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正式结过四次婚，还有过两位姨太太。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清末民初，像他那样官阶的官员，一夫多妻并不罕见。这样论起来，除了生母之外，我还有两位前母，一位继母，两位庶母。

1、我的前母和庶母

我的第一位前母姓曾，名广珣，号次瑜。她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国藩，字涤生，道光进士，在咸丰、同治间成为清廷的支柱重臣，是对中国近代史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这位前母的父亲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纪泽，字劼刚，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曾国藩逝世后，曾纪泽承袭一等毅勇侯。晚清时期，朝野上下一些有识之士逐渐看清了西方国家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至少承认人家船坚炮利，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很多人放下"天朝上国"的尊严，转而"师夷"，向西方国家学习。要向人家学习，就需要做到彼此顺畅沟通。当时，竟然出现了光绪皇帝和一班王公大臣"一窝蜂学英语"的事情。曾纪泽也是一位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有"大开窗户纳宇宙"的胸怀。光绪四年（1878年）曾纪泽奉派出使英国、法国，恪尽职守，堪称外交能臣。任中适逢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消息传回，全国哗然。清政府无奈之下，决定派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自签订的条约。曾纪泽据理力争，与俄人反复谈判，历尽艰辛，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虎口夺食，大大地挽回了损失，朝廷上下，交口称誉。

曾纪泽不但是一位能经世济民的人才，而且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颇具创造性，达到很高的水平。父亲曾说："先外舅曾惠敏公，文章经济焜耀一时，尤工书画。画参欧西法，书则师赵承旨而参以汉碑，故戛戛独造。"

我的这位前母是曾纪泽的二女儿，曾跟着她父亲出使英国，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婚姻上能自作主张。她与我父亲相识的时候，父亲只是曾府中一个办文书的小吏。父亲与这位出身侯门的小姐能够成就这段姻缘，与这位前母见识不群，思想新潮，没有世俗之见大有关系。当然，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曾纪泽思想开明，重人才而不重门第。

父亲与这位前母结婚时才24岁，可称是少年夫妻，感情甚笃。这位前母因难产过世后，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父亲一直鳏居。不但如此，在这位前母过世多年之后，曾家作为我家的一门亲戚，还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记得我小时候，有曾姓前母的兄弟来我家，大人嘱咐我们称他作"舅舅"。

父亲娶的第二位妻子姓许。她是父亲随慈禧太后西行的过程中娶的。因为时局动荡，到处兵荒马乱，虽然是明媒正娶的婚姻，但在当时只能是草草完婚，婚后也未能在一起从容过活。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姓前母去世后，我家与许家也就失去了联系。

父亲到广东做官后，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安定了，官也做得比较大了，一时遇不到门当户对的人家，地方官为了讨好父亲，送了他两个妾，一位姓胡，一位姓苏。按旧的礼俗，她们两位算是我的庶母。胡姓庶母去世很早，苏姓庶母一直跟我们生活了很多年，她是我大姐娥娟的生身母亲。

2、我的生母和继母

我的生母是父亲娶的第三位继室。她是盛宣怀的堂妹，名翰玉，号瑶华，与父亲结婚时只有16岁。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清朝末年的国家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盛家，肯于把这个16岁的女孩子嫁给我父亲，主要是看好他在庚子接驾之后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希望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多一个帮手。盛家送亲的时候，据说动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运输工具﹣﹣轮船，场面相当热闹壮观。有位朋友当时写了首长诗，记述嫁娶的盛况和一路的风光，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

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身边已经先有了苏姓的姨太太。按旧时的名分说，母亲是嫡夫人，在家里应有很高的地位。但苏姓庶母年长，处世经验丰富，而母亲按现在的眼光看，还只是个孩子，加上在盛家那样的环境里长大，比较单纯，所以在家里母亲并不能掌握主动权。因为担心母亲在家庭中受气，母亲嫁过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婆也在我家生活。我小的时候，经常是外婆带我。外婆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家，待我很好。

父亲对嫡、庶之分看得并不重。他喜欢姐姐娥娟，老是夸她乖，而常常批评哥哥和我。特别是我，在父亲眼里似乎被看成淘气、喜欢耍小聪明、干不成大事的没出息的孩子。父亲一面夸姐姐，一面批评我，惹得母亲很生气，有一次为此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小孩子不懂事，长大以后才明白，自己糊里糊涂地挨打，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了不得的错事，而是因为嫡、庶之间有矛盾，自己成了出气筒。

