手持刀斧互相砍杀，结果死了不少人。当局进行了镇压，将"天长子""地矮子"都枪毙了，还抓了不少械斗的参加者关进了牢房，而陆陆却逃脱了，并且躲了起来。后来，风声不那么紧了，他又出来活动了。他串联了"天长子"原来的几个手下，又拉起了一支队伍，自己当起了首领。
有一次，安宝和几个狐朋狗友到汉正街一家酒楼喝酒，几杯酒下肚以后便耍起了酒疯，不但不给钱，还打了跑堂的，掌柜的上前跟他们理论，也被安宝扇了两个大耳光，酒楼里顿时大乱。正在这时，陆陆带着一伙人走了进来，他大声嚷嚷："是哪个吃了豹子胆呀，敢在老子的地盘撒野？"原来，这座酒楼每月都向陆陆的团伙交保护费，酒楼里只要有事，陆陆就会出面摆平。安宝有些醉了，他见一个身穿黑绸布大褂、歪戴礼帽、一只眼睛罩着黑色眼罩的"独眼龙"带着几个彪形大汉向他走过来，有些胆怯了。但是，身边有几个狐朋狗友壮胆，他也不好示弱，就大声喊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管老子的事？"陆陆哈哈一笑，侧过头去对他的手下说："你们看，还真有不怕死的。"陆陆的手下有一人认识安宝，他轻声对陆陆说："陆哥，这人我认识，他是赵老太爷的外孙。"陆陆问："哪个赵老太爷？"那个手下说："就是你姑爹赵老板呀！"陆陆听了哈哈大笑说："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陆陆走过去拍着安宝的肩膀说："你是安宝兄弟吧？我们是自家兄弟，来，来，坐下来说话。"安宝满脸狐疑地问："你是哪个？怎么认得我？"陆陆说："我就是陆陆呀！"安宝笑了起来，说："你就是陆陆？我可久闻大名呀！按辈分我应该叫你叔叔，那我就叫你陆叔吧！"陆陆说："什么辈分不辈分的，我不讲那一套。你就随大伙叫我陆哥吧！"
原来，陆陆和安宝都互相知道对方，就是没有见过面。陆陆转过身去对酒楼老板说："这是我朋友，他们的酒钱记在我的账上。"于是，陆陆叫跑堂的上酒，让两边的人坐到了一起，喝酒聊天。陆陆和安宝聊得非常投机，相见恨晚，两人又臭味相投，便成了好朋友。陆陆对安宝说："你跟着我干吧，我保证不会亏待你！"安宝正走投无路，就高兴地答应了。从这天以后，安宝就参加了陆陆的团伙。两人经常在酒楼、妓院、赌场双入双出，一起为非作歹，他们的臭名声在汉正街、三民路一带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见了他们，都要退避三舍。武汉沦陷以后，他们又一起投靠了日本人，在日伪特务机关找到了一份差事，当起了日伪特务，成了日本人的鹰犬。陆陆还是一个小头目，手底下管着十几号人，安宝是亲戚，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副手。两人经常挎着盒子炮，带着一帮小喽啰招摇过市。
陆陆看上了一家商铺老板的女儿，并得知祖父与这个老板认识，便来找祖母，求她向祖父说说，请祖父出面，向这位老板提亲。祖母对这远房侄子虽然厌恶，但碍于情面，就对祖父说了。祖父一听，骂道："他是什么东西？连猪狗都不如，也配娶人家的女儿？"祖母说："他好歹也是我侄子，你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就去一趟吧！"祖父说："要去你去，我是不去的。"祖母见祖父态度坚决，也就没有了办法，只好对陆陆说："提亲的事办不成了，人家的姑娘许配人家了。"陆陆当然不会就此收手，决定亲自出马。他天天到这家商铺去纠缠，向老板提亲。老板的女儿出门时，陆陆就在半路上堵她，说要和她交朋友，拉拉扯扯地耍流氓。老板的女儿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弄得这家商铺的老板非常害怕，就让女儿躲到乡下去了。
后来陆陆决定来硬的，便带着几个手下，拿着几盒点心、几瓶酒来到商铺，对老板说："我看上了你女儿，决定娶她，这是聘礼，咱们商量个好日子，把婚事办了吧。"说完，叫手下把点心和酒摆放在柜台上。老板赶忙说："老总，您看上了小女是我们的荣幸，只不过小女已经许配了人，怎么能再高攀您呢？请您高抬贵手，放过小女吧！"陆陆拉下脸来，说道："我看上了你女儿是瞧得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是想放过你女儿，只是它不同意！"说完，"啪"的一声，把盒子炮拍在柜台上。老板吓得连连作揖，说道："老总息怒！我说的都是实情，怎敢骗你？"说完，叫伙计端出一个大托盘，托盘里放着用红纸包着的三封光洋，说道："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请老总笑纳。"陆陆见商铺老板送来了钱，立刻堆下笑脸，收下了光洋，说道："既然老板有难处，我也就不勉强了。"说罢，带着手下走了。
