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押房
签押房是父亲办公事的地方，虽然去私塾读书的路上总要经过那里，但我们平时很少进去。常见父亲手下的办事人员从那里出出进进，不知道大人们整天都忙些什么事。但记忆中我也进过签押房。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大约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天很晚了，父亲还不回家休息，母亲不放心，让我们去喊父亲。从我们住的院子到签押房，中间要经过操场北边的那个古冢，黑灯瞎火的，姐姐、哥哥都不敢去。母亲问我敢不敢去，我心里虽然也有些害怕，但嘴上还要逞一逞英雄，说："我不怕，我敢去！"
我一个人提着灯笼，出了跨院，走过那个古冢时，嘴里不住地叨咕着"我是鬼，我是鬼……"。好像听谁说过，如果这样说，鬼知道我和它是同类，就不会来伤害我了。走过古冢和过厅，到了走廊，就能看见签押房里透出的灯光了。
我进了签押房，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毛笔，凝神苦想的样子，桌上高高地堆着一摞一摞的卷宗。我问父亲，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回去睡觉？父亲指着这些卷宗说："这些是各县报来的死囚案卷，人命关天，一笔下去，就是一条人命啊！"那时候道尹的权力相当大，可以决定人犯的生死。各县处决人犯，要上报道尹核准执行。每逢决囚的时候，都是父亲最辛苦的时候，他都要反复考虑，看有没有理由活人一命。
挨打和受奖
男孩子淘气，小时候做了错事，轻则挨骂，重则少不了要挨打。挨过多少次骂，为什么被责骂，早就记不清了。挨打的事，像上文提过的因为不好好背《诗经》挨老师的板子，因为弄"火猫阵"，因为拆坏了小汽车又弄坏了顶棚，挨大人的打等事情，至今都还记得。这几次都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挨打，打得都不是很重，但有一次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了不起的事，却被打得很重。后来看《红楼梦》，看到拷打宝玉的一段，就自然联想起自己这一次挨打的情景。
那次挨打的起因，大约是因为我跟同父异母的姐姐娥娟闹矛盾引起的。苏姨﹣﹣姐姐的生母，父亲的姨太太，在父亲面前告了我的状，父亲当着母亲的面，夸赞姐姐，而批评我"没出息"。在父亲眼里，我就是一个经常淘气，只会耍点儿小聪明的没出息的孩子。听父亲这样的责备，对我来说早就不止一次两次了，没想到这一次让母亲真的动了怒。从没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的脾气，她把我按倒在地，亲自动手，暴打了一顿。最后是外婆扑在我的身上，拼命保护，才把我救了下来。
庶母苏姨是父亲在广东时下属们为了巴结他而送给他的女人。她虽然因为出身贫寒，没有资格做父亲的正妻，但作为下属为了讨好上司而送的"礼物"，她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般女孩儿。无论长相还是能力，都颇有几分人才。加上她比母亲年长，经历的事情多，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更长等，她这位姨太太在家里还是很有地位的，父亲对她的话也是比较重视的。母亲虽然是明媒正娶的嫡夫人，但结婚时年龄太小，还只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加上在盛家那样的家庭里，从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不会服侍人，不会讨好人，因此在吴家并没有多大的优势。愤懑的情绪积累久了，终于要爆发出来。拿孩子出气，实际上是要发泄对这种家庭生活的不满。
其实，做父亲的教育孩子，批评孩子，基本上都是出于望子成龙的思想。嘴上骂着孩子"没出息"，正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这本是极正常的事。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哪有亲生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更何况我的母亲平时对我们是那么温柔慈爱，怎么一下子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一次挨打的事，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母亲打我，实际上是打给父亲看的，是打给庶母看的。她嘴里骂着我"怎么那么没出息"，心里的潜台词是"凭什么我生的儿子就没出息"!我吃亏是吃在嫡庶之争，是由于妻妾不和，是受了旧的婚姻制度的害。