母亲喜欢音乐，有一段时间对古筝发生兴趣。为了学古筝，家里专门请了人来教她。教琴的是一位远房亲戚，我们喊她七婶。她是一位大户人家出身女子，从小受到严格的训练，喜欢画画儿，又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古筝。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一个男孩儿，家境不是很好。在我家教琴的时候，她有三四十岁，干净利落，不苟言笑，看上去很干练。那期间，她儿子到我家来过几次，好像是希望通过父亲谋一份差事。

在七婶的帮助下，母亲弹琴进步很快，能够演奏不少优美的曲子。

烟台是口岸城市，比较开放。那时，在当地像母亲这样的官太太多少都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母亲也曾被邀做一个女校的名誉校长。那所女校建在一座山上，是个名胜之处。母亲出席学校的典礼，照例也要致辞。她虽然没念过多少书，但文笔不错，应付这些事还是绰绰有余的。

母亲一生生有四子三女。在弟兄四人中，我是老二。生我的时候，母亲不到20岁。我上面有个大哥，叫吴宗兴，比我大三岁；下面有两个弟弟，三弟宗瀛，20岁时得肺病去世了；四弟宗澄，多年在澳大利亚生活，已故去。还有三个姊妹，都在境外，没有什么来往。

养育这七个孩子，做母亲的非常辛苦。虽然家里雇用了几个佣工，烧饭、洗衣等都有专人负责，小孩子们吃奶，也都专门请了奶妈，但对我们兄弟姊妹操心最多的还是母亲。记得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得了一种怪病，当时叫作"鸬鹚咳"，不住声地咳嗽，还发出怪怪的声音。母亲带着我到处求医，跑遍了山东，还跑到天津、北京，才治好了我的病。

我11岁那年，1919年，母亲去世。她只活了三十来岁。当时四弟出生才一个多月。外婆说，没娘的孩子，太可怜了。于是大人们商量，四弟由苏姨太带，认苏姨太做亲娘。

母亲的灵柩停在操场北头的过厅里，丧事办得很隆重，做道场，放焰口，停灵七七四十九天。我们做儿子的都要披麻戴孝，麻衣麻冠。道尹衙门的前身是一所师范学校，学校有个大操场，就在操场上搭了灵棚，设了经台，还从福山县请来和尚念经。记得带头的和尚被称作灵峰和尚。母亲去世时正当壮年，对父亲而言是中年丧妻，对我们几个兄弟姊妹而言是幼年丧母，全家人都很悲痛。但十来岁的孩子，似懂事似不懂事，天性还是贪玩好动，忘掉悲痛的时候，我就跟灵峰和尚学念经。那时我已经识些字，记得念的经忏里有《梁皇忏》之类的。七七里每一七都要办事，晚上念完经要放焰口施食。这本是一种吉祥道场，为的是替亡人救拔饿鬼，所以要召请各种孤魂野鬼来受食。被召的有屈死的、淹死的，以及从四川等各地来的鬼魂，念到最后总有一句："如此等等之流，来受无遮甘露法食。"然后就撒馒头。道尹衙门周围的孩子们，特别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们，老早就在那里等着，馒头一撒下来，很快就被抢光了。

四十九天以后，母亲的灵柩要运回老家安葬。因为跟盛家的关系，招商局派了轮船。我跟着灵柩，坐着轮船，从烟台到上海，溯江而上，一直送到湖州。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本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母亲的死对我家影响极大，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安葬了母亲之后，我跟着外婆到了上海，在舅父家生活了三四年；到父亲把家安在北京后，又命我离开上海，到了北京。所以，自从母亲去世，扶亲归葬之后，我就离开了烟台，也结束了我的童年生活。

母亲故去以后，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父亲又娶了一位继室。她是母亲的亲妹妹，名端玉，字云华。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这位继母陪着父亲，跟我们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1948年冬天，这位继母在乘坐太平轮赴台途中遇难。此时距父亲去世，已经过了十二年了。

回过头来看我的家世，一边是旧的封建官僚，一边是巨商大贾。我11岁之前在山东，印象最深的是道尹衙门，是父亲的书房；母亲去世后在上海，到15岁读完初中二年级，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15岁之后又奉父命来到北京。我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烟台、上海和北京度过的，这三段生活对我的一生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吴宗济（1909-2010），字稚川，笔名齐鲁，籍贯浙江吴兴，生于山东济宁。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音研究室主任、国际语音协会常设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及该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10年7月30日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