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步校初创时期
1950年11月，华北军政大学撤销，根据军委命令，留下部分工作人员组建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不久，上级任命我担任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政委。搞学校我愿意，搞过，主要是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我能做到。上面催我到职，我赶紧交待工作，王光华接替我，临走时，开了个会，吃了顿饭。
那时省委由林铁主持，省政府由杨秀峰主持，党政军民团结一致，搞得不错。杨是大学教授，特别讲礼貌。省委每次开会我都参加，并积极发表意见。一次林铁说："常委开会，尤其是孙毅，讨论时很认真，开会发言，提出不少好意见，很感谢。"
11月29日，我从保定要到石家庄，杨秀峰讲礼貌，问我何时走。我说明天中午走，要送就送吧。我告诉秘书尹克："省政府主席杨秀峰讲礼貌，要送我，我说了个假话，我今晚12点走，你留下，明天中午向杨秀峰道歉。我是坚决不愿意叫大家耽误工作。"
当夜12时我出发了，夜里3点钟到了石家庄。学校的人都在睡觉，哨兵挡了一下，我说我是校长，从保定来，于是进房睡觉。第二天中午同政治部主任黄作珍见了一面，向仲华副政委也不在，校务部部长贾世珍也未见到。我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的学校。那时房子里乱七八糟，办公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当时市委秘书长是臧伯平，三天之内，我向军分区孟庆山要的窗帘，向省政府写借条要了4把椅子和1张桌子。
我到校以后，听到风言风语，说孙胡子来了，此人很厉害。有人欢迎，有人不欢迎。
我离开保定时，曾想找聂荣臻司令员谈一谈，聂司令很忙，说："你先到职吧。"当时学校校部在市区，学生在西兵营。全校有工作人员2998人，其中排以上干部700人，有军事教员110人，政治教员18人，文化教员150人，各学员队队级干部基本配齐。不久，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华北军区高级步兵学校。12月4日，我主持召开了校党委会，讨论了高级步校所领导的第1、第2、第3步兵学校设置地点、编制人数、领导班子及接收学员等要事。第1步兵学校驻石家庄，政委李良汉，副校长张鸿烈；第2步兵学校驻石家庄，后移山西祁县，校长方志忠未到职，后任校长杨有山、副校长靳文彪、副政委牛克伦；第三步兵学校驻石家庄，校长刘昂、政委张如三、副校长张戈。经过紧张的筹备，学员陆续到齐。
1951年1月30日，为庆祝华北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及所属第1、第2、第3步兵学校成立，学校一万多人在西兵营大操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成武代表中央军委将一面面鲜红的军旗授予高级步兵学校及所属的三个步兵学校，随后讲了话。总参军训部童陆生局长、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金城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最后我在会上表示："我们坚决地、全心全意地去实现军委及华北军区给予的训练干部的任务。我们要将华北军区首长的指示及各位来宾的赠言贯彻到工作、学习中去。"
建校初期，校的领导干部也就三人，我是校长（党委书记），王长江是副校长，谢良是副政委。按照我的传统做法，我们执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的各项业务工作通过校务部、政治部、训练部和供给部分别实施。各职能部门按编制配备了业务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我们要求党委成员和部门负责人，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自觉坚持建军方向，成为贯彻执行校党委决议的骨干和模范。针对学校中下层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确定在职干部补习文化课，边学文化，边学政治理论。
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任务，上级有明确规定，高级步校是：抽调部队中较为优秀的中级干部，施以补习教育，使之领会近代陆军训练与作战的必要学术与技能，特别是各兵种的协同动作，使其在对帝国主义作战中有组织和指挥近代作战的能力；步兵学校是：培养具有近代作战知识和技能的成为称职的（平时会管理教育部队，战时会组织指挥战斗）连、排级干部，并藉以统一部队军事教育，提高步兵素质。