这次挨打的事，虽然我至今都还记得很清楚，但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怨恨过我的母亲。想起她，总是她端庄贤淑的样子，总是她带着我到处辛苦求医的样子，总是她慈祥期待的目光。母亲对我一生影响极大，以至于在我成年之后，不得不在从小定下的娃娃亲和少年时期耳鬓厮磨的小表妹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母命难违"还是对我最后决定自己婚姻大事起了重要作用。
儿时的记忆里，挨骂挨打的时候多，但偶尔也会受到表扬。有一件受表扬的事，至今仍记得很清楚。
在我家的男孩子里，我排行在二。我哥哥吴宗兴比我大三岁，他是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小时候，我淘气，哥哥也淘气。我是明淘，他是蔫淘、闷淘。所以在父母眼里，他也许不是个淘气的孩子。但有一次，他几乎闯了大祸，幸亏我采取的措施果断正确，才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约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私塾里沈老师放假回家，我和哥哥在私塾里看书学习。看着看着，我们就玩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哥哥从哪里找到了一个酒精灯，玩了起来。他点着了酒精灯，看着那蓝色的火焰一跳一跳的，觉得很好玩。不知怎么搞的，酒精流出来，蓝色的火苗忽闪忽闪地随着酒精在地板上流动，我们都觉得很好玩，很新奇。流着流着，酒精流到老师的床下。说来也巧，床上的帐子正好拖在地板上，"忽"的一下，被点着了。火一下子大了，烟也起来了。哥哥吓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见大事不妙，忽然想起隔壁的木匠师傅，便撒腿跑出去，大喊："不好了，不好啦！着火啦！"木匠师傅赶紧跑到私塾，一把扯下着火的帐子，丢到窗外，接着一阵扑打，把所有的明火都扑灭，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父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批评了哥哥，表扬了我，说："看，还是老二聪明果断，要不是老二及时找了大人来，这把火不知要烧成什么样子！"这件事对养成我处事果断的性格有很大的作用，它让我树立了处理危急时刻突发事件的信心。在此后的人生历程中，不止一次遇到紧张危急的局面，全靠了我见机明白，当机立断，才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木工房和洗印室
从小喜欢动手，最常去的地方除了私塾，就要数木工房和洗印室了。
木工房和木匠师傅们的住处，是从我们的住房到私塾去的必经之地。看着那些木料在师傅们手中变成各种器具，看着那些木工工具，我心里充满了好奇。我经常看他们干活，真想动手摆弄摆弄那些工具。木匠师傅对我都很和气，告诉我这是筷子，是干什么什么用的；那是锯子，是干什么用的；这是凿子，那是刨子，那是斧子……一边说，一边演示，但就是不让我碰他们的工具。说是那些东西都有刃儿，很快（锋利），伤了手，了不得。现在想想，他们不让我动那些工具，除了怕伤到我，惹出麻烦之外，也有爱护他们的工具的意思。那是他们吃饭的家伙，要靠它们养家糊口呢！
当时虽然因为年龄太小，没能亲自动手做木工活，但对各种工具的功用、使用方法，以及干这些活儿时的动作要领等，可以说是耳濡目染。成年后从事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工作，做实验时难免要自己动手做些钉钉敲敲的事情，干起木工活，颇有驾轻就熟的感觉。这得益于从小不知不觉间学到的知识。"文革"中下放到干校之前，我专门买了几种常用的木工工具，备了一个不大的工具箱；到了干校后，还专门拜了一位木工师傅为师，跟着他学做木工活。这不但让我的木工技术更上一层楼，也让我的身体得到很好的锻炼。当然，这都是后话，到时候再详述吧！
大约五岁的时候，我就对照相发生了兴趣。原因是这样的：
父亲任胶东道尹时，兼交涉使，有些涉外的公务。其中一项，就是按照政府与俄国人的协议，往西伯利亚派劳工。当时俄国开发西伯利亚，需要征用大批劳动力。于是他们就与当时的政府签订了协议，由中国为他们提供劳工。被派去的劳工们，多是些在押犯之类的人。因为听说那里苦，去了不一定回得来，没有人愿意去，所以那些劳工都被戴上手铐、脚镣之类的东西。他们被一批一批地送到烟台来，又从烟台坐船去到海参崴。