安宝见陆陆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十分眼红，也想如法炮制。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上了一个学生打扮的妙龄女郎，散场后就尾随其后，得知她是民族路一家绸缎庄老板的千金。第二天他就挎盒子炮到这家绸缎庄纠缠，要求与老板的女儿交朋友。没想到这位老板非常开通，好烟好茶地招待他，并对他说："老总看上了小女，是我们家的荣耀。但这事也不能办得太草率，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先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三天以后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安宝听老板这样说，心中大喜，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绸缎庄，等三天以后再来听好信，谁知这是老板设下的陷阱。这位老板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儿子是汉口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在日本人那里红得发紫，这个情况安宝哪里知道？也是安宝活该倒霉，当他三天后挎着盒子炮喜滋滋地再次闯入绸缎庄时，老板的儿子带着几个日本宪兵赶过来了。他一见势头不对，想开溜，却被一个日本宪兵抓住，冲他喊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安宝连忙说："我的，自己人，自己人！"日本宪兵说："你的，重庆分子的干活！"老板的儿子过来狠狠抽了他两个大耳光，大声骂道："他妈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带走！"不由分说，把他抓进了宪兵队，打了个半死。
安宝的母亲求祖父找绸缎庄的老板说情，祖父生气地说："你养的这个好儿子在外头干了些什么事，你不晓得吗？你也应该管管他，怎么能让他由着性子胡作非为呢？现在出事了，你着急了，要我去救你儿子，我怎么救？那可是日本宪兵队呀！"安宝的母亲哭着说："安宝再怎么不成器，他也是您外孙呀！您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宪兵队吧？"祖母也在一旁求祖父。祖父不得已，只好带着厚礼去绸缎庄老板家里向他求情："我外孙太不懂事，冒犯了您，我特来代他赔罪，请您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吧！"绸缎庄老板与祖父有生意上的往来，也就卖了个人情给祖父，说道："在下不知道他是令外孙，才有了这场误会。既然是令外孙，赵老板今天又亲自屈尊光临寒舍，一切都好办。"安宝很快就放出来了，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日本投降后，安宝因汉奸罪被抓了起来。安宝的母亲到警察局喊冤，说："我儿子被日本宪兵队抓过，差一点被打死了，他怎么会是汉奸呢？你们不能乱抓人呀。"警察局派人去一查，日本宪兵队果然有安宝被捕的记录，档案上写的是"重庆分子"，罪名是"从事反日活动"。于是，警察局承认抓错了人，把安宝给放了。安宝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了"抗日分子"，还在警察局谋到了一份差事。不久，他因敲诈勒索被人告到了警察局，被开除了。解放后，他哥哥在铁路部门为他找了一份在货车上当押运员的工作，又因偷拿货物，被公安局拘留，放出来后就成了无业游民。此人一直打光棍，直到离开人世。至于那个陆陆，日本投降后，他投靠了国民党军统，参与杀害多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解放后被枪毙了。
武汉的大马路上有不少鬼子兵，他们见了面都要互行军礼，中国人见了都远远躲开。这些鬼子兵在大马路上昂首阔步，趾高气扬，俨然像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旁若无人，谈笑风生，却不知道自己的末日正在悄悄临近。马路上的中国人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在暗处向他们射去仇恨的目光。日本人刚打进中国时，疯狂烧杀抢掠，企图以暴力吓倒中国人，使中国人屈服，服服帖帖当顺民。但这样只能激起中国人更大的仇恨，更激烈的反抗。后来日本人为了长期占领中国，渐渐改变了策略，他们开始用军纪约束士兵，禁止他们胡作非为。因此，从表面上看，日本兵与中国老百姓相安无事，但是，以占领者自居的日本人怎么可能对中国人平等相待呢？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人始终是亡国奴，是下等人，他们随时都可以奴役和欺负中国人。