为了贯彻教育计划，根据以上规定，在第一期学员开学前，全校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会议，到会人员是高级步校、步校、大队、连队军政首长，全体军事、政治、文化教员及各级教育行政干部等。会前，经过学习和讨论，统一了认识，协调了步骤，安排了教学进度。会议决定：两级步校第一学期的教学重点都是以政治、文化，尤其文化教育为主要课程。第一学期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员的文化是为了今后学习军事打下良好基础。
军校学员来自四面八方，要把各类人员培养成部队建设的合格人才，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定不移地把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放在首要位置。因此，当时我们的口号是"教书育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让学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尽量学好规定的课程，一旦回到部队岗位上，能把学到的东西很好运用，不仅自己提高一步，也要带动部队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那几年，凡从部队来校参加短期轮训的干部和第一期毕业学员回到部队后，发挥了很好的骨干作用。尤其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施展了才干，为中朝友谊做出了贡献，显示了在正规学校进行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的优越性。
3月，按全军高级步兵学校排列顺序，学校又改称第6高级步兵学校，培养连、营两级干部。那时步兵学校25个，高级步兵学校6个，总高级步兵学校1个，还有1个南京军事学院。步兵学校是培养排级干部，高级步兵学校是培养连、营两级干部，总高级步兵学校是培养团级干部，南京军事学院是培养师、军级干部。以后6个高级步校变成两个，一高在武汉，二高在石家庄。步校25个缩为12个。开始是向苏联学习，面铺宽了，质量不行，以后又缩小。
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全国开展时，学校上下也动员起来了。不少领导干部走上讲台，向学员讲述朝鲜战争形势，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朝战争的罪恶行径，激发全体人员关心国际形势的自觉性。形势教育紧密和原定政治教育内容相结合，号召广大教职员工以实际行动支援兄弟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单位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演出文艺节目，书写标语，当众演讲；校园里，到处是炒炒面的炉灶，大批经过炒熟的玉米、黄豆从这里运往朝鲜战场。群众性的捐款、捐物、缝制慰问袋、为和平而签名的各项活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为了纯洁内部，坚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学校和全国一样，开展了"镇反"运动。当时学校成员比较复杂，有几个大队的学员是从部队调来的，审查不严，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审干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各级党委、有关部门慎密的调查研究，呈请华北军区批准，学校于1951年9月27日逮捕和管训了一批罪恶重大的反革命罪犯。这些人，经过三个月的审讯，内查外调，于12月中旬将清理出来的25名反革命罪犯，按其罪恶轻重分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
接受检阅
1951年国庆节，首都北京要举行隆重的阅兵式，7月，收到上级指示，要求第6高级步兵学校派出一个方队，训练400至500人，由校长带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间紧，任务重，我及时召开了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讨论组队方案，调整学校部分训练计划。会议决定，以第32步兵学校为基础，组建赴京受阅临时训练大队（简称临训大队），凡参训学员均推迟三个月毕业。第32步兵学校队），凡参训学员均推迟三个月毕业。第32步兵学校副校长张戈为临训大队大队长、第6高级步兵学校第2大队政委贾克为临训大队政委，下属1至6队，实训学员600人。