每派出一名劳工，办理护照之类的文件时，政府可得四块钱的印花税，道尹可分得一块钱，算是外快吧。这些劳工在派出前，都要摄影备案。照相和洗相的事，都是在道尹衙门的南院完成的。我那时亲眼看见，即将派出的劳工们每三个人为一组，在南院操场东边的北墙根下，坐成一排照相，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张写着他们姓名的纸板。照了相以后，拿到操场南半部西侧的洗印室去冲洗。看着那小黑匣子对着人"咔嗒"一响，照了相的胶卷，在暗房里用药水冲一冲，就能出来人像，真觉得不可思议。因此，我对摄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八九岁的时候，舅舅盛麟怀从上海来烟台，给我们带来一部照相机，记得是柯达牌的，在当时要花五块钱，算是了不起了。舅舅在烟台住了一两个星期，这期间我跟他初步学会了照相、洗相，从此更迷上了摄影。母亲去世后，我到了上海，又有了一台专属于我的新相机，玩摄影更方便了。这样，上中学，读大学，甚至做事（工作）以后，都没有放弃玩摄影。摄影不仅是我的一种业余爱好，也是我工作中要用到的很重要的一项技能。现在时兴数码相机，我也买了一部新款数码相机。摄影这个爱好，一直陪伴了我九十多年。
吃西餐
因为父亲当的官儿是道尹兼交涉使，所以处理一般政务之外，还要办一些外交方面的事。这样，我们很小的时候，也就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外国人。那时在烟台的外国人，常见的主要是英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办外交的有个姓杨的，名字记不得了，他是个日本通，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我常去他家里玩。还有一个姓董，名叫董斌夫，英文很好，我跟他学了些东西。
外国领事之类的人到衙门里来，父亲要在花厅接见他们，有时还要留他们在西餐厅用餐，或是用些茶点。因为有这样的需要，衙门里专门雇了洋厨师。每逢这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们也可以吃到西餐，可以开洋荤了。
有时父亲也带我去回拜。英国领事馆在烟台山上，那里有一块地方，住的都是外国人。到了烟台山，有时要在那里住一两天。吃西餐，吃外国点心，我印象很深。日本人对烟台极感兴趣，海岸上常常看到很多日本兵。记得一次去回访日本领事是在兵船上，第一次看到大炮，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当时感觉父亲处理外交上的事很自然，跟那些外国人有说有笑，平等对待；对日本人也不畏惧。不像后来看到的有些影视、文学作品描写的那样，中国人见了外国人总是卑躬屈膝。
过年过节
对小时候过年过节，印象也很深。一年三大节，旧历年、元宵节和中秋节。最热闹的是元宵节。过年时，大门口要挂国旗，用松枝、小灯泡布置。到了晚上，灯泡亮起来，到处是鞭炮声，节日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浓烈起来。
到了元宵节，要请来耍龙灯的人，在南院的操场上表演。龙的前面有人引导，从龙头到龙身，再到龙尾，总有十几米长，下面约有十几个人，每个人都用一根长竿把这条龙举起来，行上行下，转着圈儿跑，让这条龙做出"蛟龙戏珠"等各种动作。舞龙的人必须配合得十分默契，特别举着龙头的人，力气要大，身体更要灵活。龙的制作非常精巧，身上点着许多支蜡烛，在上下翻飞时，这些蜡烛既不会灭，也不会把龙身点着。除了舞龙之外，这一天还放鞭炮、放花、放盒子。"盒子"是五彩扎的戏文，有九层，布置着九出戏，大登殿、三娘教子等，很是热闹。每一层都像是一个舞台，舞台上戏里的人物都是立体的小纸人儿。放的时候先立一个很高的架子，把盒子吊上去，点着后让它自下往上，一层一层地烧。烧完一层，这一层就垂落下来；九层都烧完，这九出戏也就都展示出来了。放盒子是很稀罕的事，放的时候，不光衙门里的人们来观赏，周围的老百姓也有很多人跑来看热闹。现在想想，这东西制作起来很费力，估计得花不少钱。一般是地方上送来，父亲要给他们赏钱，给红包。元宵这一晚还有猜灯谜的活动。在临时拉起的长绳上，挂着很多彩色的纸条，上面写着谜面，鼓励大家猜，猜到了有奖赏。
中秋节拜月很隆重，搭台子，摆供品，一直看着月亮上来。大人们可能要想到全家团圆，要思念远方的亲人……小孩子们不懂得关心这些事，只想着撤供的时候，我们就有得吃了。