在武汉，很多机关、大楼前都有鬼子兵站岗，中国人走过时都要向他们鞠躬，否则就要招灾惹祸。听说有个中国女学生经过时没有鞠躬，就被鬼子兵叫过去跪在大街上，这时正好有一个清洁工挑着一副空粪桶从附近经过，鬼子兵强迫这个清洁工将空粪桶扣在女学生头上，路过的鬼子兵见了都鼓掌大笑。可以想象，当时目睹了这一暴行的中国人会有何种感受！这不仅是这个女学生的屈辱，也是全中国人的屈辱。汉口最热闹的地方是中山大道，中山大道上有一座全市最高的大楼，它是汉口标志性建筑，叫水塔，在它附近的大楼里，有不少鬼子的军事机关，其中有一座楼（原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就是日本宪兵队。这座楼里经常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狼狗的狂吠声，令人毛骨悚然。很多中国人被以各种罪名抓到这里，遭受各种酷刑的折磨，再也不能活着出来。汉口人将这里视为魔窟，都远远地躲开。
我们就读的学校在大夹街，离家不远。学校除了学语文、算术外，还要学日语，而且日语的课时很多，这也是日本人奴役中国人的手段之一。上课的老师都无精打采的，唯有教日语的老师很精神，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谁要是不好好学就得挨板子。后来听说此人是日本某个机构派来的。日语课学些什么内容全忘光了，只记得每天"啊﹣依﹣乌﹣哀﹣喔"地背日语字母，至于为什么要背，全然不懂。每个星期一早上要举行周会，跟国统区的学校一样。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合，由校长领着背诵孙中山的遗嘱，向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这是日本人奴役中国人的又一手段，让中国人从小就把汪伪政权当正统，永远死心塌地地当顺民。
学校里最为活跃、最为厉害的人物是训育主任。此人中等身材，留着平头，八字胡，老戴着一副深色眼镜，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他对学生不是打就是骂，罚跪罚站是家常便饭。每次开全校大会时，他总是猫在小平房的房顶上，监视整个会场。他手里攥着一把小石子，这些小石子是他整治学生的武器。发现有说话和做小动作的学生，就扔小石子打他。他还真练就了一身"百发百中"的本领，一扔一个准，很少失过手。凡是被空中飞石击中过的孩子，立马就老实了。原先吵吵闹闹的会场，随着他交错飞舞的小石子，很快就安静下来了。有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会场的后面，手执竹板从后往前走，见了说话和做小动作的学生，就狠狠地打一板子，一路"噼噼啪啪"地打过去，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学生上课时他也不闲着，偷偷地到各教室外视察，隔着玻璃窥视教室里的情况，发现有表现不好的学生，就冲进教室进行管教，全然不把正在上课的老师放在眼里。
他还把学生当劳动力，时不时领着学生去某个部门干些清理现场、打扫卫生之类的体力活，当然是白干，没有任何报酬。我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活动。大清早，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就自带干粮在学校门口集合，由这位训育主任亲自带队出发。我们列队沿中山大道北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训育主任手持一北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训育主任手持一根像乐队指挥用的指挥棍一样的细棍，是用来抽打那些不听话的学生的。他一路喊着"一二一"的口令或吹着哨子，昂首阔步地带着队伍向目的地前进，旁若无人。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我们走在队伍里也觉得很神气。