经过紧张筹备，临训大队干部、学员全部到位。7月25日，临训大队召开动员大会。会上，我作了简短的动员，要求参训的干部、学员要准备付出汗水和辛劳，以最优异的训练成果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
8月1日，临训大队拉开了队列训练的序幕。指战员们头顶烈日，脚踏灼热的操场，无数次的"立正"、"稍息"、"齐步"、"正步"练个不停。两周以后，每日训练时间由原来的6小时增加到8小时以上，有时到10小时。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天气炎热，学员进操场，我也亲自到场督导、示范。
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操练，全大队没有发生严重病号，只有7人住院治疗，学员身体日益健壮，从单兵到临训大队领导机构基本上都适应了。
临训大队即将进京，我决定400人受阅，500人赴京，裁减参训人员100名。为此，我亲自在大会上做动员报告，鼓励被裁减人员回队安心学习，并说明临训大队的总成绩有他们的一份。在动员大会上，我对继续参训人员提出三条要求：第一，千万要虚心；第二，千万要沉着；第三，千万要健康！
9月23日，临训大队进京，驻在天坛公园。第二天上午，首都国庆阅兵指挥部派员观看第6高级步兵学校临训大队操练。他们先看制式教练动作，再看行进步伐、队伍的排面和精神面貌。在临近正式阅兵不足一周的时间内，临训大队着重练方队行进。包括正步、甩臂、摆头、向右看、排面整齐等。我们还请来军乐团人员伴奏，在军乐声中练步伐。按照指挥部的安排，临训大队两次在半夜到天安门前实际演练阅兵分列式。
在阅兵方队里的每一个士兵，他的动作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方队的阵容。我根据几天来的训练体会，加上观摩兄弟单位的经验，总结出了队列训练的要诀。我让各队用大字写在黑板报上，并油印若干份，人手一张，供士兵对照训练。这就是：一心勇往直前；两耳静听鼓音；排面镖齐，步伐用力；注目凝神，旁若无人；向右看，一个礼节；神经镇定，摆手欢心。
1951年10月1日这天，参加首都国庆阅兵的方队早早就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上。参加阅兵式的队伍，以鲜艳的"八一"军旗为先导，陆海空军护旗手和红旗仪仗队在最前头。接着就是南京军事学院、石家庄第6高级步兵学校、海军学校的队伍。
上午10点整，阅兵式开始了。朱德总司令乘敞篷汽车，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陪同下，检阅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上的陆海空军指战员。随后，分列式开始。天安门广场上高音喇叭里播送着雄壮豪迈的阅兵曲。播音员不时介绍着通过天安门的部队和方队里的英雄模范人物。
轮到第6高级步兵学校方队出发时，站在队列前的我发出"前进"的口令，队伍在我的带领下，个个精神饱满、情绪旺盛，迈着坚定的步伐行进在长安大街上。当方阵第一个排头兵兼口令员呼喊向右看时，街上。当方阵第一个排头兵兼口令员呼喊向右看时，方队正步通过天安门。此时此刻，我精神抖擞，气宇轩昂，一步一个脚印，勇往直前。当通过天安门城楼时，脑子里的一切几乎都忘记了，只看见毛主席举手在晃动，朱总司令在还礼。
第6高级步兵学校受阅大队顺利通过天安门，完成了任务，获得训练、身体双丰收，受到首都国庆阅兵指挥部的好评。
赴朝参观
1952年1月上旬，华北军区首长决定，由第6高级步兵学校组成赴朝参观团，到朝鲜战场上亲自观看和考察志愿军作战、政工、后勤保障方面的实际情况。参观团团长（临时党支部书记）由我担任，另有田牧（第6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孙超（第6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技术系主任）、朱旭（第6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战术系主任教员）、李生茂（第6高级步兵学校校务部军务科副科长）、龚亚丁（第6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秘书）、乔连升（第6高级步兵学校第2大队大队长）、侯正果（华北军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牛克伦（第31步兵学校副政委、参观团副支部书记）、张戈（第32步兵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长）、胡福生（第32步兵学校第9大队大队长）等10人。