在烟台经历过的最大的事，就是母亲的去世，详细情况已经在第一章叙述过了。母亲的去世，对我家影响极大，更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护送母亲的灵柩回老家湖州安葬之后，没有再回到烟台，而是跟着外婆到了上海。在上海期间，我跟盛家人在一起，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在烟台是生活在旧官僚家庭的话，那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过的就是大商人家庭的生活。
这一段生活的具体情况，打算在下一小节中详述。现在想把我在烟台的事情，11岁之前的事情，做一个小结，着重说一说这一时期自己的性格、观念方面形成的情况。
回忆这一段生活，虽然当时我还只是个小孩子，但一些性格已经初步形成；很多观念还相当模糊，但对一些人生道理，也已经开始思考。这些主要是受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影响，也受老师的教育和书本的影响。
比如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看到什么东西，或从书上学到什么东西，就想去研究，喜欢模仿，像前面说过的仿照田单的火牛阵弄出什么"火猫阵"等，这种性格几乎伴随了我的一生。
关于善与恶的观念，尤其是政治上的善恶，不是很清楚。父亲不贪，可在广东雷琼道时，下面的人送给他姨太太，他也接受了。那时广东一些地方"盗贼蜂起"，他亲自下乡剿办。其中可能有打家劫舍的强盗，也有反清起义的人。像海陆丰一带，是强盗窝，也是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势力聚集的地方。父亲的做法对不对，小时候从来也没有想过。
父亲在烟台做了十年道尹，北京换了六位总统，但一直没有换他，这种事情很少见。他对旧文化的执着、对佛教的虔诚，他决囚时的慎重，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山东的省长换了田中玉。田中玉不喜欢父亲，父亲也不买他的账。他想要撤换掉父亲，另派了一位道尹，但中央不同意撤换，结果弄得当时烟台有两位道尹。我们的衙门在朝阳街的西头，他们派的道尹在东头，两个道尹衙门同时开府办公。这样的局面大约维持了三四年、四五年的样子，父亲终于离开了烟台，并离开山东，来到北京，最后把家也迁到了北京。
那位新道尹的名字想不起来了，但记得我到南京史语所工作时，租住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世界上有些事情真是太奇怪了。
关于贫富的观念，最初是《红楼梦》给的。看《红楼梦》里写的，穷人是真穷，富人是真富。回过头来看实际生活，也是这样。对于我家来说，有些穷亲戚遇到困难，我们都是尽量周济。来到我家的，给他们吃，给他们找地方住，走的时候还要送些东西。母亲故去时做道场，放焰口，在家里停灵七七四十九天，每一七，都要搭台"施食"，撒馒头。每到这时，就有不少贫苦邻居家的孩子们在这里等着抢馒头。这些丢下来的馒头我们都不吃，不觉得稀罕，可是那些穷人的孩子一个人能抢到两三个，满脸都是高兴的样子。还有那些被送到西伯利亚的人，也都是穷人呀！我们自己吃穿不愁，本来不需要花什么钱，但过年时家里还要给一块大洋做压岁钱。这些就是我当时对贫富的认识。
也没有什么敌我的概念。因为父亲兼着交涉使，所以短不了跟外国人打交道。我曾经跟着父亲到烟台山上的英国领事馆办事，还在那里住过几天。没有觉得英国人有什么不好。烟台有很多日本人，他们的兵舰就停在港口，舰上安装着大炮，但小孩子也不懂得仇恨他们。俄国人，有时听大人议论，说他们对东三省有野心，也只是心里讨厌他而已。可以说在这些方面，思想上是模糊的。
对于宗教，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接触得比较多。不知是不是跟我的健康状况有关系，从五六岁起，家里就要求我背诵《心经》。每天早晨还没起床，在被窝里就要开始背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背是背得很熟了，但当时并不懂。此外，大人们求神拜佛，总要带我去。所以小时候是相信鬼神的，对神佛有一种敬畏之心。
关于男女，虽然已经和梅家订了婚，虽然看过《红楼梦》之类的书，但在山东时，在这方面还没有开窍儿。直到我到了上海，接触了小表妹，才找到一点儿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感觉。
【吴宗济（1909-2010），字稚川，笔名齐鲁，籍贯浙江吴兴，生于山东济宁。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音研究室主任、国际语音协会常设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及该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10年7月30日逝世，享年101岁。】