很多路人驻足观看，过路的鬼子兵也停下来鼓掌，嘴里不停地发出"哟西！哟西！"的赞叹，仿佛看到了他们用武力打造的"王道乐土"的辉煌成果。训育主任脸上充满了得意之色，一边摇头晃脑更加使劲吹着哨子，一边不时停下来向鼓掌的鬼子兵鞠躬答谢，活像一个马戏团的小丑。观看的中国人没有鼓掌，有些人很快就走了，有些人则向训育主任指指戳戳，嘴里骂着"汉奸""走狗"，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队伍到了江汉路一家电影院门口停了下来，目的地到了。原来，我们是来给这家电影院打扫卫生的。我们扫地、擦桌椅、抹玻璃，一直干到中午才干完。然后，训育主任叫我们坐下吃干粮、喝水、休息，他自己则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估计他是被电影院的人请去大吃大喝了。一个小时后，训育主任才回来，领着我们回到学校。不知道训育主任与这家电影院的老板是什么关系，或许他瞒着大家赚了一大笔劳务费吧？据说，日伪时期学校的训育主任都有特殊背景，有的往往就是日伪特务。他们除了管理学生外，还要负责监视教职员工，如果发现他们有反日言行，立即报告。因此，这些人在学校飞扬跋扈，气焰熏天，谁也不敢惹他们，就连校长也要让他们三分。所以，让学生荒废学业到外边帮别人义务干活，即使老师、校长有意见，也不敢管。
进入一九四四年后，美国为了加快日本的灭亡，派飞机频频对日占区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汉口也在轰炸之列。美机都是晚上飞临汉口上空，炸完了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美机又一次飞临汉口上空，但这次不是扔炸弹的，而是拍照的。据说汉口硚口王家墩一带有一个日军的军用机场，还有弹药库、油库等军事设施。从这个机场起飞的日本飞机经常到国统区去轰炸，对中国的大后方威胁很大。美国飞机轰炸的目标大概就是这个机场和附近的军事设施。三民路、汉正街一带离王家墩很近，因此频频遭到误炸。我们家所在的九如巷是一条小巷子，住在这里的都是中国平民，但也多次遭到误炸，几乎一半的房屋被美机扔下的燃烧弹烧毁，很多居民被烧死。
九如巷第一次遭美机轰炸时，我们非常恐慌，扶老携幼冲出门去，出现在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巷子里多处房屋被炸毁，正在燃着熊熊大火，巷子两头都被大火封死了，根本逃不出去。巷子里到处都是烧焦了的尸体，有的尸体上面的火还在燃烧。更惨的是，有的人一边带着身上的火满地打滚、爬行，一边喊"救命"。有一个妇女被燃烧弹的碎片击中，大火烧得她往前爬行，而她面前却是一个被火围困的小女孩，一边爬行，一边喊着"妈！妈！"，很快，孩子就被火苗吞噬了。我们企图冲出火海，但没有成功，最后只得回到家里。后来，美机来时，我们就在家里待着，听天由命。祖母每到这时，总是拿着一个马桶盖向天空晃动，她紧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她念的是什么。我们很好奇，凑过去一听，原来她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后来才知道，祖母晃动马桶盖是为了求菩萨保佑，让菩萨命令风神把炸弹吹到别处去，不要掉在我们家里。难道是祖母的祈求真的感动了菩萨？美机的燃烧弹炸了我们很多街坊邻居的房子，竟然一直没有光顾我们家，老宅现在还安然无恙地矗立在九如巷，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奇迹。
为了躲避美国飞机的轰炸，我们举家迁往汉阳乡下，因为美国人不会把炸弹浪费在这些地方。汉阳城外有个村庄，叫邓家庄，邓家庄对面的邓家岭就是父亲的长眠之地。邓家庄的大户邓黎斋是祖父的朋友，他力邀我们全家去他那儿避难，祖父欣然同意。我还记得到达邓家庄的情形，我们一家老小（包括祖父的二房一家）共十余口，经过一路跋涉，于下午一点左右到达邓家庄。一进村子，邓老板就在村口迎接。他与祖父行过拱手礼以后，就带我们去到他的宅院。我们又饥又渴，几乎都站不住了。邓老板早已备下了丰盛的饭菜为我们接风。红烧鱼、炒鸡蛋、烩豆腐、珍珠丸子、腊肉炒菜苔、萝卜烧肉、藕煨汤等一道道农家菜陆续端上了饭桌。邓老板首先致欢迎词："耀翁（祖父字耀堂）一家光临，令寒舍蓬草生辉。今日略备薄酒，为耀翁一家接风洗尘。乡野之地，没有什么好东西，只能用这些粗鱼笨肉聊表心意。请大家开怀畅饮，吃好喝好！"邓老板说完，举起酒杯向祖父敬酒，祖父端着酒杯说："我们一家到府上避难，多有打扰，已经很不好意思，今又蒙黎翁设盛宴款待，其情其义，令在下感动，我代表全家向主人表示谢意！"祖父说完，与邓老碰了杯。我们早就等不及了，祖父刚一说完，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会儿工夫，将所有的菜一扫而光。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邓老板的宅院里已经住了不少人，都是为了躲避美国飞机轰炸而投奔来的亲友。邓老板将正院腾出来让我们一家居住，他自己一家搬到偏院去住。