赴朝参观团一行于1月10日乘火车离开石家庄，路经首都时，华北军区首长抽调4人随参观团赴朝参观访问。他们是：王锡庆（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方志忠（第66军参谋长、参观团副团长）、王一（第66军某师师长）、秦人（第66军某师师长）。另有第66军团长3人、管理科长3人。
参观团共有21人组成，在京逗留期间，听了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和总参军训部部长肖克的讲话。参观团建立临时党支部，划分三个小组。经过几次会议，确定了出国参观、学习的内容、方法和往返的日程。
1月14日，参观团抵达沈阳，当晚到达安东市（今丹东市）。由朝鲜前线第20兵团派出警备科长许佩珍偕吉普车6辆，在安东迎候。
1月20日上午9时，浩浩荡荡的车队驶过鸭绿江大桥，踏上朝鲜国土，经新义州、过龟城，沿途不断防空隐蔽，多次遭敌机袭扰，行程280公里，下午5时进入大宁江西岸的泰川。次日，为躲避敌机扫射，下午4时车队才出发，渡过大宁江、清川江，直穿宁边、球场，冒雪爬越妙峰山南麓主峰，夜10时半进驻德川。
雪越下越大，道路难以辨认。傍晚离开德川，跨越摩天岭，当经过阳德、马转里时，遭敌机数次扫射、轰炸，有3辆车中弹，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参观团的车队，经过三四天的冒险行军，终于1月24日平安抵达朝鲜东海边佳丽州洗浦附近的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部驻地。
在战地上，迎接祖国来的亲人，宾主双方十分高兴。第20兵团首长请参观团吃的第一顿饭就是炒面加罐头，这在当时就算是招待贵宾的美味佳肴了。
陪同参观团进餐的第20兵团首长有司令员杨成武、参谋长肖文玖、副参谋长邱蔚、赵冠英等。在兵团指挥部作战室里，副参谋长赵冠英为参观团介绍第20兵团一线、二线兵力分布状况。杨成武司令员用3个小时阐述第20兵团入朝作战以来的经验教训。
杨司令员指出：目前板门店谈判出现僵持局面，美国企图再次施加压力，促使中朝方面让步。战场上，它已经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了，志愿军总结了前一年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的作战经验，大力加强和巩固了现有阵地，开始以各种战法杀伤和消耗敌人。杨司令员还告诉我们，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距前沿阵地40公里，目前没有战事。自去年夏季防御作战的后期以来，各部队在构筑防炮洞时，逐步发展成了坑道工事，志司领导机关要求全军在全线开始大规模的构筑坑道工事。近期我部一线部队和二线部队均加紧构筑坑道工事。
我们在冰雪的战场上迎来了1月26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6时，第20兵团司令部、政治部联合举行除夕会餐。席间，兵团首长频频举起盛满茅台酒的酒杯向祖国来的亲人﹣﹣参观团的战友们祝酒。朝鲜人民军代表江林少将应邀出席宴会。中朝战友欢乐在除夕之夜，观看了朝鲜江原道艺术队和第20兵团文工团的精彩演出，团结、友好的气氛一直持续至深夜11时半。
之后，参观团在兵团部活动数日。兵团政委张南生介绍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杨成武司令员针对防御作战中敌我战术特点再次讲话。
几天后，参观团兵分三路出发。我带一路乘车到第68军指挥所。军长陈仿仁、政委李呈瑞亲自介绍敌我对抗现状；军参谋长宋学飞专题汇报所属第202、203、204师各指挥所构筑工事中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当晚，第68军副军长宋玉林特意从师指挥所赶回军部看我。师生在前线相遇，格外亲切。经商定，由宋玉林陪同我直达驻守东线自在洞的第204师阵地。途中通过两处封锁区，遭到一次敌人的冷枪射击。
第204师地处前沿，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因此师长曹玉清、政委范保顺、副师长王钧、参谋长张瑞仁只能轮流从工事回到指挥所向参观团报告本师作战与战备的现状。为增加对火线的实感，经安排和布置，由师长曹玉清陪同我一人在师阵地无名山头东侧观察敌我布防区域。
2月9日晚6时，我、宋玉林在第204师指挥所坑道里召开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代表是该师610团1营1连的连长1人、排长1人、班长1人。会间发言热烈，有问有答，有说有笑。中心议题是围绕防御作战在没有打响以前，指战员们应该做些什么？这次不寻常的坑道座谈会，开至深夜12点，我为能有机会亲自听一听一线指战员的发言，感到高兴和满意，我不时插话，鼓励和慰问前线指战员。
我在第204师住了3天，多次在前沿坑道、猫耳洞看望守候在那里待命的指战员。深深赞颂一个个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为中朝人民友谊、为世界和平而献身的中华儿女。
根据原定计划和安排，我带几个人又到了第20兵团的第67军。军长李湘、政委旷伏兆、参谋长刘儒林、副参谋长张西帆怀着喜悦的心情接待我们参观团。
由军长李湘陪同，我等到达该军前沿阵地第200师指挥所。又有师长李静领路，步入第598团防御工事。我们边走边听李师长汇报作战中的英雄事迹和后勤保障中存在的困难。
第598团坚守的山下，就是美军的"伤心岭",这里山上的树木被炮火连枝带叶都打光了，阵地前的石头也都变成了碎土，工事前堆积着敌人打来的炮弹皮。我们在坑道里说话时，看到远处敌军阵地上美国兵在穿插运动。我对柳团长说："我要到你团最前沿的连队看看战士。"柳团长急忙说："前沿阵地上，战士们全副武装，枕戈待旦，时刻会有敌军枪弹飞来，首长去不安全。"我说："古语说过，卒不畏死，将岂惧亡。我们的战士不是天天在那里守卫着吗，我要去看看他们。"
由柳团长领路，我们来到战斗英雄"梁来成连",我向连长询问情况后，按顺序到各班看，还看了这个连队的伙房、俱乐部和厕所，我对连长说："在前线的士兵，个个是中华骄子，战斗越激烈，对于他们的衣食住行越要无微不至地照顾。"
参观团在朝鲜半岛的参观、学习结束前，我驱车专程赴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平壤以东75公里的桧仓指挥部，会见彭德怀司令员。
桧仓周围，高山林立，道路艰险，志司指挥部就设在一处宽大的山洞里，作战室、机要室、电台以及彭司令员、几位副司令员都住在这里。
彭司令员在指挥部洞口紧紧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没有想到在这里又看到你孙胡子了！"我说："我是专门来向彭司令员报告和告别的！"
在志司停留一天，我和彭总长时间交谈，聆听了这位百万志愿大军统帅的重要阐述。彭总对于志愿军的战略、战术、今后作战形式、战争的结局，都谈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边讲边让我观看沙盘和地图。我说："听了彭总的论述，我很受教育，我们这次在第68、67军所见所闻，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这对于我们办学校训练干部有很大启发。回国后，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培养、输送更多的适合前方需要的干部。"
"向祖国人民问好。百万中华儿女在朝鲜半岛上为正义而战，为祖国人民争光，请亿万人民放心，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战无不胜的英雄部队。"彭总让我把志愿军指战员们的豪言壮语带给祖国人民。
参观团完成了使命，一起来参观的第66军几个同志另有任务，其余于2月28日分别离开志司总部、第20兵团驻地回国。
"6高"参观团于3月13日回到石家庄，往返共两月有余。返校后，我在校党委会议上讲述了访朝心得，之后在全校大会上向干部、学员报告访朝观感和参观收获。
1952年9月1日，第6高级步兵学校又易名为第2高级步兵学校。我在此校紧张工作两年。此间，我不仅是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还兼管三所步兵学校的领导之责。总参军训部一位负责人说："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有限，孙胡子当四个学校的校长怎么行呢？"的确如此，我本人早已体会到四个学校统一领导，费劲很大，效果不佳，深感力不从心。
这年10月初，我给解放军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写了一个报告，直言不讳地言明自己已到了"精疲力竭，力不从心"的程度，我提出可以做人民武装的工作，要求分配我到人民武装部去。此报告，同时抄寄已担任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
时隔一月，中央军委调我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由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杨勇担任第2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2年11月15日下午，第2高级步兵学校科、室、队长以上的干部700余人，聚会于校部大礼堂，出席"欢迎欢送大会"。大会由谢良副政委兼主任主持。在热烈的掌声中，杨勇和我分别讲了话。12月初，我离校赴京上任。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