父亲去世后葬到了远离汉口的邓家岭，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躲避美国飞机的轰炸，我们又来到了邓家岭。更巧的是，父亲的坟墓正好对着我们居住的邓家大院，中间只隔着一个大水塘。面对着父亲的长眠之地，母亲真是心如刀绞，悲痛万分。起先，大伙都瞒着她，不让她知道父亲的坟就在附近，可是，没过多久她就知道了。她知道后，立刻准备了纸钱，要到父亲的坟头去哭祭，我们兄弟几个就陪着她一起去。我们搀扶着她往水塘那边走过去，刚走到水塘，母亲就哭了起来，一直哭着走向父亲的坟头。父亲的坟是新坟，在山坡的最高处，非常显眼。母亲一到了父亲的坟头，就一下子坐在地上，两手拍打着墓碑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悲痛和思念。我们在一旁烧纸钱，也陪着母亲流泪。从这天以后，她隔三差五就要到父亲的坟头哭上一场，即使不去坟头，也常常站在大门口，泪汪汪地看着水塘对面的山坡，久久不肯离去。邓家岭真是母亲的伤心之地呀！
美国飞机轰炸汉口的行动没有停止的迹象，因而我们在邓家庄的避难生活不可能很快结束。但我们也不能长期借住邓家宅院，给主人增添麻烦，所以祖父决定离开邓家，单独居住。邓家大院后面的坡地上有一大片无主荒地，临近公路，我们家就在这里盖了几间简易的茅草屋，全家离开了邓家搬到这里居住。草屋后面的山坡上有很多坟，每到夜间，坟头之间隐约有鬼火闪烁，让人感到恐怖。后来知道，所谓"鬼火"，实际上就是萤火虫，坟地的草丛里有很多萤火虫，一到夜间就在坟头间飞来飞去，制造恐怖气氛。刚搬到草屋时，见到这么多坟，心里很害怕，晚上也不敢出门，后来才渐渐习惯了。汉阳郊外荒野之地很多，荒野之地上几乎都是坟。俗话说："汉口人多，汉阳坟多。"汉口人死了，都要送到汉阳安葬，因此，汉阳郊外的荒野地基本上都成了坟地。
每到清明节，这些地方就热闹起来了。汉口人纷纷过来上坟，这里的老乡也都忙活起来。他们扛着铁锨来到坟地，看见有人上坟，就铲一块带有青草的泥土，切得四四方方的，搁在坟头，这给坟上"坟包"，然后向上坟的人要"坟包钱"。或者拿着棉垫子，见上坟的人要跪拜了，就赶紧将棉垫子放在坟前，供跪拜的人使用，然后收"拜垫钱"。"坟包钱"和"拜垫钱"给多少没有定规，可多可少。穷人可以少给，富人可以多给，如果碰上一个出手阔绰的财主，给几十、几百也未可知。
我们家的草屋背靠山坡，面临公路。公路两边原本都是荒地，后来，从汉口逃来的难民纷纷在这里盖房安家，渐渐变成一条街了，有些人还开商铺做起了买卖。原来冷冷清清的荒野之地，现在人来人往，变得十分热闹。二哥、我和四弟进了汉阳城里一所学校上学，每天清晨，我们背着书包，沿着公路步行到学校去上学，中午回家来吃饭，下午就不再去了，因为学校是半日制。为了打发空闲时间，我们在草屋后面开垦出一块菜地，种上了小葱、萝卜、白菜。经过我们辛勤劳作，蔬菜长势良好。我们还在集市上买了一些鸡雏喂了起来，经过我们精心饲养，小鸡渐渐长大，成了大鸡，而且十分壮实，大家见了都很高兴。在祖父的指导下，二哥和我饶有兴趣地在公路旁摆起了小摊，卖些芝麻糖、绿豆糕之类的小食品，体验做买卖的滋味。祖父拿出钱，让我们从城里按批发价买进一批小食品，然后按零售价在小摊上销售，赚取其中的差价。祖父说："赚了钱是你们的，赔了钱是我的。"可惜的是，我们的小摊摆了几天，就只有两三个顾客来光顾，再也摆不下去了，只好收摊，小食品都让我们吃进肚子里了。不过，通过摆摊，我们知道了做买卖是怎么回事。山坡上黄鼠狼很多，经常在夜间窜进茅草屋的后院，叼走我们饲养的鸡，有些鸡虽未被叼走，也被咬伤了，成了"伤病员"。后来，"伤病员"都成了餐桌上的美食。于是，我们连鸡也不养了。
【赵克勤，毕业于武汉大学，是语言文字学者和著名编辑家，曾在北京大学从事17年的教学工作，后调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先后参与了《辞源》第二版、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也参加了多部工具书的编写，编辑过多部词典、专著，出版过《古代汉语词汇学》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